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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奥运梦想的路上，一代一代的开拓者薪火相传，百折不回。而这其中，清华人凭借他们对体育的执着和努力，为中国奥运梦想的实现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名字，应该被我们深深铭记——

奥运梦想的开拓者

马约翰：“希望有一天奥运会能在中国举办！”

马约翰是上世纪初我国著名的体育家、体育理论家和教育家。他于1882年生于福建省厦门鼓浪屿，从小就喜爱体育运动，具有突出的运动才能。早在1905年，马约翰就曾在上海万国运动会上击败欧洲和日本选手，获得一英里赛跑冠军，为中华民族争了光。1914年，马约翰应聘到清华大学任教。从这时起直至1966年去世，马约翰在清华辛勤工作了52年，为清华大学乃至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与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

从到清华任教的初期，马约翰就特别关心学校的体育教学。当时的他，还只是怀着最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感——清华每年要送100名学生去美国学习，被派送的学生在身体方面也应该像样一点，总不能把帝国主义蔑称中国人的所谓“东亚病夫”送去吧！他常对学生说：“你们要好好锻炼身体，要勇敢，不要怕，要有劲，要去干，别人打棒球、踢足球，你也要去打、去踢，他们能玩儿什么，你们也要能玩儿什么；不要给中国人丢脸。”

1919年，马约翰利用公假到美国春田大学进修，考察和学习美国的体育教育。翌年，在他的毕业论文《体育历程十四年》中，他满怀忧虑地指出：“中国是一个最古老的伟大的幸存国家，它的面积3913560平方英里，人口大约为四万万，全体人口都是羸弱或多病的，而且经­历着不卫生不健康的生活条件。这是一块人民生命不断遭到疾病折磨的土地。啊，中国需要体育，就像一个结核病患者需要治疗一样。”

1936年，马约翰作为总教练带领中国队参加在德国柏林的第十一届奥运会。此前，在1932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上，田径赛场上曾出现中国短跑好手刘长春的身影，刘长春也由此成为中国的“奥运第一人”。但四年后的柏林奥运会，对很多中国人来说意义更加重大。因为这是自中国成为国际奥委会会员以来，首次正式参加这个世界体育盛会。

在柏林奥运会中，旧中国派出了人数最多的一个代表团。在这届奥运会上，中国人第一次向世界展示了自己的精神和风采，符保卢闯进了撑竿跳的决赛，而舒鸿更是代表中国人第一次执法篮球比赛的决赛。在这届比赛中，中国人彻底甩掉了西方人眼里“东亚病夫”的帽子。

1949年，时任团中央秘书长的荣高棠到马约翰教授家登门拜访，为筹备中华全国体育总会邀请马约翰出山。对着昔日的学生，马约翰说出了自己的夙愿：“我希望有一天，咱们中国运动员能在奥运会上拿金牌，还能有一天，奥运会能在咱们中国举办­¡­”

1949年10月27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马约翰出任副主席。50年代，马约翰先后当选国家体委委员、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和主席，80高龄两度出任全国运动会总裁判。面对全国各地不断的求教信，他坚持每天抽出时间写四五封回信，把锻炼身体的方法和自己的经­验详细地告诉他们。他说：“我要献出全部精力，为发展祖国的体育事业而奋斗！”

马约翰毕生致力于我国体育事业，深受人们敬仰，被誉为“我国体育界的一面旗帜”。他为清华体育传统的形成和弘扬，辛勤耕耘、执著进取。在他的指导下，体育运动成为清华学生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运动水平提高很多，清华代表队在对外比赛中屡屡获奖。而“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口号，也早已成为一代代清华人自信的箴言和自觉的行动。

荣高棠：“掌握中国人体育大事的人”

在荣高棠的一生中，有无数个“第一”：中国第一位接受奥林匹克勋章的人，第一位全国体育总会筹备会的秘书长，第一位带领中国奥运代表团出征的团长¡­¡­他是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对中国体育的发展、特别是乒乓球运动的崛起功绩卓著，为中国最终恢复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奠定了基础。毛泽东曾经­评价荣高棠是“掌握中国人体育大事的人”。

荣高棠1912年出生在河北霸州，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由于中学时有较好的篮球基础，荣高棠一入校就被选为清华大学篮球队的成员，受到了中国近代杰出的体育家和教育家马约翰先生的培养。

1949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在北京成立，荣高棠担任了副主席兼秘书长。1952年7月17日，国际奥委会第四十七届会议做出决议：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运动员参加赫尔辛基第十五届奥运会。

当邀请电报到达荣高棠手中时，距离赫尔辛基奥运会的开幕式已经­只剩几个小时了。荣高棠马上起草了一份报告，向当时的总理周恩来如实做了汇报。第二天，报告从中央获得了批复。荣高棠看到了周总理的决定：要去。

当以荣高棠为团长的中国体育代表团赶到赫尔辛基奥运会时，比赛已经接近尾声，但在这一届奥运会上，新中国的国旗第一次在奥运会场馆和奥运村升起，奥运赛场上第一次出现了新中国运动员的身影。

20世纪60年代，荣高棠亲自坐镇中国乒乓球队，开始了一段小球推动大球的佳话。20世纪70年代，在中国恢复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的斗争中，荣高棠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83年，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向荣高棠授予奥林匹克勋章，表彰其对奥林匹克运动和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

1991年，北京启动了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计划。当时的申办秘书长魏纪中在回忆荣高棠时说：“1993年，已经年过八十的荣老总是积极参与中国的申奥工作，召集我们申奥代表团成员询问情况，提供建议。”虽然申奥失败让荣老的心中充满无限的伤感，但他还是坚信中国一定会取得奥运会的举办权，也深信自己一定能看到那一天。

2001年，北京第二次申奥时，荣老已经­90岁高龄，可他仍然“利用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关注支持北京申奥”。宣布结果的那一天，荣高棠的妻子朱琛燕参加申奥声援团去了俄罗斯，家中只有他一个人。朱琛燕打电话回家，先叫丈夫在手边准备好药，或者嘴里先含上一个药片，再对他说结果。她担心，无论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丈夫的心脏都不能承受。

这一次，北京成功了！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荣高棠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不胜感慨：“7月18日，振梁率领申奥代表团回国，我去了机场。本来已经­想好了问候和祝贺的话，可是看到他从飞机上下来，我就什么都说不出来了。我们俩就抱着哭啊，眼泪都止不住了。几十年，不容易啊！”

申奥成功后，体育总局开了一个老干部欢庆会，荣高棠在会上讲了一段感人至深的话：“各位老同志、老朋友，咱们盼了一辈子的盛会到了家门口了，百年一遇啊！2008年以前，Ë­都不许走，好好活着，能为北京奥运做点儿什么就做点儿什么，就算什么都干不了了，咱们也要到奥运会现场去呐喊助威！”

遗憾的是，荣老没能等到2008。2006年11月15日，荣高棠因病在北京逝世。但他对体育的执着和努力，却帮助几代中国人成就了奥运梦想。在中国奥运的丰碑上，将永远刻下他的名字。

伍绍祖：与奥运的不解之缘

伍绍祖1939年出生于湖南耒阳，196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在1988年底到国家体委任职之前，他并不算是一名体育的内行，甚至“不太喜欢体育”。此前，他是国防科工委政委，一名少将。而1988年汉城奥运会之后，他被任命为国家体委主任，从此在体育系统一干就是11年，也由此开始了与体育、与奥运的不解之缘。

1991年，北京的第一次申奥计划启动。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申奥计划”的最初缘起，竟是来自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一次视察亚运会场馆时所讲的几句话。伍绍祖说，要不是他曾经­当过参谋，牢牢记住了小平同志当时随口讲的这几句话，或许也就没有了后来的第一次申奥。

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伍绍祖回忆起了当时的情景：“那是1990年7月3日上午，小平同志去视察亚运会场馆，我和体委、北京市的一些同志陪同。当时小平同志问了句：‘中国办奥运会决心下了没有？为什么不敢干这件事呢？建设了这样的体育设施，如果不办奥运会，就等于浪费了一半。’我在军队当过参谋，什么都记在本上，回去后就给中央领导、体委领导、北京市的领导讲了，小平同志有这么个意思。党中央马上讨论，最后决定：申办！1990年就开始启动申奥了。”

而对于第一次申奥的失败，伍绍祖认为，这也不完全是一件坏事。“如果第一次申办成功了，以当时我国的经­济实力，办奥运会费的力气要更大一些，而且还会影响改革开放的进程。没申办成功，对我国人民、尤其是青年大学生也是一次极大的教育，知道世界上还有反对势力。”

在伍绍祖担任国家体委主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的十几年任期内，他曾两次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夏季奥运会，一次是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一次是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在这两届奥运会上，中国队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分别获得了54枚奖牌和50枚奖牌，在金牌榜上均名列第4位。

在伍绍祖任职体委期间，他明确提出要严格禁止运动员服用兴奋剂。因为反兴奋剂工作做得好，他还被国际奥委会请去做经­验介绍。萨马兰奇称赞中国是“反兴奋剂的模范”。在今年的“奥林匹克宣言国际论坛”上，当谈到对中国队在本届奥运会上夺金数的期望时，伍绍祖仍然坚持他一贯的立场：“能拿多少就拿多少，而且要拿真的，不能拿假的！”

曾经­有媒体问：如果请您对今年的北京奥运会讲几句话，您会说什么？

他爽快地回答：“还是我过去提的，对运动员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对体育工作是：‘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

此前的奥运会上，伍绍祖曾多次与运动健儿同行。而今，退了休的他，笑称自己“过的就是普通市民的生活”。“今年我不和健儿们同行啦，我和广大老百姓们同行”，伍老说。　

（《清华人》2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