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湾
自我前些年在故乡翻盖了三间平房,春秋两季常回老家小住之后,就每年必专程从常州乡下连倒几回公交、高铁、地铁,赴宁看望杨苡先生。今年年初,南京的一位文友发短信给我:“杨苡先生在上海出了一本《青青者忆》,非常棒!”一是因急切想见到这本新书,二是想到杨苡先生生于1919年9月12日,我就决意要赶在她九十五岁华诞前去看望她。
一路顺利,4月29日上午9时50分,我就进了杨苡先生犹如老照片陈列馆一样的客厅兼书房。我刚坐定,她就很高兴地把《青青者忆》赠给了我。打开书,见扉页上的题字是:“石湾老友闲读并请指正。杨苡2014年春节”。她说:“我想你这个春天一定会来,早就把这本送你的书准备好了。你先看一下代跋《梦回武康路》吧!”我说:“前年我来看你时,你说又梦见了巴金先生,准备继《梦萧珊》、《梦李林》之后,再写一篇《梦巴金》。这篇《梦回武康路》,就是原定要写的《梦巴金》吗?”她连忙解释:“不是的,《梦巴金》我还要写,应该写得像《梦萧珊》那样的篇幅吧。1997年我最后一次去看望巴先生,他一再嘱咐我‘多写’。还说‘你应该写写我三哥,你肯定比我写得好’。2003年,我就写了《梦李林》。”说罢,她就站起来,指着书柜里的一张镶着镜框的照片说:“你看,我把仅存的一张李先生的小照片放大了。每天,他都这样抱着双臂站在这里望着我……”
杨苡先生出生于天津日租界花园街的大公馆内,其父杨毓璋曾是天津中国银行行长。1927年至1937年间,她就读于一所外国教会学校。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她见好些好朋友都参加了游行,而她家却不许孩子们参加游行,心中非常苦闷,就像寻找指路灯一样,她给自己敬仰的小说《家》的作者巴金写信,倾吐对封建制度的憎恨,和她所有的苦闷、寂寞、孤独及对自由的渴望。巴金很快给她回了信,后来还告诉她,他三哥李尧林(即李林)在天津南开中学教英文,她可以与他通信。杨苡和李林通信后见面,彼此相处了非常愉快、美好的五个月,结下了“永恒的友情”。
杨先生告诉我:“可惜好多珍贵的照片都在‘文革’初期烧掉了。那时,我是南京师范学院外文系的一个普通教员,照例是不会遭到冲击的。但巴金名气大呀,被张春桥、姚文元打成了‘黑老K’,我不是从十七岁就与巴金通信了吗?造反派贴出了许多大字报,一次次批斗我,羞辱我,追查我与巴金究竟是什么关系,那话说得可难听啦!反正我到现在也说不出口。你的老师赵瑞蕻生怕红卫兵来抄家,就把我收藏的一些老照片悄悄烧掉了。”
赵瑞蕻是她已故的丈夫。我1959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时,他在中文系任教,虽没有给我授过课,但他当时是江苏省作协诗歌散文组组长,为提携我,常带我去列席省作协诗歌散文组的双周沙龙。也就是那时,我一次次带着自己的习作去登门求教,就认识了《呼啸山庄》的译者杨苡先生。但那时我并不知道她与巴金一家深长的情谊。直到1986年,在《人民文学》上读到她的《梦萧珊》,才知她和巴金夫人萧珊(陈蕴珍)是西南联大时无话不谈的室友。在那篇美文中,她是通过翻看六张萧珊的照片,回忆她俩从上世纪三十年代末直至六十年代的交往的,极富画面感的文字,真切动人。
在杨先生的客厅兼书房里,还陈列有四位男性的大幅照片:杨宪益、赵瑞蕻、沈从文、巴金。其中,数巴金的一张最大,镶在镜框里,挂在面对沙发的墙上,最为引人注目。人常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想,她之所以自称是“一个爱做梦的人”,就因为白天这些老照片上的至亲故友每每与她对视,因此,夜晚走入她的梦境就成了她的一种独特的生活体悟和精神盛宴了。这也就难怪收入《青青者忆》的十七篇文章中,竟然有七个标题带有“梦”字!
她写于1998年的《碎梦难拾》是这样开头的:“‘有梦的人是幸福的。’半个世纪之前,敬爱的巴金先生在一封信中曾说过这句话。六十二年前他也曾用他那倾泻感情的笔叙述过他奇异的梦。”她还写到,“和先生通信不是梦,只是一个傻乎乎的说梦的人找到一个能耐心听她说梦的收信人。但这又太像梦,好长好长的梦中道路!”《梦回武康路》写于2013年9月,也就是说,她这本列入“研究巴金丛书”的《青青者忆》,就是她从十七岁做到九十四岁的一个献给巴金先生的“好长好长的梦”。
一个年过九旬的人,有这样的长梦可追忆,无疑是幸福的。最让杨苡先生感到幸福以至自豪的,是她珍藏着的巴金写给她的六十七封信。2010年1月,《雪泥集:巴金致杨苡书简劫余全编》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在巴金给同一收信人的信件中,这是迄今为止保存最为完整的。“九叶派”诗人辛笛在再版序言中曾热情称赞:“这些信简能在今天流传下来,实在太珍贵了。就中更可以看到巴金先生向往光明的坦荡心怀,他在任何时候都是鼓励人前进,要永远怀着一颗不畏艰难、乐观向上的心,这就富有非同寻常的历史性意义。”而《青青者忆》这个书名,又恰好是辛笛题写的。他何以称杨苡为“青青者”呢?在像红色缎带一样的书的腰封上,我看到一行竖排的乐府诗:“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用这首诗的意蕴来阐释杨苡先生献给巴金一家的那个“好长好长的梦”,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2001年至2003年,杨苡先生在北京的女儿赵蘅家住了较长一段时间,集中精力写作。收入《青青者忆》的《看见月光想哭的孩子》《淮海路淮海坊五十九号》,就是在那时完成的。那几年里我常去看望她,她给我谈过她的写作计划,除了“重读巴金的一封信”系列外,她还要写她的老师沈从文、吴宓,她的兄嫂杨宪益、戴乃迭,还有穆旦、杜运夑、黄裳、黄宗江、汪曾祺等文朋诗友。我本该在2001年年底到点退休,拖到2003年春,京城有家老年刊物聘我去创办下半月号,杨苡先生很支持我,提议不妨在该刊上开一个“七老八十”的专栏,每期由她撰写一个已年届七老八十的作家朋友。后来,因她正在完成“重读巴金的一封信”系列,写顺手了,就把拟议中“七老八十”改为“旧邮散记”。未料组织上要我继续超期服役,我不得不婉辞了那刊下半月号主编的聘任。但2003年5月的创刊号清样及杨苡先生手稿的复印件我还完整保存着。在“亲友书简”专栏里,用的是严文井先生的《致杨苡》(1959年11月11日)和杨苡先生为此写的《旧邮散记(之一)》。严文井在信中提到“靳以同志去世,给我带来很大的震动”,并说“靳以同志帮助过很多人,我也一直把他当兄长辈的人看待。我的第一本集子(l937)是由他主编出版的。那时我并不认识他。”因此,在《旧邮散记(之一)》中,她除了写到靳以是“三十年代对中国新文学卓有贡献的小说家”,并作为“昼夜看稿”的编辑,与巴金一起发现并推出了曹禺的成名作《雷雨》外,还写了她当年作为“儿童文学习作者之一,受过文井的鼓励,在1959年受严厉批判时也得到过劝慰”……
杨苡先生2003年4月3日“匆匆草就”的《旧邮散记(之一)》是这样开篇的:“朋友来聊天,顺便约稿。我却在这十年多偏偏只有劲聊天,而懒得动笔。我跟朋友们聊天的内容,无非是谈论过去的喜怒哀乐之事。‘怀旧’是不变的内容。多年前我曾以‘怀旧’为题,写过点什么。至于说过什么废话也早不记得了,剪报也不知去向。只记得我说过‘怀旧是一种奢侈’这样伤感的话。”首句所提到的那个来聊天顺便约稿的朋友,就是指我。一晃,又十年多过去了。同样是在4月,我又登门来跟她聊天,听她怀旧了。整整两个小时,她还是滔滔不绝地“有劲聊天”,我真觉得听她怀旧是一种奢侈的精神享受,除了简短回答她问及的京城几位老友的近况外,我的插话,充其量不超过五分钟。我想,在当今中国的女作家中,除杨绛先生而外,年过九旬依然才思敏捷、宝刀不老的,也就只有杨苡先生了。我热切期待这位爱做梦的青青者,不断有新著问世!
2014年6月13日初稿,7月10日改定。
转自《文汇报》2014年9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