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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您所知，空天一体时代，大型飞机直接影响民族安危和民生优劣，其核心技术是商业机密更是国家机密。大飞机把上百万零部件集成在有限空间，实现上百吨的机器以接近音速飞行，堪称最尖端最复杂的工程系统。当今世界只有美欧俄能够设计制造。中国是最大进口国，“用一亿件衬衫去换一架大飞机”，花了上万亿人民币。然而您可曾知道，三十多年前，“运十团队”就已经使中国拥有了大飞机自主设计制造能力？

登录http://chengbushi.blog.china.com/index.html，您可以看到《昆仑长江上空的大鹏——‘运十’设计回忆》。作为中国第一架大飞机副总设计师，程不时学长回顾了“运十”史诗般的创造历程。公元1980年9月26日，运十首飞成功，运十团队的欢呼响彻云霄，国际社会反响巨大，就像“两弹一星”引起的波澜。就连大飞机的领先者美国波音公司总裁也说：“你们毕业了。我们只是早毕业几年而已。”英国路透社评价：“在得到这种高度复杂的技术时，再也不能把中国视为一个落后的国家了！”

上下五千年，您可以看到，是一代代英雄们克服难以想象的苦难、创造难以置信的成就，方使中华文明延续至今、造福天下。运十团队就是创造历史的团队，飞机设计师们是英雄中的精英。作为负责总体设计、计算机辅助设计、试飞技术管理的副总设计师，程学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我坐上自己参加设计的大鹏，把眼睛尽可能贴紧舷窗，从万米高空，俯瞰祖国壮丽的山河，内心极不平静，即便是幼年的梦幻，也没有如此辉煌。这架飞机是全国航空人共同智慧和辛勤劳动的结晶，张扬着中华民族的创造力，虽背负着长期屈辱的历史，但被奋发的热烈期望所托举，高高飞翔在富饶的祖国山川河流之上。”

程学长2007年4月5日发博文时，已经年逾古稀，然而语调铿锵、境界雄劲、慈悲智慧、青春昂扬。后来老人陆续发布了六、七十篇博文，博客点击量达到五十八万。您可以看到，1903年莱特兄弟发明飞机以来，航空科技量变、质变、高速发展，作为新中国第一代飞机设计师，程学长始终在前沿弄潮，成就了一个又一个“中国第一”：第一架喷气式飞机、第一架超音速飞机、第一架量产的飞机、第一架大飞机、第一部适航标准、第一架获适航审定的飞机、第一个在国内推广并使用“飞机设计参数优化法”、第一部计算机辅助飞机设计的讲义、第一部民用飞机总体设计手册、第一篇论及创造性思维的文章、第一篇“悬崖罚函数”论文、第一篇介绍数学新理论“突变论”的论文等等。他还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等等，而且在文学、音乐等众多艺术领域，都有所创造，出版的科技、文学、科普、译著等书籍达十余种。他还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商用飞机有限公司专家组成员——生命飞翔的高度和广度令人惊叹！

老人一篇博文中提到他生于1930年4月6日，我这才猛然领悟：2007年4月5日，老人选择七十七周岁生日前夕，“转场”互联网，第一次发表博文，融会贯通了科学精神、人文启蒙、航空历史和工程哲学，慷慨传道、耐心开示、以待来人，直到八十多岁高龄——青春的长度，实在令人向往！真想拜见他啊。

通过热心校友安排，我们终于见到了他本人。老人步履从容、目光灼人，腰不弯背不驼，立如松坐如钟，有种堂堂正正的儒将气概。而无情的岁月，在原本英姿勃勃的面庞刻上了皱纹，白发苍苍让人暗自心疼。落座后，老人慈祥地问道：“我的博客你们都看过了，咱们谈什么呢？”浑厚的声音让人如沐春风，却又感到一股内在的力量。我们笑道：“校友聚会放开谈吧”。老人会心地笑笑，略微沉吟，从容说道：“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有个名将，巴顿将军，他对事业很执着也很有个性，上级下级都对他有个评价：别人都是服从命令来打仗的，他是自己要来打仗的，天生来打仗的!哈哈哈哈——”就像谈起知心好友的趣事，老人孩子一样欢笑起来。“巴顿不仅是个将军，还是一位诗人、一位军事史家”，老人看着我们好奇的表情，话锋一转，另起一个头：“我从小就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抗日战争时期一路逃难，亲眼看到日寇飞机对平民的屠杀，那真是一路追着我们炸啊！敌机很猖狂，飞得很低很低，都能看到机身上的膏药和鬼子的飞行帽。逃到武汉的时候，正好赶上武汉大空战，全城军民都在热烈谈论，中国空军第一次重创日寇飞机！逃到桂林时，我在独秀峰边亲眼看到中美空军联合抗击日寇的空战，呜呜呜、嗒嗒嗒、嗒嗒嗒，那声音还在耳旁啊。从那时起，我自己就决定，要为我国设计飞机！”老人豪爽地笑起来，侠义之气溢于言表。随着热烈交谈，老人壮阔的人生画卷徐徐打开。

一、 富于创造性的童年

程学长最早的记忆，就是三岁多时抓起手边的陶土，捏飞机、捏小牛小羊玩儿。小学低年级时，听说煤是木材埋在地下形成的，他便带领弟妹在家门外面挖坑埋木做试验。初中时，将牙膏皮熔化来铸造小飞机模型。这些制作都是就地取材，想方设法来实现自己的设计。“很庆幸没人对我总是跃跃欲试的劲头斥为幼稚，父母的赞扬和鼓励，使得我的小制作从学龄前起一直持续到高中。”

“我母亲是早期女子师范的学生。回想起来，我很惊奇在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初步接触世界先进文化的‘启蒙’时期，她怎么会学到那么多好东西。比如她可以向我讲修辞学、心理学、归纳法和演绎法。她还读过不少中外名著，会唱很多著名歌曲。”是啊，那是我国又一个“诸子百家时代”，君子和绅士的碰撞和融合，形成了“新文化”，哺育出荟萃中西的“新民”“新青年”，还出了不少人品学问堪称楷模的大师。程不时小学课本里，就有冰海沉船的故事，泰坦尼克号沉没的生死关头，船长、船员、乐师们，不畏牺牲、担当道义的形象，刻在他心上。拯救苍生的女娲、为人类盗火自己受难的普罗米修斯，还有贝多芬、布鲁诺，这些英雄的故事都引起他内心共鸣。“自幼母亲对我人格的发展期望很高。我心里有什么事也总找母亲谈心。她的分析和期望一直是我前进的动力。”

1945年抗战胜利，他转入长沙明德中学高中，当时有“南明德北南开”之誉。他在广西上高一时喜欢上话剧，回到长沙后担任明德剧艺社社长，扮演过各种年龄的各种角色。1947年考取清华以后，他告别了戏剧舞台转向了音乐，很快成为清华管弦乐队首席小提琴和乐队指挥。七大艺术他几乎都有沁润，戏剧、文学和音乐有很高造诣。“对艺术的爱好，使我对创造无比崇敬和向往。无论是科学理论研究、飞机设计，还是业余艺术活动，我都非常追求发挥创作能力，这成为一种性格特征。”

二、豪情壮志的少年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寇悍然占领我国东三省，国际社会短视软弱的绥靖政策，纵容鼓励了邪恶的侵略，拉开了人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血腥序幕，飞机开始大规模用于残酷战争。1937年七七事变，日寇开始全面侵华。毫无制空权的中国，锦绣河山惨遭轰炸、黎民百姓惨遭屠杀。

抗战八年，程不时随家人由山东逃到河南再逃到湖南最后到广西，逃难路上断断续续上了八所学校。对，八年八所学校，五所小学三所中学，时断时续。然而日寇得寸进尺野蛮轰炸，丝毫未能中断家庭教育！就在流亡途中，他父亲程炯先生仍要孩子们做作业、做早操，“把手伸直，不是这样，是这样，伸直！动作要到位！”在兵荒马乱性命尚且难保的环境中，这是何等的英雄气概、何等的坚韧意志啊！后来，程不时在雅礼中学住校念初中时，总是持之以恒出早操。别人马马虎虎，他动作到位、一丝不苟。学期末，雅礼中学第一次独创了“早操奖” 颁给他。

程炯先生是1932年留德归国的工程师，大学时代是同济大学足球队队长，在华人被诬称“东亚病夫”的时代，一直崇尚体育竞技精神和户外运动，还亲自教程不时读《孟子》、《论语》。他荟萃了中德两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并很有德国范儿，很讲究方法。“他告诉我们，杯子洗好后，只须涮三遍，说清洗度与涮洗次数的幂次方成正比，如果第一遍残留物还剩下百分之几、那么第三遍就只剩下百万分之几，已经要达到医学卫生标准了。”1937年冬，程炯先生领导河南农工器械制造厂，改装设备、赶制手榴弹、试制出六管高射机枪，支援抗日战争。1938年工厂迁到湖南辰溪，湖南大学、桃源女子师范学校、辰溪发电厂、湘西煤矿的流亡知识分子和进步学生，常在程家聚会，慷慨激昂谈论救国救民之道、探讨人生真谛。程炯先生还支持夫人朱启畴创办丹山小学，使贫苦职工子弟能受教育。

这样的国难家风，养成程不时豪侠的个性。注定只有飞机那昂扬的意境、救国救民的雄壮力量，才能够匹配少年自由奔放的壮志豪情。

程不时成长过程中兴趣广泛，然而只有飞机总是长久吸引他滚烫的目光。早在1934年，他家住汉阳机场附近，那时人类民用航空才诞生不久，中国民航事业开始起步，经常有三引擎旅客机轰隆隆飞过头顶。四岁的幼童不由长久仰望，目送那天使展翅飞翔，渐渐远去，消失在天空。七七事变后，数不清多少次跑警报、躲空袭，恐惧、屈辱、仇恨的目光，盯着那些肆虐祖国天空的日寇狂魔。桂林上空的空战，仰望“飞虎队”那画着鲨鱼牙齿标志的飞机，英勇杀敌、扶危济困、血洒碧空，“心中不再是一种任人宰割的屈辱，而是冲向魔鬼去拼搏的英雄豪情”。他如饥似渴地搜寻、阅读航空书刊，入迷地在练习簿的空白处画飞机图样，还郑重地向小伙伴们“宣布”：我将来要为中国设计飞机！

报考大学时，清华大学简介有张图片，大礼堂前大草坪上停着一架小飞机，又是飞机吸引了他的目光。清华最早建航空工程专业，最早建风洞，就报清华学飞机设计！航空专业20世纪初兴起以来，一直在迅猛发展，是工科中的理科。学飞机设计难度很高，然而在当时自行车都造不了的中国，就业前景堪忧。有长辈说很多人学航空是冲着钱学森“卡门—钱公式”去的，中国人搞理论还行，但造不了飞机，学飞机设计没前途。程不时从小钟爱飞机，长期国难和豪侠家风，又养成他航空救国的使命感，逃难求生的艰难困苦磨练出钢铁般的意志，“为中国设计飞机”不知不觉成为他坚定的理想。“虽千万人吾往矣”，他硬是选择了国立清华大学航空工程系。

离家北上时，他并不知道，积贫积弱的祖国何时能够给他机会设计飞机。更不会想到，刚到清华他的理想就遭遇棒喝。

三、通才荟萃清华园

1947年金秋，程不时提着小提琴盒，兴冲冲来到清华学堂，在航空工程系注册。他惊喜地发现“清华音乐室”还有很多音乐课，于是选修了小提琴和“和声学”课程。

清华大礼堂的迎新会上，梅贻琦校长一一介绍各个学院的著名教授。

当时国家航空业不景气，但是清华航空专业老师则是世界一流的。陆士嘉博士留学德国，是航空学“祖师爷”普朗特教授惟一的中国学生和惟一的女学生，与冯·卡门“同辈”，张维先生一次和钱学森先生开玩笑说你得叫陆士嘉师姑（http://www.chisa.edu.cn/zt/yczt/zyqxs/200911/t20091126_130894.html），她教《理论空气动力学》。张维先生教《材料力学》，强调物理概念；钱伟长先生讲《材料力学》，则强调数学推演。沈元先生是英国博士，据说还是英国皇家航空学会最年轻的会员。屠守锷先生是MIT硕士，曾在美国飞机工厂任航空工程师。真可谓大师清华荟萃，博采天下众长啊。

他的小提琴老师也很棒。维也纳音乐学院来的帕瓦洛夫斯基，以水平最高要求最严著称于北平。第一堂课上，先生对学生说“现在你成为我的学生，就要严格要求。你左手、右手、夹琴，全都不对。既然跟我学，你就得从头来，从拉空弦开始。你说你已经习惯了？改不了？那就不要跟我学！”先生有一套科学方法，更有一贯严谨的作风，真和程炯先生相映成趣。严师出高徒，程学长大一时拉第二小提琴，大二就担任了首席提琴！不久又担任了清华管弦乐队的队长兼指挥，成为当时清华大学的“三大指挥”之一（另外两位是军乐队和合唱队的指挥）。

第一堂体育课上，马约翰先生身着灯笼裤、白衬衫，打着蝴蝶结，笑说：“坚持锻炼才能身体健康。现在天气很凉了，但我只穿了一件衬衫，你们看，这里面是肉。”学生看着先生掀开衬衫露出一小块肚皮，开心大笑。学子们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马约翰先生还创新了很多民族体育项目，梅花桩啊蒙古式摔跤啊等等。

高超的学术水平，大家庭的氛围，开放进步的人文风气，优秀的体育、音乐传统，丰富的社团活动，清华园简直就是一个通才的乐园。

然而几天后，程学长的理想却遭遇棒喝。清华园三院一个教室，航空工程系正在开迎新会。系主任面对兴致勃勃的五十来个新生说：“国家航空业不景气，航空系毕业以后工作难找，你们最好转到其它系去。”热血青年们好像当头挨了一棒，人心浮动起来。据说，有学长毕业后在路边修手表养家糊口，好点的工作也就是当技师维修飞机。从第二学期起，就有一些人转系。有个同学转到营建系，发现建筑是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而且毕业后好找工作，知道程不时爱绘画艺术，就劝他也转到营建系。程学长觉得不能为了就业改变理想，为祖国设计飞机才是大事，哪怕只留下几个人，也一定要设计飞机！至于将来是否会遇到设计飞机的机会，他没有算计。这就是信仰吧？动荡过后，航空系留下三十多人，后来始终真正设计飞机的只有他一个人。四年后，程学长毕业那年，恰逢其时，新中国开始大力发展航空业，毕业生大有用武之地。世事难料啊！只有坚守才能大成，而坚守总是知易行难。

音乐室的很多同道，也都改行搞音乐了，并专门写信劝他转到中央乐团。他爱好音乐，但设计飞机才是他毕生的事业：“除了课堂、图书馆和设在灰楼的音乐室之外，我最喜欢的地点就是航空馆后面一块场地，存放的几架飞机都显得破烂陈旧，但一点也不妨碍我观察飞机的各部分构造，使我烂熟于心。”

改朝换代时期，到北平城里游行了N次，学生活动多、乐队演出多、会议也多，就是上课少。别的会议都闹哄哄，只有一次大礼堂全场肃静，会议气氛十分肃穆。钱俊瑞，时任北平军管会文管委主任，身穿棉军服戴着棉军帽，独自一人站在大礼堂主席台一动不动，一身正气，端庄儒雅，像个读书人。他拿着小本子，讲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大众的、科学的等等，很有条理，很得人心。清华留下的知识分子大都积极拥护在《共同纲领》下建设新中国。

开国大典之夜，清华航空工程系的师生按照飞机的实际构造，设计制作了一架从未有过的飞机灯，参加北平全城提灯游行。这架纸做的“大飞机”用车推着、用电瓶供电照明，光彩夺目。通过检阅台时，天安门上一阵鼓掌喝彩，观众们高喊：“希望将来你们设计出真的飞机来！”程学长热泪盈眶，设计飞机的激情在心中汹涌。

城头变幻大王旗，最吸引程学长的还是飞机。“当我即将毕业离校时，一天路过西大操场，看到有解放军的飞机飞临清华园上空，我仰着脖子看得忘乎所以。后来我向一位同学讲起，他笑说：当时你兴奋地大叫，俯冲！……拉起！……斛斗！……。我茫然看着他说：我叫了吗？我叫了吗？看来我把这次飞行表演当作天空对我的召唤，内心激动而失态了。”

四、雄鹰乘风贯长空

1951年夏天毕业时，程学长恰逢其时，正好赶上新中国航空工业初创，参加了第一批航空工厂建厂设计，航空工业特有的“落锤”、 “点击锤”等等术语，都是他根据苏联专家的说明而创造的中文名字。他通才式的科学思维、系统思维也在繁重的工作中摔打成熟。“任何看似毫无规律的状态，只要认真地用科学方法加以分析，总可以逐渐摸索出道理。在投入飞机设计事业之后，我多次面临第一次的任务，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依循，我经过独立思考，努力从实践中摸索出一条出路来。”

1956年，新中国决定自主设计飞机，在沈阳成立了“第一飞机设计室”，由徐舜寿担任设计室主任。“徐舜寿毕业于清华大学，当年39岁。他是与詹天佑、茅以升一脉相承的爱国学人。他们到国外学得先进技术，就是用来振兴自己的民族。他们在建设自己国家的事业中竭尽所能，万死不辞。”徐舜寿是新中国自主设计飞机的开拓者，他对知识和才能极度尊敬，对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有很高鉴赏力。

程学长的工作能力使他随徐舜寿调到第一飞机设计室，年仅26岁就担任了“总体设计组”的组长。后来第一飞机设计室出了很多第一流的专家，堪称新中国飞机设计师的黄埔军校。1958年，他们自行设计的新中国第一架喷气式飞机，“歼教1”，短短两年就首飞成功。中国民族航空业跨入了喷气时代。周恩来总理闻讯大喜。叶剑英元帅、空军刘亚楼司令专程赶到沈阳观看试飞。梅兰芳等艺术大师也曾来沈阳慰问演出。

设计“歼教1”时，程学长每天都要与不同专家讨论、协调各种技术问题。“往往刚和一些人谈完襟翼的气动力效率问题，接着又和另一些人谈开了结构应力的传递问题，然后又得接着谈电路的传送问题和液压系统的介质和压力问题。这样大量而集中地处理各种技术问题，对设计飞机的能力是极好的磨练，也是一种高强度的脑力锻炼，大脑皮层始终处于高度兴奋状态，精神也很愉快。”

试飞前，程学长带空军试飞员去工厂看结构实验。“结构试验就是做一架完全真实的结构，在上面拉上几十吨的力，直到把飞机拉碎。试飞员写好了一份决心书，但是他不拿出来。一点点加力增上去的过程是很紧张的。几天以后，拉到百分之八十了，试飞员一看百分之八十已经通过了，飞机肯定没问题，现场马上掏出决心书，表示要接受试飞的任务。美国在设计他们的第一架喷气式飞机时，试飞中共摔过六架飞机，摔死了他们最好的试飞员。而我们没有出现过致命的事故。第一位国产喷气飞机试飞员，于振武，后来成为我国空军司令”。航空实在是勇士的事业啊。

只可惜，歼教1被缺乏民族自信心的“仿制派官员”搁置耽误了，过了二十年才发现国家确实需要这种飞机，重新再开始研制。有些人的民族自卑感好像阴霾不散，始终纠缠着英勇创新的民族航空业。

以后程学长陆续作出了许多飞机型号的总体设计，中国第一架超音速飞机、第一架量产的“初教6”等等。1971年他担任了大飞机“运10”的总体设计组副组长，以后又担任副总设计师，年届80的时候继续担任着研制大飞机的现代化公司——“中国商用飞机有限公司”的专家组成员。

在型号设计的同时，他持续攀登航空科技险峰，至少进行过四项大型创新：建立喷气技术与高速化、探索飞机机型大型化、民用飞机“适航标准”从制定到应用、计算机辅助飞机设计。特别是计算机优化飞机总体参数，这种方法在航空先进国家还只停留在研究部门（如美国NASA），而我们的程序已经装备到飞机设计部门实际应用了，在一系列国际技术较量中，连续取得领先优势，使国外专家对“第三世界”的中国飞机设计师肃然起敬。

“很多读者看了我的自传，都说我是幸运的一代。‘一五’、‘二五’，毕业不久就一架又一架设计飞机，哪有人短时间设计那么多机型啊。‘十二五’我们还在干。中国航空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能参与这个过程，我感到生命很充实。”老人很豪迈很厚道，新中国飞机设计师难以置信的成就背后，那难以想象的人造苦难，很少谈及。

五、“囚徒设计局”变形记

在自传《天高歌长》中，老人用很少的篇幅，简单白描了“臭老九”的一些遭遇。爱国敬业的通才，在一穷二白的条件，苦行僧般拼命工作，做出了很多付出，拼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做出的业绩举世震惊；随后却被调离设计岗位，下放车间干活、接受再教育、接受大批判。三年困难时期，漫漫冬夜难觅曙光，他饿着肚子忍着严寒，想象着用各种材料、各种方法来设计各种各样飞机或者创作音乐、创作小说来熬过失眠的痛苦，尽生命最大可能保持理想不被冻死、信念不被饿死，一点一点积累创造的能量，期待有一天事业能够复活。后来参与研制“运十”、登上科技险峰，全靠这种信念和积累。

实在不忍复述这段历史。即便前苏联，专制官员好歹知道，知识分子的思想是“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而他们掌握的先进科学技术专业能力还是要用的。所以前苏联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囚徒设计局”：图波列夫等科技精英被关在牢里，戴着白手套的卫兵持枪看管着牢房，精英囚徒在严密监视和死亡威胁下，设计出国家急需的飞机、坦克、大炮。后来还在监狱里立了纪念碑，碑文说是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在此设计“图2”轰炸机、为苏联卫国战争立下卓越功勋。赫鲁晓夫出访美国，还知道带着图波列夫和萧斯塔科维奇（前苏联作曲家）作为苏联的科技和文化象征向世界展示。在我国历史上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中，多少爱国敬业的知识分子，眼睁睁看着世界航空技术飞速发展，而自己国家的航空事业惨遭破坏，生命流逝、前途茫茫，却无可奈何，内心真如《变形记》（卡夫卡获诺贝尔奖的小说）里的主人公一样的感觉，一夜之间发现自己变成了一条虫，其感受的荒诞和心灵的惨痛真是无以复加。

程学长是那种坚定豪迈的人。他自有办法穿过身心痛苦的炼狱，夺回天赋的工作权利。那时候他依然研究航空科技前沿、撰写论文、普及新知。那时候著作权不值钱，著作者反而有生命危险。有工人兄弟说：“没想到这样的时候他竟然还在写论文，这个人真了不起！”

后来军机研制恢复，程学长又继续为中国空军设计飞机。而设计大飞机运十，更是他飞机设计事业新的高峰。

六、运十启示录

20世纪我国研制过的最大飞机“运10”

1970年8月，国家决定在上海研制大型飞机“运十”。大飞机一般是指起飞总重量超过100吨的运输类飞机，也包括150座以上的干线客机。当时只有美苏等少数国家能够设计制造这类飞机。国家一声令下，300多位航空精英，包括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水上飞机、直升机、无人机及其他机种的设计师，从中国科学院、航天部门、空军、国防科研院所、各航空大学、各飞机设计部门和飞机工厂，从祖国四面八方奔赴上海，开始艰苦创业。缺少办公室，设计师们就在食堂长条桌上埋头绘图，吃饭时收起图纸，吃完饭摊开图纸继续工作。缺少住房，程学长一家三代六口，挤在十几平方的筒子楼宿舍，摆不下一张桌子，夜深人静家人熟睡时，他爬在木箱上编写程序，那可是世界领先的“计算机辅助飞机设计程序”。

公元1980年9月26日，运十“首飞”成功。接着运十又成功地“试航”不同气候和地势的机场，先后试飞了北京、哈尔滨、广州、乌鲁木齐、昆明、成都，然后从成都试航“世界屋脊”。这条航线曾被称为“空中禁区”、“死亡航线”。运十飞越终年积雪的唐古拉山，飞越金沙江、澜沧江、雅鲁藏布江，稳稳降落在海拔3540米的拉萨贡噶机场。加上执行国务院命令六次救灾任务，运十总共七次进藏。

然而用户出问题了。“运十”计划目标之一就是中国“空军一号”。但“运十”试飞时，有官员就讲：不能让“运十”飞起来，“运十”飞起来我就不好办了，人家说中国飞机已经飞起来，你为什么不用啊，为什么非要用进口的。那时科学难有话语权。没有公开的科学真理之争，没有红头文件，没有人担当。“运十”起步只比“空客”晚两年，“空客”后来与“波音”平分天下，“运十”却被“搁置”。最终“运十”团队散掉了，大飞机研制平台垮掉了。

被搁置的不仅是大飞机，民族自信心和原创精神的创伤至今尚未复原。“一切向钱看”、“山寨制胜”成了时髦。那时社会上还出现“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工作一辈子，不如倒爷一阵子、官倒一下子”等等怪事。到底为什么自毁翅膀？人治还是法治？人为挫折还是必经阶段？

程学长不赶时髦。登陆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qCyr9CTmsaE/，您会看到2004年中央电视台《大师》栏目为“老人与运十”做的专集。“运十”，这架饱经沧桑的中华民族大飞机，停放在曾经起飞的场地上，伟岸的身躯破旧、孤独却蕴含神威，他是中国人科技创造力的象征。而老人，住在不足五十平方的旧公寓里，以青春的活力、青春的壮志豪情为大飞机事业慷慨布道，用陪伴他半个多世纪的那把小提琴，演奏着《沉思曲》。

后来老人更是超越了悲观、乐观，而进入达观的境界。他不愿浪费时间抚摸伤痕，而是研究着人类航空科技最新进展、关注着中国航空事业的兴衰，享受着音乐、文学的创造乐趣，追求着生命的高度和质量。

说到中国大飞机的命运，老人语调铿锵：“我一直主张要自主研究大飞机，‘运十’已经证明中国人有这个能力。有人提出‘要用发展洗衣机的办法发展大飞机’，把宝押在别人身上，结果走了20年弯路。核心技术你是买不来的。”程学长和同道们几十年来坚守的科学真理和民族大义，最终成了我国大飞机事业的科学依据和决策共识。2006年2月，大飞机被国家确定为“未来15年力争取得突破的16个重大科技专项”之一。两会代表近年来一直建议人大立法，用法治保障航空工业可持续发展。

如今，新的大型喷气客机“C919”即将试飞，老人深感欣慰并热切期待着：大飞机事业可持续发展，航空精神后继有人。

七、航空精神大合唱

初教6飞翔在异国的天空

老人在博文《放歌异国的天空》中讲了一段无法忘怀的亲身经历。

2001年7月最后一周，美国EAA（试验飞机协会）正在举办“飞行者大会”。这是酷爱飞行的人们自发举办的年度聚会，他们秉承莱特兄弟“试验飞行”的创造精神，驾着自己设计、自己制作或自己改装的飞机，从四面八方陆陆续续飞入会场。开阔的原野上，星星点点的帐篷和五光十色的飞机，魔术般地构建起一个“航空城”。飞行迷自由自在举办各种聚会，分享最新潮的设计思想和飞机改装。孩子们也过了一个纯粹的“航空暑假”，白天有航空课、航空游戏，晚上还有航空电影看。未来的怀特兄弟就在其中吧。这一年参观者总数约75万人！参展飞机约一万架，其中就有中国制造的“初教6”。

初教6，是程学长1957年作出总体设计的飞机，当时“初教6”成功试飞之后，“仿制派”官员毫无民族自信心，仍然主张仿制性能比较差的“雅克18A”，竟然把“初教6”搁置起来。直至一位有骨气的新领导上任，拍案而起说：“为什么不能用中国自己设计的飞机？！”这才于1961年投入生产，使初教6成为第一次量产的国产飞机，累计销售超过2600架，在美国就有200多架。现在您登录WWW.EAA.ORG搜索CJ6（初教6），还能看到好多故事。“初教6”海燕似的翅膀很有个性，红星LOGO有“八一”两个很酷的汉字，特别是她质量可靠，“非常忠诚”，特别适合编队飞行。“初教”6的粉丝1995年在美国组织了一个“红星飞行者协会”，参加各种飞行表演。2008年的“飞行大会”曾专门举行活动，纪念初教6诞生50周年，并由50架“初教6”震撼编队飞行！

这些铁杆粉丝辗转打听到老人是“初教6”最初的总体设计师，特邀他共同参加航空爱好者的民间盛会。“我27岁在图板上画下第一根线条的初教6，在国内竟没有乘坐过。这次我72岁在美国登机升空，飞行的感觉非常平稳舒适，座舱的视界特别宽阔，使我能自由地观看到天空和地面广大的区域。在飞行大会开始时，红星飞行者协会组织了几十架初教6，编队从曼尼托沃克起飞，飞越宽阔的威斯康星河，直达奥什科什机场。我满头白发被特邀乘坐在领队飞机上，带领机群浩浩荡荡飞入会场。”仿佛可以听到，庞大的机群和数万观众合唱着《欢乐颂》。

中国飞机设计师还是第一次作为嘉宾，应邀到美国参加飞行大会。美国刊物报道时，第一句便套用了凯撒大帝的千古名句：“他来了，他看见了，他征服了。”

这是热爱飞行的勇士们，超越国界、肤色、等级、宗教等等差异，对年逾古稀的飞机设计师的赞美诗！这位老人没权、没势、没钱、没名，但他用青春豪情和非凡创造力，设计了人们喜爱的飞机。真希望这一幕发生在中国。

和老人交谈、拜读他的博文和自传，犹如穿越时空的艺术享受，融会贯通而意境澄明。人的境遇就像命定的一把小提琴，而能够演奏出什么意境，是活着、是生活、还是生命，全靠个人独立选择与自由创造。用每把命定的小提琴，超越种种世俗烦扰，不赶时髦、不慕时尚，一心成就豪迈的创造乐章，是程不时学长的生命境界。

供稿：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 作者：王飚、袁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