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杨苡先生(1930-1940外文)家的院子,站到那棵高大的石榴树下,9月南京的闷热就一扫而空了。待见到杨先生,她眼里的清亮,更将那连日的雾霾也驱赶得一干二净。
经历过近一个世纪的起起伏伏,在资中筠先生说人变成虫的年代,杨先生依然直立着,依然童真率真,令人不由不称奇,不由不肃然起敬。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杨先生。之前因为《雪泥集》的再版,我读过她饱含激情与深情的文字,给她打过电话,也看过她的照片。然而,初见已届九十五岁高龄的她时,我仍然吃了一惊。她虽然像许多老年人一样显得比年轻时更瘦小,但她的声音毫无老态,她的眼神更是纯澈。
十来平米的会客室里挤放着书橱、装饰橱、写字台、沙发和几把椅子,预备好的茶和点心摆满了茶几。引人注目的是随处可见的娃娃,或立或坐或卧,神情各异。见我好奇,杨先生来了兴致,说这个娃娃一按会笑,那个会打呼噜的可惜没电了,还有这几个娃娃其实是八音盒,一面说着一面一个接一个地旋上发条,叮叮咚咚的音乐此起彼伏地响起来,小小的会客室顿时变身玩具之家,再看杨先生的脸上,颇有孩童般的兴奋与得意,哪里有岁月的影子?!
墙上、书橱的玻璃上满满登登地挂着各种字画和照片。除了她年轻时的单人照、家人与友人合影、为她祝寿的字画,出现得最多的是她的哥哥杨宪益。一说起这位哥哥,杨先生就变成了那个长不大的妹妹。那个作为大户人家的长子、一出生就不得不离开生母由大妈妈抚养长大的哥哥,似乎格外疼爱这个最小的妹妹。沙发上的那只猴子,据说黄裳也很喜欢,但哥哥最终还是送给了她。从英国寄来的精美画册,嫂子戴乃迭还没来得及看,哥哥看她喜欢便也要给她,妈妈看不过,提醒她别什么都问哥哥要,嫂子会吃醋。讲到这,杨先生开心地笑了。据杨先生说,她姐姐对于三兄妹有个概括,说哥哥杨宪益追求自由,很早便离家到英国去念书,一生散淡不愿受拘束;自己(杨敏如)追求平等,因为母亲不是正室,对于是否平等格外敏感,并一辈子为此抗争;妹妹杨苡追求博爱,所以一辈子得到的爱最多,爱的人也多。似乎想起了什么,杨先生停了停,嘴角有一丝笑意。
说起哥哥杨宪益,杨先生就变成了那个长不大的妹妹。那个作为大户人家长子的哥哥,似乎格外疼爱这个最小的妹妹。沙发上的那只猴子,据说黄裳也很喜欢,但哥哥最终还是送给了她。
被爱包裹着的杨先生,一直是个任性率真的人,以至于靳以当年不得不提醒她“平时讲话注意些”。也许是因为同行者中有她十多年的小友,在我们面前,她依然还是那个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人。听她谈论过往的人和事,如数家珍,好恶分明,几乎没有什么模棱两可。谈起那些艰难岁月,她的语调也是平和的,愤恨不平与控诉似乎只在笔端……
一连三个下午,我们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听她滔滔不绝地讲。只有当她指着当年的合影微笑着说,其他人都不在了时,我才再次意识到她的高寿。经历过近一个世纪的起起伏伏,在资中筠先生说人变成虫的年代,杨先生依然直立着,依然童真率真,令人不由不称奇,不由不肃然起敬。(伊文)
转自《文汇报》2014年1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