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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人才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一资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人才资源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第一资源的特征和作用更加明显，人才竞争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谁能培养和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谁就能在竞争中占据优势。”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特别强调指出：“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完善人才战略布局”“着力形成人才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努力培养造就更多大师、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从世界范围看，为应对不断加剧的全球竞争的挑战，许多国家都在大力实施青年拔尖人才的培养计划，并把人才培养提升到了国家战略部署的高度。我国高等教育尽管规模不断扩大，但人才培养的质量与现实需求存在差距，人才的专业水平、创新意识及实践能力有待提升，特别是经济转型升级所需的创新型、实用型、复合型人才供给不足。人才培养乃大学之本，人才培养模式更是一所高校最为核心的竞争力。在大学治理现代化、高等教育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目标的驱动下，持续推动大学人才培养模式发展是当下的重要任务。立足于国家的需要，对大学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深入探讨，探求适合我国国情和未来长期发展目标的培养策略，完善人才培养体系，为人才建立动态的发展路径，对各类人才实现有效的培养和开发，迫切需要加强顶层理论模型和人才培养战略研究。

大学培养模式这一论题虽然已经在世界学界获得了一定的关注和讨论，但探寻中国特色的大学人才培养模式，为各类人才提供符合身心发展的教育，仍然是我国政府和研究型大学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重点和难点。中国学界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探索过程中也需要对该领域的国际学术讨论做出回应，我们需要建立全方位的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体系，发出人才培养研究的中国声音。特别是，对于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社会和不同大学的发展轨迹，人才培养模式也存在着高度异质性，因此，我们应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体系。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培养的教育理念和指导思想，中国的学者们在充分与国际人才教育范式和研究方法对接、积极采用国际先进的研究模型的基础上，应该加强对人才通往卓越过程的一个或多个要素进行研究，更要从全局和整体的视角，结合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大学和学习者特点，系统地研究不同要素之间的作用机制及优化途径，从而完善中国人才培养体系。本研究旨在探索扎根中国、融通中外的大学人才培养模式，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融入人才培养和学科布局当中，加快各类型拔尖人才培养，为科教兴国战略提供全方位人才支撑。

本研究通过构建国际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四象限理论模型，对全球大学人才培养的典型模式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立足于清华大学现有学科和院系及人才培养特色，提出清华大学学科布局和人才培养的融通战略。全文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论述。第一，国际大学人才培养的典型模式是怎样的？主要通过分析国际上具有代表意义的四种典型大学人才培养模式，即德国的研究型大学、美国的创新型大学、英国的文理书院和苏联的职业型大学，解析不同模式的大学在人才培养方向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观和发展溯源的区别和联系，进而从理论框架上构建了国际大学人才培养的四象限模型。第二，如何理性审视和分析四种国际典型人才培养模式的优劣之处？在贯通美国、德国、英国、苏联不同国家大学的培养方向和特色基础上，对比和厘清四种大学人才培养模式各自的优势和劣势所在。第三，基于四象限模型的主体构想，如何融通清华现有学科和院系及人才培养特色，进而提出清华大学学科布局和人才培养的融通战略？自清华大学建校以来，因历史和发展原因，德国的研究型大学特色、美国的创新型大学特色、英国的文理书院特色和苏联的职业型大学特色在现今的清华大学的学科分布和人才培养中都有体现。诚然，清华大学在对外学习的过程中吸纳了世界一流高校的重要特点，但若要将其真正化为助力进一步发展的养料，还需要对四种类型特色和清华大学具体的教育培养实践加以理性思考和深入探讨。我们希望在立足本土实践、放眼国际的基础上提出具有中国特色、清华风格的社会主义大学的新型人才培养模式。

国际大学人才培养典型模式：四象限模型构建

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将高等教育的合法性认同分为两个途径：认识论的观点认为高等教育的目的是以“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政治论则相信研究深奥知识是因为它对国家具有深远的影响。由此产生了强调研究与知识创造的学科导向与强调应用性、为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的专业导向两种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分野。此外，高等教育体系人才培养亦被划分为本科生及研究生两个阶段。通常认为强调应用性的专业教育多面向的是社会大众需求的本专科层次教育，而强调研究和知识创造的学科教育则更多地面向研究生层次。但实际上，西方传统大学的本科教育强调通识教育和发展“整全人”为目标，同时研究生层次亦有强调专业性和创新性的培养模式。由此，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不应是强调专业人才培养的本科教育和强调学科知识创造的研究生教育两种，而应沿着“学科/专业”和“本科生/研究生”两个二分维度进一步划分为四种模式。我们构建了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四象限模型如图1所示。

第一类创新型大学偏重于研究生教育，强调教学内容的专业性及应用性，该类大学在美国最为典型。20世纪，以威斯康星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为代表的美国赠地学院，将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为大学的主要目的，服务国家、服务社会的“威斯康星思想”席卷了整个美国。与此同时，杜威（John Dewey）的新自由主义思想为美国的政治论基础注入了创新的活力。在“新自由主义”理念关照下，美国的教育非常注重对学生合作态度、质疑与探究的科学精神的培养。创新能力是美国教育的核心。在这一背景下美国产生了大量以研究生为主的职业学院，如工学院、医学院、商学院和法学院等，这些学院的规模很大，直接面向就业市场。在这些学院当中，职业导向的训练与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是培养的关键。

第二类研究型大学同样强调研究生教育，但该类大学更强调学科的知识研究与创造。研究型大学发端于德国。在实践中，教学与科研结合的理念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雅典学派”，并被欧洲大陆继承。文艺复兴时期，伽利略将真理的论证方式建立在经验观察和理性说服的基础上，开创了西方科学体制化的先河。这种制度后来遍布整个欧洲，在17世纪成立的英国皇家学会和法兰西科学院，以及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等古典大学中都有体现。在哲学思想上，研究型大学的思想是在德国哲学家的手中被不断完善的。以托马西乌斯（Christian Thomasius）和沃尔夫（Christian Wolff）为代表的德国最早的一批启蒙学者，以及在大学中呼吁理性精神绝对至高地位的康德，都提出大学应该追求人的理性和独立意志。最终，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将科研和教学统一的思想建立成了一个永久的原则。洪堡认为，大学不应该只是接受知识，而应该致力于通过科学研究发现新的知识。在洪堡、费希特等新人文主义学者倡导下，柏林大学把“教学科研相结合”的思想作为办学理念。这一原则得到普鲁士政府的支持，随后被德语国家大学普遍接受。柏林大学为了支持研究型大学的发展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这些举措后来成为德国高等教育系统的传统印记：它包括基于学术研究能力任命教授的制度，以及最具代表性的制度形式即教学-科研实验室（Teaching-research laboratory）和教学-科研研讨班（Teaching-research seminar）。在这里，教育与科研密切相关，其重点不再是人文主义启蒙，而是高度专精的学科。

第三类文理学院主要关注本科生人才培养和学科的知识创造，而非专业技能的教育，遵循为知识而知识，为学术而学术的发展逻辑，文理学院主要起源于英国。英国高等教育是一个典型的精英模式。以牛津和剑桥为代表的英国古典大学崇尚博雅教育和自由教育，而非为在工业化社会中的生活做准备的职业性教育和专业训练。剑桥大学副校长约翰·巴特菲尔特（John Butterfiled）指出：“我们需要提高警觉，以保证大学与工商业之间的相互联系，不至于损害我们的学术水平，或者导致我们不去认真研究问题。大学必须培养学术自由，这是大学实力的源泉。”总体而论，英国大学与工业的关系一直比较疏远。

英国大学教育的优势和特色在本科教育。无论是住宿制文理学院还是导师制主要是针对本科生而言。在英国，研究生教育相对边缘化，多数研究生不是在研究生院的保护下接受训练，而是与本科生在同一个系接受训练。牛津和剑桥的文理学院是小规模的、寄宿制的，师生在共同的寄宿生活中保持密切的接触，通过建立师生间的密切关系，陶冶价值观和训练思维方式。英国高等教育系统的本科生教育是高度选择性的，特别是牛津和剑桥以及伦敦大学的几所主要学院，获得本科生学额的竞争异常激烈。本科生被期待参加科研活动，大学普遍会为本科生提供科研和教学的整合、研究和学习的整合，培养少数高级的“研究生”。本科生课程往往比其他国家更加高度专门化，许多进入本科专业的学生对主要领域已经有了适当高深的理解。这意味着开始接受研究生教育的人，可能有点比有些国家更为超前。

第四类职业型大学专注本科生培养，强调与职业、专业技能的接轨，以苏联工业化下的大学为代表。苏联以专业为核心的本科生培养模式是历史与当时国情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于与西欧不同的宗教传统，俄罗斯在中世纪并没有发展出教会大学。俄罗斯在18世纪建立起的本土大学，因为东正教教士的培养主要在修道院进行而没有设立神学院。在随后一个多世纪里，历史、数学、物理等专业逐渐分别独立建系。到了苏联时期，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经济建设的紧迫需要，以及俄国重视技术教育的传统都深刻地影响着苏联的教育制度。这一时期的苏联高等教育院校结构单一，主要培养技术专家。二战后，为了适应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增强国力的需要，苏联高校大大增加了工业、农业、交通、通信和一些高新技术专业的招生人数。20世纪50年代，核物理和无线电电子学专业是发展的重点，60年代加强了经济、建筑等方面的专业设置，70年代自动化控制系统专业、应用数学专业、电子计算机设计和生产专业等又得到了长足的发展。1963年，苏联的《关于进一步发展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及改进专门人才培养和使用办法的决议》，要求克服人才层次和专业同实际脱离的弊病，改进高等学校高年级学生的生产劳动和生产实习，根据学生所学专业提供相应的岗位，使之获得工艺学、经济学和组织生产等方面的知识。

根据培养层次的维度（本科生-研究生维度）和培养目的和知识传授维度（学科-专业维度），国际大学人才培养模式可以分为四类典型，即代表知识的政治论和职业导向的美国创新型大学；代表知识的认识论和对于学科的知识创造的德国研究型大学；代表大学的传统性，强调“自由、博雅”的学科教育的英国文理学院和代表工业化，强调与职业、专业技能接轨的苏联职业类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作为高等教育的不同培养阶段，承载了不同阶段和层次的人才培养任务，二者相互衔接，成为了四象限模型中的时间维度。另一维度中，学科与专业则承载着大学人才培养的目的和知识传授的任务，构成了四象限模型中的知识维度。学科与专业是大学最为基础的组成部分，是大学的根本特色和核心竞争力，同时也是高校与科学知识体系对接、与国家社会需要对接、与职业就业需求对接的中间枢纽。学科是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是一种学术的分类；而专业则是伴随人类社会分工、职业的出现而产生的，是服务于公众需要的对于深奥知识及复杂技能的运用，处在学科体系与社会职业需求的交叉点上。因此学科-专业维度中偏重学科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更强调对于知识结构本身的发展，强调科学研究，更具有自由性和稳定性，而偏重专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则更多地与社会需求挂钩，其知识的应用性也相应更强。四种不同大学人才模式各有侧重，各有优势和劣势。本研究在下一部分针对各自的优劣之处展开论述。

四象限模型中各类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优劣之处

（一）美国高等教育模式的优势和劣势

美国研究生教育坚持“实用、创新”的理念，注重人才市场发展的趋势，满足国家、社会需求，不断创新，探索新知识、发现新领域。其研究生教育不只是为学术生涯做准备，而且在研究生教育中纳入实用的技能训练，既回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也提高研究生教育的社会适应性，为学生在高等教育系统外部的就业做准备。它的优势在于，其一，兼顾科学理性主义与实用主义，注重培养科研创新与服务社会的能力，让学生能够更好地适应就业市场的竞争。其二，将社会和产业界需求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起点，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直接提供了大批高质量、创新型人才，并且能够加快研究成果的转化效率，激发创新活力。

然而，对于大学而言，保持教学和科研自治与为社会服务之间始终难以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虽然满足社会的即时需求可能有它的直接重要性，但对基础知识和认识能力的探求则是一个更为重要的目标。”当研究生教育越来越强调与社会和市场的联系，强调对社会问题做出反应，其可能会抛弃对于保持其独特地位至关重要的自治传统，被来自外部功利性的资助和与此相关的任务所裹挟，在人才培养上更加注重外部的功利性指标，在专业设置上更多倚赖社会需求而非教育规律等，从而导致人才培养质量下降以及大学独特地位丧失等问题。

（二）德国高等教育模式的优势和劣势

德国的研究生教育一直处在世界前列。在洪堡理念的影响下，学术自由、教学和科研相结合等大学理念，成为贯穿研究生教育的主线。德国的研究生教育是典型的学徒式教育方式，主要通过讲座和研究所为载体来开展的。研究生教育重视培养学生的独立研究能力，其重点是将其作为单独的个体，鼓励其开展独立的科学研究，并分担相应的科研任务。在教学和科研相统一的理念下，研究生往往需要通过担任助研和助教工作来获得资助，这也成为其开展科研实践，拓展和深化科学知识的重要方式。这种教育模式的好处是有助于培养具有独立能力和自主创新潜质的合格研究者。

其不足之处在于，德国的研究生教育大多没有经过系统规划和设计的课程体系和课程结构。因而，对于德国的研究生教育而言，虽然学生的科研能力得到强化，但系统化的学习处于无组织的状态。此外，“德国研究生教育奉行单层结构，第一个主要学位以后的教育很少得到正式的界定与资助，使研究生教育成为一个高成本的系统；同时，这种单层结构也不利于国际上的学位互认。”

（三）英国高等教育模式优势和劣势

方面，诚如美国学者弗莱克斯纳所指出，“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本科生与导师之间确立的人际关系，尽管可能存在种种个人的局限性，却是世界上最有效的教学关系。课堂教学的稀少，师生间每周的面谈，有时延伸至漫长假期的非正式关系，促使学生独立自主也使他直接受到教师的影响。”寄宿学院制和导师制为培养本科生的研究创新能力和理智训练提供了制度保障。学院的生活对于学生而言，不仅使他们获得了知识，提高了学术修养，也使其在无形之中深受绅士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影响，从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英国坚持博雅教育，以知识驱动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模式在扭转本科教育变成纯粹的“知识教育、专业教育、就业教育”的不良倾向上有重要作用。

当然，英国的这种固守古典的教育模式也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受传统培养学术精英型人才教育思想的影响，学校重纯粹知识的积累，而忽视对学生专业技能的训练，使得学生的就业准备和从事专业领域工作的胜任力不足。其次，古典大学表现出保守性和滞后性，其一度无视科学发展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变革，直接导致了科技教育的裹足不前。也因此，这类大学在当时并未承担起为经济社会发展输送足够的各类专业人才的责任。

（四）苏联高等教育模式优势和劣势

在国民经济计划管理体制下，苏联的高等教育形成了一整套计划体制，其特点就是根据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需要，制定与之相匹配的教育规划和人才培养计划，对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学校和学科布局、人才培养的数量和种类、人才的分配和使用等进行有计划的发展。这种人才培养体系的运行具有较高的效率，能够在短时间内集中调拨大量人、财、物资源，迅速解决人才短缺问题。在当时，教育系统培养了大批对工业部门具有决定意义的专门人才，充分适应了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

苏联专门人才培养工作的计划性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主要表现为僵化而缺乏弹性和活力，缺乏长效良性发展运行的机制。具体而言，其一，制定的计划必须严格和准确执行，任何偏离计划指标的现象，都可能导致培养计划的紊乱和人才储备的失调，因此，其难以灵活适应不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形势。其二，精细的计划造成人才在知识和技能上的狭窄。这些人才可能是某些具体领域的专家，但对交叉学科缺乏必要的了解，限制了其更多创造的可能性。随着集约化生产的发展，这些高级专门人才越来越不适应形势的要求。其三，严格的计划妨碍了专门人才个性的充分发展，不利于创造性人才培养。学生从进校起就预先决定了将来的工作，而没有根据兴趣和特长选择方向的机会，目的在于严格做到学用一致。总之，苏联的高等教育所采取的发展模式完全服从于国内经济形势和政治需要，较少考虑科技和教育本身发展规律。高度计划性在经济粗放发展的情况下，基本能同社会经济的发展保持一致；但在社会发展愈加复杂化的情况下，计划性就显得无能为力了。

清华大学学科布局和人才培养融通战略暨政策建议

当下，全球高等教育版图正在发生深刻变革，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的大学需要站在全球视角和世界地图前思考办学定位。我们应该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部署，打造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积极探索扎根中国、融通中外的大学办学模式；走出一条扎根中国大地，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以富于实事求是精神的中国话语体系，进一步构建代表世界进步主流的中国大学人才培养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说，清华大学诞生于国家和民族危难之际，成长于国家和民族奋进之中，发展于国家和民族振兴之时。清华人始终铭记“一国之大学，当有其对于一国之任务；一代之大学，当有其处于一代之特点。”在110余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清华大学深深扎根中国大地，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培养了大批堪当大任的杰出英才。同时，清华大学开创了“中西融汇、古今贯通、文理渗透”的办学风格。回首110多年发展历程，清华大学不断吸纳国际顶尖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美国的创新型大学、德国的研究型大学、英国的文理书院和苏联的职业型大学，目前在清华的办学理念、办学风格、教学单位和科研过程中均有呈现。但长期以来，因为缺少对各类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理论脉络深层探讨与分析，对其优劣之处也缺乏理性的审慎和反思，使得各种人才培养模式之间是割裂而非统一的，也不能很好地融通和服务于清华整体人才培养战略。有鉴于此，我们扎根于清华具体的教育培养实践，对不同的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给予批判性思考和理性借鉴，最终在立足本土实践、放眼国际的基础上提出具有中国特色、清华风格的社会主义大学的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暨清华大学学科布局和人才培养战略模型。（见图2）

（一）对基础学科本科生开展学术为导向、通识教育为基石的学科教育

从整体上看，清华大学基础学科的本科生培养应借鉴文理学院的人才培养模式，其结构调整方向是以学科为基础，强化通识教育和宽口径学科教育。基础学科所涵盖的学科专业共同的标志是以理学、人文和社会等基础学科人才培养为核心任务。基础学科本科教育阶段不以培养为未来职业做准备的专业技术人才为目的。一方面，基础学科本身不是以市场和实践为取向。另一方面，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隅，这是专和博的辩证法，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对于本科生而言，如果过早将尚未定型、具有不确定性的学生框限在具体的学科专业之中，按照既定的方向施以专业教育，难免会失去个性、多元发展的可能性和属于年轻人的创造力。并且，让基础学科的学生早早扎入某一具体的学科专业领域，容易在尚未获知学科知识的全貌之时，陷入对学科知识狭隘理解，将自己禁锢在学科专业内的一小方天地之中，而难拥有对学术研究至关重要的视野。没有在广泛涉猎的前提下形成独到的判断力、品味和鉴赏力，容易陷入狭隘和偏颇，既不知道其时在学科专业地图中所处的位置，也难以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更遑论具备开展跨学科学习和研究的基础和意识。

我国现代大学书院制有两个源头，分别为中国传统书院制和欧美高校的住宿学院制。我国传统的书院制承担讲学、研究、著书和藏书等多重功能，德业兼修、学术自由、师生共处、教学相长等是书院精神的重要内涵，胡适在《书院制史略》中将其提炼为代表时代精神、讲学与议政以及自修与研究三个部分。我国传统书院的文化传统和精神内核有其旺盛的生命力，千百年来，书院精神始终不绝如缕。因此，理论上说，现代书院制承袭了我国传统书院制的名称并复归部分精神内涵。而从对英、美、德和苏联高等教育典型模式的分析后可以发现，以英国为代表的本科生教育认为其职责是对学生开展博雅教育、自由教育和道德教育，而不是专业训练。英国为学术而学术的学术氛围也支持本科生积极开展基于兴趣的科学研究。在这方面，美国的高校也大抵如此。美国的顶尖研究型大学本科生大多集中在以基础学科为主的文理学院，只有少量的应用学科招收本科生。这些文理学院，通过开展通识教育，致力于学生的品质提升和人格塑造，将学生培养成为有道德和责任感的社会精英。

清华大学基础学科的本科生阶段也应突出对人性本身的化育，通过为学生提供更宽的口径、更厚的基础、更全面的课程和更丰富的学习体验的教育，使学生成长为人格健全、品德高尚、全面发展的“整全人”。基础学科应当树立这样的理念，即不是将学生培养成工具性的“器”，而要抓住更本源的“道”。这需要学校在本科生的培养上持续推动通识教育，并将通识教育精神糅合到专业教育中。这里的通识教育不仅仅是开设几门通识课程，作为专业课程学习的“调味品”，而是一种经过系统安排的、高质量的通识课程体系，其指向高阶能力的培养，以及精神的涵养。这里的通识教育不仅仅是培养学生在有生之年做一个合格的公民，而且要让学生具备传承民族文化、连接世界文明、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意识和能力，也就是要超越功利性。可以积极发挥资源优势和文化育人功能，熏陶学生暂时放下功利心，走出逼仄的居室和狭窄的学科专业，走出被高墙包围的校园，走进鲜活的社会，用批判的视角去思考，用温情的心去感悟，关注社会现实和普罗大众，关心人与自然的关系，关心历史和未来。当然，这并不是说，基础学科完全不要专业教育，而是构建“通识教育+专业教育”的育人模式，在高年级阶段，学生应当适当接触专业领域，通过专业课程和本科生科研，帮助学生对所学的学科专业领域形成一些基本的认识和理解，了解基本的学科范式，激发他们对学科专业的志趣、求知欲，形成基本的学科判断力，并初步运用专业知识，为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和科研打下扎实基础。最终，本科阶段所培养的不是被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所主宰的人，而是在不同学科知识所汇聚的海洋中畅游，形成自己对问题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形成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基本认识，形成对自我和他人关系的哲学思考的人才，从而能够肩负起民族重任。

（二）对应用学科本科生开展以专业为取向的专业教育

尽管如前文所述，英国的卓越研究型高校在本科人才培养上坚持为学术而学术的理念，而美国的顶尖研究型高校面向本科生开设的学科专业多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等，但我国大学的情况与此多有不同。20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时，我国高等教育按照苏联模式进行改造，清华大学的文、法、理学院被并入北京大学，而其仅保留了工学院，清华也因此被定位为多科性工业大学。发展工科专业，培养卓越工程师，是清华的传统和特色，这是我们思考学科专业布局所不能忽视的。随着当前我国正在经历从人口红利向工程师红利转变的关键时期，如何培养一批具有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卓越工程人才，必然是高端制造业和科技行业转型升级的关键一环。同时，当前我国众多学科专业的发展还面临一系列“卡脖子”问题，一些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急需在学科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上取得突破，如信息、工程、材料等，要求高校能够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增强学校和学科专业服务国家战略的能力。此外，与美国研究型高校的职业学院主要招收研究生，而极少招收本科生不同，清华大学绝大多数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紧密的学科专业都负有培养本科生的任务，或者服务于书院本科生培养。

因此，结合清华大学传统的优势学科专业布局，除了对基础学科领域的学生开展以学科为主导的教育，在国民经济发展领域和国防安全领域具有战略性地位，以及经济管理、法学等面向社会和市场的学科专业，应对他们施以“学科大类+专业教育”相结合的专业教育。这是由于工科和其他应用类学科专业与产业、企业、行业和市场深度融合，衡量其价值的重要标准是解决实际工程问题以及直接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这些应用学科的学生，一部分在本科毕业后将直接进入产业界和企业界，另一些继续升学，专业学位和学术学位并重。如果他们也开展以学科为导向的本科教育，就不足以为产业界和企业界提供能够直接应用的专业型本科人才。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致力于培养全球顶尖工科创新人才的为先书院，其并非局限于对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而是基于清华工科以及跨学科交叉人才培养的优势，培养理工基础扎实、人文素养优秀的工科拔尖人才。换言之，以专业为主和以学科为主的本科生教育不是泾渭分明的，若要培养工科拔尖创新人才，以专业为主的培养模式势必会拥抱以学科为主的培养模式。

在具体的复合型、应用型本科生培养上，学校应当汲取苏联的培养经验，突出专业训练特征，强调科研和实践相结合，在生产实践中提升学生对专业领域的适应性和专业能力。学校和院系应鼓励学生参与职业实习，引导学生围绕企业实际问题开展创新实践，提升岗位胜任力。同时，学校和院系应积极推动产教协同模式，促进校企深度合作，通过产学研联合等方式增加人才培养的主体，扩充培养资源；支持行业领军企事业单位参与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标准、培养方案制定以及阶段性考核过程，推进高校人才培养标准与行业标准相融合，教学实践与生产实际相融合，为专业人才培养把好质量关；通过多种途径吸引社会龙头企业力量参与到人才培养过程，为人才培养提供课程资源和实践基地，吸纳行业优秀专业技术人才作为学生的实践导师和行业导师，或担任兼职教学人员，加强专业学位研究生双导师队伍建设。高校同时应当将企业需求融入教育教学内容，加大产业发展急需人才培养力度。通过这样的方式，将学生培养成为专业能力扎实的卓越应用型人才。

（三）应用类学科专业及国家关键领域应突出高水平专业研究生培养

对于清华大学而言，目前在校硕士生人数为21587人，其中专业学位硕士为15276人，占比70.1%；博士生人数为19375，专业学位为2619，占比13.5%。由此可见，清华大学研究生的构成具有多元性，硕士研究生中以专业学位为主。众所周知，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行业界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量攀升，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成为各行各业的共同追求。而目前，学术界每年能够为硕博士研究生提供的岗位增量与研究生的增量不成比例，研究生毕业后进入行业界将成为必然趋势。然而，学术界和行业界对研究生知识掌握、核心能力素养等要求存在一定差异，传统以学术能力培养为主的研究生教育在为行业界输送人才方面存在明显不足。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传统的研究生培养对专业教育和学术教育的类型区分不够明确，二者的区别通常只表现在最终学位的差异。更有甚者，对专业学位的研究生，忽视他们实践能力的培养，要求他们多进实验室，多参与科研项目，而不是把时间用在必要的行业实习上，培养进入工作岗位所必备的专业技能。固守着大学的象牙塔属性，在专业人才培养上以高校单一主体为主导，闭门不纳社会力量参与办学，因而不了解经济社会发展对专业结构的需求以及行业发展对人才专业素养和技能的需求，容易导致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的错位匹配的问题。因此，在研究生的培养上，应当采取更为多元化的培养理念，根据不同的学科专业特征，设立不同的培养目标，采取不同的培养规格和培养路径进行分类培养。

首先，要转变人才培养理念，正确认识专业学位研究生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型升级方面的价值以及加快培养面向职业和应用领域的高水平专业应用型研究生所具有的战略性意义，大力推进“学术更学术、专业更专业”的分类培养发展体系。

其次，要深化专业学位和学术学位分类招生政策。其一，研究生招生类型和招生名额配置上要根据学科专业特征来确定。对于社会需求量大，与社会、产业和市场联系紧密，以实践和应用为导向的学科专业，研究生招生计划应向专业学位倾斜。其二，精准分析关键领域高层次人才需求缺口，积极落实国家关键领域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招生计划，健全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研究生招生计划调节机制，招生计划及培养资源适当向关键学科和重点领域专业学位倾斜，优先保障这些学科专业的招生名额。其三，在招考中，采用有针对性的方式和手段进行人才选拔，对于专业型研究生，重点考察学生的专业素养和实践能力。

最后，在培养过程中，应当借鉴美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侧重于培养研究生为职业以及为国家和社会发展做准备的能力。这就要求研究生培养在延续本科以专业为中心的人才培养模式外，学校和院系既要加强专业学院建设，也要加强开放融合。第一高校需要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结合学校现有的学科布局，有选择和侧重地重点建设部分“高精尖缺”学科专业，如结合清华大学传统的工科优势，面向国家需求，积极建设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扎实推进以卓越工程师为代表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改革，探索形成卓越工程师培养的清华方案，培养卓越工程人才。同时，在交叉学科方面寻找新的生长点，以自己独特的资源和学科专业优势，使用超常规的方法选拔和培养一批高层次紧缺人才，从而对国家和社会的需求做出反应。在这方面，清华大学近些年已坚持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率先承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急需的重大战略部署，创设了一批旨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学（书）院和研究院，如集成电路学院、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碳中和研究院以及为先书院等。第二还应当致力于推进科教融合、产教融合，联合不同高校、科研院所以及龙头企业开展合作教育，就专业型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标准、方案等方面进行精准对接，协商建构高层次专业人才的培养基地和联合培养模式。探索建立通过专项任务培养研究生的机制，积极打造跨学科平台，突出高水平专业人才的交叉培养，以多学科交叉解决重大问题的专项任务作为研究生课题主要来源和培养载体。加大职业实践和职业能力评价在专业学位人才培养中的比重，鼓励学生紧密结合生产实际，结合学科专业领域国家急需的关键前沿问题，选择兼具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的研究课题，真刀真枪开展毕业设计。此外，国家的关键领域是动态变化的，学校也应当组织学科专业领域内的专家学者，就关键领域的未来走向进行分析研判，建立专业人才培养需求的预测预警机制，为学科专业和人才培养的调整提供专业依据。

（四）对于学术学位研究生开展以学科为取向的教育

对于数学、物理、化学、地学、天文、生物、人文、社科等基础学科，他们的目标都是进入学术界从事真理探索和原创性知识生产活动。其研究生阶段的人才培养活动宜借鉴德国的人才培养模式，采用以学科为中心，鼓励学生“为科研而生活”，以培养各学科专业领域的科研后备军为目标。

人才选拔上，要重点考察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思维品质和学科素养。由于基础学科本应是功利无涉的学科，其多是和基本原理打交道，需要有求真务实的精神，寻求内心与规律、定理及法则之间的和谐共生，在曲径通幽中获得探索和发现的旨趣。基础学科本身的性质就决定了其应当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其所选拔的人才应当是博古通今，包藏宇宙之机而不汲汲于名利，对基础学科感兴趣且能够专心于科学研究之人。

在人才培养上，培养要素要围绕提升原创性科研能力展开，按照培养创造型人才的方式，按照合乎学科逻辑的思路去进行人才培养。李政道曾说，要在进行基础研究的中间来培养基础学科人才。因而，要对研究生开展系统的科研训练，包括尽早吸纳他们进入实验室，着力培养他们的知识创新能力，提升科研品味。通过打破体制机制壁垒，加强科教融合，加快布局建设前沿科学中心和集成攻关大平台，依托重大科研创新基地平台，促进学校与科研院所、行业企业资源共享，以大团队、大平台、大项目支撑高水平创新人才的培养。

然研究问题的选择需要关照社会现实，但以学科为方向的基础学科人才培养更需要坚持学术自由的原则，遵循教育和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律，鼓励学生自由探索。将研究生作为独立的个体，引导学生直接参与科研，开展独立的研究工作，并通过助教或助研的方式进行科学实践活动，内化理论知识。同时，应当通过支持学术学位研究生积极参与国际交流、课程互选、科研合作项目、联合培养等方式，提高他们的国际化视野和国际学术交往能力。要发挥好导师“从游”的作用，在研究生进入学术领域的开端，认识方向、营造环境、抓住时间和机遇，掌握领域前沿研究内容，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的培养等，这些都需要好导师、大先生的引领。

（五）完善本研贯通和分流机制，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

以上是从学科-专业以及本科-研究生的维度对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划分，其能够更为明确地澄清不同类型培养模式的特性，从而使人才培养更有针对性。但不可否认，以学科专业为标准对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划分具有一定的机械性，如工科、法学、经管等应用取向的专业，也有培养专门从事科研工作、推动学科专业内理论创新的需求，而应用学科的本科毕业生也可能在研究生阶段进入学术类学科专业。

如何将不同类型和不同阶段的培养模式进行衔接？首先，对于不同学段而言，应当完善本研贯通机制。特别是对于基础学科人才，其成长周期长、难有立竿见影的成效，往往要经年累月地培养，因而更需要畅通本硕博贯通机制。如对于书院等基础学科本科生培养，学校应当做好本研贯通的一体化设计，在不同培养单位、培养方案、课程设置、导师指导、研究课题等方面做好协调和衔接工作；着重设计具有连贯性和渐进性的课程体系，规避知识的重复或断裂。对跨学科和跨学段选课、学分置换等关键环节予以制度保障，鼓励有天赋有意愿的学生提前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

其次，规范化分流机制。分流的作用是允许试错，并优化学生和资源的匹配。在人才培养的关键阶段，如研一、研二学期末，博士生资格考试，学位论文开题等节点，加强对学生的能力、兴趣、发展取向的综合考核工作，对于未达到培养要求的学生，应予以强制分流。同时，应当给予学生足够的自由度，在严格考核的前提下，为学生留有主动选择分流的空间，允许他们根据学业的推进，重新调整和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如基础学科的本科生可以在研究生阶段转到应用类学科，应用类学科的本科生也可以选择接受以学科为中心的研究生教育；在研究生阶段，学生可以从学术学位研究生主动变换到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轨道；对于在培养过程中表现出特别突出的科研天赋和潜质的专业学位研究生，也允许在制度约束下转到学术学位轨道，最大程度为研究生提供因材施教的机会。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高校应深入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积极贯彻总书记提出的“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的战略擘划。高校应主动开拓和探索人才成长和发展通道，贯通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为我国早日实现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自主培养各类拔尖人才的伟大目标贡献高等教育的力量。对此，清华大学更是使命在肩，责无旁贷。清华全体师生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需求融入人才培养和学科布局当中，立足我国现实情况，融通国际先进理念，迅速培养一批不同学科的紧缺型拔尖创新人才。春山在望，未来可期。清华大学会始终与国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努力开拓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助力国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全方位的人才支撑。

王希勤，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教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

阎琨，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长聘副教授；

江宇辉，太阳成集团tyc33455cc校长办公室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