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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记者在病房见到百岁老人、武汉大学教授刘绪贻时，他正在写日记。“只要身体吃得消，我就坚持每天写。”除了写日记，让刘绪贻坚持了一辈子的事情便是做学问。从事学术研究，是刘绪贻自学生时代起便有的梦想。

　　以学术为志实现人生价值　　

　　1913年，刘绪贻出生于湖北黄陂的一个贫寒知识分子家庭，时而辍学助耕。父亲离世后，本不富裕的家庭陷入困顿，刘绪贻在亲友的接济下勉强读完高中。

　　1935年夏，刘绪贻考取北京大学化学系，但因缴不起学费而无奈放弃。之后，他报考了不交学费、还发放一定零用钱的军需学校。然而，军需学校的清规戒律和思想钳制使他难以忍受，半年后他“开小差”跑回武汉。

　　离开军需学校后，向何处寻觅？这时，刘绪贻得到一个信息：清华大学每年设有10个公费生名额。于是，刘绪贻一边做家教，一边复习备考。功夫不负有心人，1936年夏，他顺利考取清华大学的公费生，先后师从陈达、潘光旦、李景汉、吴文藻、费孝通等学习社会人类学。

　　1940年，刘绪贻毕业后，在重庆的国民政府经济部和社会部工作。然而，国民政府的腐败统治很快使他陷入失望与痛苦之中。“经过各方面权衡, 我觉得如果想为国家、为人民甚至为人类前途服务，并实现自我价值，最有可能的途径是从事学术研究。”此时，学生时代便萌生的学术梦再次萦绕心头。随后，他毅然辞职，考取自费留美资格，并获得湖北省政府公费补助，飞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攻读硕士学位。

三年后，刘绪贻学成归国，在武汉大学经济系讲授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等课程，自此开启了他的学术研究生涯。　　

从社会学转向美国史研究

　　 从1947年到50年代初，刘绪贻的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了社会学教学与研究中。不过，“能否从事学术研究、研究什么、如何做研究，却‘每自不由人’”。后来，社会学被取消，刘绪贻不得不离开学校。直到1964年，武汉大学响应中央号召成立美国史研究室，从未忘情于学术的刘绪贻听说他有可能参与这一工作，便积极申请调回武汉大学。

　　研究室成立之初，为筹建资料室，他带领两名青年教师，四处搜集资料，订购中外书刊，研究室的科研工作很快走上正轨。他们还率先编辑出版了资料性刊物《美国史研究资料》和《美国史研究通讯》。

　　刘绪贻的美国史研究是从研究美国黑人运动史开始的。一方面是因为在美国留学期间，他亲眼目睹了黑人遭受种族歧视的种种情形，对他们的悲惨处境深有同感也深表同情；另一方面则正好能够和当时的形势结合起来。

　　 填补战后美国史研究空白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特别是1979年中美两国正式建交后，两国各领域的交流和往来日益频繁，国外关于美国和美国史的图书资料源源不断进入中国。”刘绪贻说，此后他迎来了学术研究的春天。从1979年起，他的时间和精力基本全部用于学术研究。特别是1987年离休后，刘绪贻更是放弃了所有节假日，不分昼夜地研究美国史。

　　1979年，刘绪贻和杨生茂应人民出版社之约，共同主编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6卷本“美国通史丛书”。当时，国内对二战以后的美国史研究可谓几近空白，因此，最后两卷——《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和《战后美国史》的编撰工作被不少学者回避。最终，刘绪贻承担起了这两卷的主编和编撰任务。也正因此番“迎难而上”，刘绪贻创新性地揭示了罗斯福“新政”导致经济“滞胀”的规律。从策划到出版，这部巨著耗时24年，获得了学界的高度认可。

　　回顾一生曲折的学术生涯，刘绪贻感慨地说，“曾有几次，我拒绝高官厚禄，坚守学术岗位；也有几次，因客观环境被迫离开学术岗位，我都千方百计转了回来；即使在非学术岗位工作，我也结合所从事的工作进行研究，发表论文。”这位百岁老人在学术方面取得的累累硕果，与埋藏在他心底的那份执着与热爱密不可分。（明海英）

转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