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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5月6日，一位在佐治亚理工大学读书的清华毕业生在水木清华BBS上撰文《今天寄给中央领导的信及捐款》，表达了对祖国和母校抗“非典”工作的关注和期望。

胡主席、温总理、吴副总理：

你们好！

我是一名普通的北京籍留学生，毕业于清华大学，现在在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学习。 我写这封信的目的是想把我刚刚在美国退回来的2002年的联邦税，$314.75，捐给战斗在SARS第一线的您们。我知道这300多美元对您们不算什么，但我希望通过它表达我对您们的崇高敬意。您们可以以您个人的名义再捐给最需要它的地方。我相信，以您的名义捐的钱没有人敢挪作它用。美国的个人缴纳的联邦税是美国政府的国库来源之一。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我有责任，有义务在国家困难的时候出自己的微薄之力。因而我想到了我的联邦税，我有责任给祖国上一笔特殊的“联邦税”。

虽然，我在遥远的大洋彼岸，但我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北京，我的家乡。当听说SARS在北京迅速传播的时候，我十分担心我的家人、亲戚和朋友们。十几天来，我们每天早上起床头一件事就是上网看看又有多少新病例。我打了很多电话，发了很多电子邮件，询问亲戚朋友们是不是都健康。目前，大家都好好的。虽然SARS是一场灾难，但通过这件事，我看到了一个真正的“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政府。你们不惜人力、物力、财力，全力投入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你们时刻记得人民赋予的责任，深入到老百姓中间，与大家同甘共苦。人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通过大大小小的网站，网友们给了您们极高的评价和全力的支持，这些您可能都没时间看到。

温总理首次记者招待会那天正是布什向萨达姆发出最后通牒的日子。我没有坐在电视前面看布什讲话，却一直守在电脑前面看新总理。之前我脑子里有个大问号：有谁敢接朱总理的接力棒？通过精彩的记者招待会我看到了一个“database”总理，一个把人民牢牢记在心上的总理。于是逢人便说：“我喜欢这个新总理，不错，不错。”4月初，当全世界都开始关注SARS的时候，我的导师和一些美国朋友问我：“中国的数字可靠吗？政府怎么采取措施控制？”我对他们说：“我相信新政府一定会努力的。”果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果断的措施。我便把这些都及时地传达给了他们。虽然，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留学生，但我希望做一个小小的“发言人”，让我认识的美国人知道一个不同于CNN记者眼中的中国。我的宣传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他们希望通过我向我的家人朋友带去问候，也对预防SARS献计献策，并且很高兴看到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政府。

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似乎没有遇到过愁事。我上小学前，每天跟妈妈去上幼儿园的时候都要经过天安门广场。天安门横幅上的字是我认识的头几个汉字，即使那时我还不懂什么是国家，我已经在那里认识了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和庄严的国徽。5月2日亚特兰大当地的报纸登了一幅照片：空空荡荡的天安门广场。当时我的心都要碎了。我还记得五一前后在广场上的各式风筝，记得每年国庆挤在人群里看花坛，记得起大早去看升旗仪式。我发现，我没有一天比现在更想念和热爱我的北京。

现在我这里的信息来源很杂，一方面是网上的消息，一方面是美国媒体的消息，另一方面是家人和朋友向我介绍的一些北京最真实的老百姓的生活。我妈妈告诉我虽然现在商品不如以前全，消毒水不容易买到，但她理解，政府已经努力了，没人抱怨什么。她也着急地问我：“你说，政府下了那么大力气，怎么这数字还是一个劲地涨呢？”我说：“这种病毒谁还都没弄明白。咱们能做的就是团结起来，共渡难关。这事发生在北京还算好，我们有政府，有最好的医院大夫，我们惟一需要的就是时间。千万不能让病毒传到别处，哪有咱北京这条件呀？所以如果政府真的做了什么决定，咱们一定要理解，要支持。你整天担心的是咱这一个家，人家可担心的是13亿人。”妈跟我说，现在大家都明白，都理解。

昨天去Chinatown，我看见在台湾的电视里面，台北市的市长讲话都戴着口罩。而温总理、吴副总理却来到大学生中间和大家共进午餐。今天一早我就收到在清华的同学的来信，说看到了温总理和吴副总理，激动极了。我看到了政府拿出20个亿来和SARS斗争，相反美国政府却拿这老百姓交的联邦税去打伊拉克。对比之下，我更愿意把这笔钱捐助给我的祖国。我也号召在美的北京籍学生都能从自己奖学金的联邦税的退税里抽出一部分，捐给自己的家乡。虽然我们这些学生的奖学金都只够温饱，但国难当头，人人有责。

再道一声，辛苦了。祝愿祖国国泰民安，繁荣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