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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指虚握，食指灵活地在她胸前那条绣有五环图案的红蓝丝巾前晃动着，时而指东时而指西。边说话边比画，不知什么时候成了杨扬的一种习惯，“这儿原来是个大冰场，旁边是田径场，那边是个大澡堂子。”站在哈尔滨体校的会议室里，这个中国获得世界冠军最多的运动员(59枚)凭空“画”出一幅地图，“当年的感觉一下子就回来了。”

杨扬的“当年”，掺杂着一股牛肉味。十一二岁时，作为七台河短道速滑队的一员，杨扬常年随队在哈尔滨训练，租住在体校附近平房的日子里，她“兼职”炖牛肉，“一要吃牛肉，就是我的活儿，放什么调料我门儿清。”转眼近30年，她从这里出发，为中国取得冬奥会金牌“零”的突破，成为为数不多的中国面孔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并多次被推选为人大代表。再次回到这里时，扑面而来的，却是一股“湿霉的味道”。

　　在哈尔滨体校一幢灰色小楼的地下一层，几滴水从屋顶上径直砸在水泥地上，空气中能清晰嗅出尘封已久的气息，这是杨扬和她在哈尔滨开设的冰上运动中心初次照面的情景，“这儿已经很久没有启用了，我们来看场地的时候，顶上全长着毛(发霉)。”经过1个多月的整修，除了排在房顶上的银色钢架偶尔用翻出的锈色展示旧时光景外，这个位于地下室的冰场显得十分“新鲜”：黑龙江省唯一面向社会的综合性冰上培训机构成立了。

　　成为冰雪大省的“唯一”，杨扬的信心正来源于这并非她的唯一。2013年6月23日，国际奥林匹克日，在东北长大的杨扬选择把延续冰上梦想的坐标落在南方，她在上海成立了自己第一个冰上运动中心。这个被吴侬软语包裹的国际都市，没有天然的冰雪条件，却在“北冰南展”的背景下，提供了商业运作最好的训练场。

　　“南方的商业化程度比较高，对于项目的要求有相应的标准。”当了老板，杨扬首先认识到“忘记关灯背后的成本”，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5年的深造，则让她更能通过实战更新对体育的理解，“我们对体育的定位太复杂。虽然现在已经从为国争光开始向为生活服务转变，但如果只从为孩子成长负责的角度来理解，一切就变得很简单。”

　　杨扬曾试图效仿市场上已有的一些操作模式来经营，但负责冰球教学的外教提出了异议，按照外教的要求，对学生来打球的随机性作了较大的限制，外教的这种方式一开始也让很多家长感到不解。但外教坚称，“球队训练，缺一个人计划都不能完成，如果学生连按时出现在冰场都无法承诺，那就请他不要来。”外教理由充分，让杨扬难以“讨价还价”，她决定“以球队的训练要求去设计商业模式，而非根据商业模式设计训练。”

　　从小在北方成长的杨扬，对人们“走专业或不走专业”这样对体育功能相对粗略的认知深有体会，但在商业化潮汐的洗练中，往往又有新的发现，“有家长从国外回来，把北美的冰球教材翻译一遍，每天来挑我们的毛病。我意识到，纯商业化，哄孩子玩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随着北京和张家口联合申办2022年冬奥会，包括上海在内的多个城市已逐渐积累起冰雪市场的第一层薄雪。“老牌冰雪强省的传统优势会不会被弱化？”杨扬曾听到这样的隐忧，“现在去万龙、云顶(滑雪场)和人一聊，80%都是东北口音，所以，东北的冰雪文化是多年形成的，其场地和人才资源都是奥运不可或缺的。”即便从市场本身看，“上海还会存在白天场馆空置的现象，而在哈尔滨这边，还没推广，就已经有很多人过来了。如果申奥成功，再有相应的商业模式，东北冰雪产业的发展应该非常迅速。”毕竟，“人”的财富，是这里一代代冰雪人用岁月“炖”出来的。

　　“对黑龙江省的大多数体育老师而言，到冬天浇冰是一种责任，田径场不能闲着，必须变成冰场。”那样的日子，杨扬印象深刻，“早上四五点起床，自己做个大水桶，拉根管子，装上个长拖布，便是一台自制浇冰车。”通常，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一起浇冰，冰雪的符号就这样渐渐深入人心。

　　“和现在相比，商业模式下培养的孩子多少可以预见未来，那时候，教练和运动员的付出完全靠热情来坚持，但我们很幸福。”杨扬不禁想起儿时的教练金美玉，“东北早上6点，那么冷，老太太要骑车挨个儿敲门叫我们起床，地很滑，她经常摔得鼻青脸肿的，等晚上10点所有队员都睡了，她才骑车回家。”

　　教练对“敬业”的诠释悄悄影响着杨扬，现在的她，像一只在冰雪的故事里不停迁徙的候鸟，辗转南北，清晨抵达，星夜离去。而提起过去，当朋友说起她当年“最早上冰，别人回家后自觉加练两三个小时”的旧事时，杨扬却笑着打断：“笨鸟先飞，谁让我笨呢？”

转自《中国青年报》2015年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