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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陈薇，1984年考入浙江大学化工系，1988年入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生物化工专业攻读硕士学位，1998年获军事医学科学院医学博士学位。

由北京军事医学科学院分子生物研究所主任、医学博士陈薇负责研究的“基因工程ω干扰素”对非典的元凶——变异冠状病毒有杀灭作用，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4月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考察了陈薇所在的军事医学科学院，并就如何运用科技力量防治非典型肺炎同科研人员进行座谈，勉励科研人员再接再厉。陈薇与胡总书记面对面地交谈了十多分钟。

赵 洪（1983级化工）

本想在校庆之际请陈薇来系里做一次学术报告，因为她搞的基因工程药物很前沿，化学工程出身的她能在医药领域里占有一席之地，我一直认为这是对学生进行专业教育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不想日程因SARS病的爆发和蔓延而耽搁。后来，她打电话给我，说她研制了抗“非典”的药物，要送我几支。再后来见她就是在央视的《焦点访谈》、在《东方之子》、在《科学时报》、在《北京青年报》……昔日的同窗、今日的好友成了众目睽睽的焦点和在瘟疫蔓延时给人们战胜病魔带来曙光的英雄，成了名人。

胡总书记向陈薇博士（右２）详细了解科研情况

对她的成功，我一直认为是一种必然，我很服气。我每次从她的实验室回来，都有很多感慨。陈薇1984年从浙江兰溪考入浙江大学化工系，1988年获得化学工程学士学位。同年因成绩优异被推荐到清华大学化工系生物化工专业攻读硕士学位，指导教师为丛进阳教授。1991年获得生物化工专业的工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双向选择来到地处丰台区的军事医学科学研究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工作。1998年在军事医学科学研究院获得医学博士学位。2000年晋升副研究员；2002年在全院的擂台“比武”中，被破格提升为研究员，并享受首批军队特殊人才津贴；2003年3月成为微生物学专业的博士生导师。从化学工程、生物化工到医学研究，她是全院屈指可数的能从“上游”（基因克隆表达）一直做到“下游”（产品分离纯化）的研究人员。

但凡能坚定脚步、做出成绩的人，其实都有可书之处，个性使然、环境使然、人生观和价值观使然。读研究生时的陈薇是一个很活跃的人，喜欢文字工作，是《研究生通讯》的副主编；喜欢跳舞，常常光顾周末学生食堂舞会；喜欢有挑战性的工作，是学生服务社咖啡厅的第一批“女服务员”。可活跃的陈薇干起科研来却是一丝不苟，相当投入，能动能静。虽然我当时觉得以陈薇的性格，将来不太可能从事纯粹的科研工作。可时过十年，在我们化工研八班同学中，她是最潜心科研，也是科研成果最突出的人。细细想来，陈薇今天的成绩绝非偶然。人在取得成绩后，总会有人来关心她的经历。其实，陈薇也有和其他成功者相似的人生历程——梅花香自苦寒来！

1991年的丰台很荒凉，部队的生活很单调，生活很清苦，陈薇在一间１0多平方米的小屋住了多年。十几年来，她经历了别人不太容易承受的寂寞——潜心钻研，日复一日、年复一年。2000年，刚刚到美国几个月的陈薇，接到所里电话，原研究室主任出国，召她立即回国工作。她毫不犹豫地收拾行装，返回了祖国。陈薇回国后，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亲批，借给她500万元人民币启动经费，这是建院以来史无前例的。“9•11”后不久，陈薇作为全军某重大专项的首席科学家，又获得500多万元的资助。就是靠这二笔钱，陈薇带领一帮年轻的博士，按照国家GMP标准，开始筹建基因工程药物研究与开发中试基地，其中辛苦不是几句话能说得清，也不是每个人都能体会得到。一年后终于从平地建起了国内一流的基因工程药物研究与开发中试基地，并发展成为有50多人、博士硕士占一半以上、平均年龄约30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队特需药品中试基地”，承担了国家“863”、“973”、自然科学基金、全军重大专项等课题。我始终相信陈薇能成功，我是作为一个朋友、一个旁观者这样理解陈薇的。

无为而治——良好的心态使她踏踏实实工作

十年磨一剑。陈薇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她的个性在于她不受别人意见的左右，不受世俗的价值观影响。只要自己认定的路，不计得失，就会义无返顾地走下去。她的人生追求就是做她自己喜欢的事情。她有女人少有的大度和宽容，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心态，对待事业，对待家庭。她能潜心科研，淡泊名利，专注于她干的工作，十几年如一日。很多企业老板要与她合作开发药物，虽然在部队工作，每月津贴仅千余元，但她从不被利益所动。她不计时间、不计报酬地工作，充分享受科研过程中的发现带给她的乐趣，幸福于自己的工作能为人类的健康贡献一份力量。在这种心态下，她不急不躁、踏踏实实，认认真真。要知道，从她开始工作到2000年晋升副研究员，经历了近十年时间，如果不是这段时间的积累，她也很难担负起后来的科研重担；如果不是因为能潜心钻研，耐得住近十年平凡工作的寂寞，也许就不会有今天的陈薇。尽管今天的陈薇获得了荣誉，得到认可，晋升了职称。我始终认为，那是结果而不是她追求的目标。

天道酬勤——忘我的工作终于取得可喜的成果

人说“时势造英雄”，但我还要说：机会总是给那些有准备的人。如果没有SARS，陈薇也许不会成为如此热门的焦点人物，但我相信总会有别的机会，只是时间和机遇问题。陈薇在基因工程药物方面进行了12年的科研工作。今天的成功是她辛勤耕耘、潜心积累的结果。在此以前，她虽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科研人员，但她的勤奋常使我感慨——没有周末和节假日，每天晚上11点以后才回家，回家只是吃饭和休息，其余时间全在实验室。从来都喜欢自己亲自做实验，设备坏了自己动手修，从基因克隆、蛋白表达到产品纯化，技术关键在哪儿她一清二楚，从实验室到中试的难点在哪儿她心中有数。每次去她那里，她都是在实验室。她32岁才生儿子，但她没有时间和孩子在一起，也没有时间照顾家庭，普普通通的她，就是这样要求自己，实验室就是她的家，工作是她最大的乐趣。我和她联合培养的研究生曾在她的实验室做了半年的实验，颇有感触。她和她实验室工作人员忘我的工作投入是令人敬佩也是常人难以做到的。

学科交叉——从实验室研究到产业化的优势

2002年，军事医学科学院举行全院军事技术比武，能从生物技术药物的研究开发到工业化生产，即所谓能从“上游”直接做到“下游”的，寥寥无几，她被破格晋升了研究员。化学工程的工科功底，使她在科研中受益。从实验室的成果到中试生产，比起纯粹搞医学研究的人来，她懂得实际生产中的设备问题、控制问题、放大技术问题，也就有能力将实验室的成果直接进行产业化。为加速“ω干扰素”的批量制备，发酵设备从几升放大到250升的工业规模一次成功，没有前期的工程训练和工程经验是不可能的。仅是新建的“军队特需药品中试基地”，从图纸设计、设备选型、工艺布局等，无一不需要工程训练的功底。她比搞药物研究的人懂工程，比单纯搞工程的人懂临床、懂药理。交叉学科的教育背景使她在最前沿的基因工程药物的研制中发挥出了优势。

把握前沿——正确的方向使她的付出取得成功

从1988年开始，陈薇在读硕士研究生时，就在导师的指导下，开始了单克隆抗体纯化“干扰素”的科学研究工作。在绝大多数的实验室是传统的化工实验室的工物馆里，在工物馆新楼五楼的一个角落养着几十只小白鼠。她每天与小白鼠打交道。抽取病变小鼠的腹水、分离、分析……那时她就开始接触与保护人类健康为目标的研究项目。毕业后，她继续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几经发展，目前全世界只有两家深入进行“ω干扰素”研究，另一是美国的Biomedcins公司。这是一个纯粹的国家一类新药。不仅如此，陈薇的课题组以危害人类健康的各种病原体为研究对象，基因工程医药产品的开发主要针对丙肝、AIDS、炭疽等展开，研究预防与治疗办法，目前她有几项重要的研究工作正在进行中。正确的科研选题、正确的研究方法、敬业奉献的精神，使得她的工作得到承认，为社会做出了贡献。

科研环境——为年轻人成长创造条件

部队的科研体制与地方的院校有很大不同，研究工作更多要求的是实用性。因此，科学研究的理论探讨并不是科学研究的全部，有大批的研究人员在从事“产品工程”，即从需求到产品，注重实际技术的开发，力争得到实用的新产品，药物的开发更是如此。从“α干扰素”到“β干扰素”直至“ω干扰素”，从实验室到中试基地，走的就是这个路子。 “ω干扰素”只是她研究工作的一部分内容。从军事科研比武的机制看，部队提职的主要指标不强调发表文章的数量与申请到的经费多少，而是一个研究人员的学术水平与技术水平，尤其是注重评价具有实际意义的科研成果，如专利和开发新产品的技术。本次破格晋升研究员，是通过院组成的专家的严格审议，多次进行了口头答辩，对前期工作成果进行考察鉴定，不拘一格。同时，有力而及时的经费支持，为年轻科技人才的成长创造了良好的科研条件。

作为一名教师，我总在想：十年、二十年以后，我们会有多少个陈薇？十年磨一剑！一个人成才固然有诸多的环境因素，但自身是起决定作用的。知识结构、身心素质、敬业精神、全面能力缺一不可。我们培养的学生能不能在走出校门后能沉下心来，耐得住寂寞，认认真真地积累，兢兢业业地工作，把握前沿课题，在国家面临重大困难，有重要需求的时候，挺身而出，为国分忧，为国解难？要做到这一点，我们今天应该怎样培养学生？

按：5月6日，一位在佐治亚理工大学读书的清华毕业生在水木清华BBS上撰文《今天寄给中央领导的信及捐款》，表达了对祖国和母校抗“非典”工作的关注和期望。

胡主席、温总理、吴副总理：

你们好！

我是一名普通的北京籍留学生，毕业于清华大学，现在在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学习。 我写这封信的目的是想把我刚刚在美国退回来的2002年的联邦税，$314.75，捐给战斗在SARS第一线的您们。我知道这300多美元对您们不算什么，但我希望通过它表达我对您们的崇高敬意。您们可以以您个人的名义再捐给最需要它的地方。我相信，以您的名义捐的钱没有人敢挪作它用。美国的个人缴纳的联邦税是美国政府的国库来源之一。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我有责任，有义务在国家困难的时候出自己的微薄之力。因而我想到了我的联邦税，我有责任给祖国上一笔特殊的“联邦税”。

虽然，我在遥远的大洋彼岸，但我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北京，我的家乡。当听说SARS在北京迅速传播的时候，我十分担心我的家人、亲戚和朋友们。十几天来，我们每天早上起床头一件事就是上网看看又有多少新病例。我打了很多电话，发了很多电子邮件，询问亲戚朋友们是不是都健康。目前，大家都好好的。虽然SARS是一场灾难，但通过这件事，我看到了一个真正的“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政府。你们不惜人力、物力、财力，全力投入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你们时刻记得人民赋予的责任，深入到老百姓中间，与大家同甘共苦。人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通过大大小小的网站，网友们给了您们极高的评价和全力的支持，这些您可能都没时间看到。

温总理首次记者招待会那天正是布什向萨达姆发出最后通牒的日子。我没有坐在电视前面看布什讲话，却一直守在电脑前面看新总理。之前我脑子里有个大问号：有谁敢接朱总理的接力棒？通过精彩的记者招待会我看到了一个“database”总理，一个把人民牢牢记在心上的总理。于是逢人便说：“我喜欢这个新总理，不错，不错。”4月初，当全世界都开始关注SARS的时候，我的导师和一些美国朋友问我：“中国的数字可靠吗？政府怎么采取措施控制？”我对他们说：“我相信新政府一定会努力的。”果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果断的措施。我便把这些都及时地传达给了他们。虽然，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留学生，但我希望做一个小小的“发言人”，让我认识的美国人知道一个不同于CNN记者眼中的中国。我的宣传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他们希望通过我向我的家人朋友带去问候，也对预防SARS献计献策，并且很高兴看到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政府。

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似乎没有遇到过愁事。我上小学前，每天跟妈妈去上幼儿园的时候都要经过天安门广场。天安门横幅上的字是我认识的头几个汉字，即使那时我还不懂什么是国家，我已经在那里认识了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和庄严的国徽。5月2日亚特兰大当地的报纸登了一幅照片：空空荡荡的天安门广场。当时我的心都要碎了。我还记得五一前后在广场上的各式风筝，记得每年国庆挤在人群里看花坛，记得起大早去看升旗仪式。我发现，我没有一天比现在更想念和热爱我的北京。

现在我这里的信息来源很杂，一方面是网上的消息，一方面是美国媒体的消息，另一方面是家人和朋友向我介绍的一些北京最真实的老百姓的生活。我妈妈告诉我虽然现在商品不如以前全，消毒水不容易买到，但她理解，政府已经努力了，没人抱怨什么。她也着急地问我：“你说，政府下了那么大力气，怎么这数字还是一个劲地涨呢？”我说：“这种病毒谁还都没弄明白。咱们能做的就是团结起来，共渡难关。这事发生在北京还算好，我们有政府，有最好的医院大夫，我们惟一需要的就是时间。千万不能让病毒传到别处，哪有咱北京这条件呀？所以如果政府真的做了什么决定，咱们一定要理解，要支持。你整天担心的是咱这一个家，人家可担心的是13亿人。”妈跟我说，现在大家都明白，都理解。

昨天去Chinatown，我看见在台湾的电视里面，台北市的市长讲话都戴着口罩。而温总理、吴副总理却来到大学生中间和大家共进午餐。今天一早我就收到在清华的同学的来信，说看到了温总理和吴副总理，激动极了。我看到了政府拿出20个亿来和SARS斗争，相反美国政府却拿这老百姓交的联邦税去打伊拉克。对比之下，我更愿意把这笔钱捐助给我的祖国。我也号召在美的北京籍学生都能从自己奖学金的联邦税的退税里抽出一部分，捐给自己的家乡。虽然我们这些学生的奖学金都只够温饱，但国难当头，人人有责。

再道一声，辛苦了。祝愿祖国国泰民安，繁荣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