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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受表彰的102名全国优秀县委书记中，湖北巴东县委书记陈行甲绝对算是舆论热捧的政治明星。因为在县纪委全体(扩大)会议上的犀利发言，这名拥有清华大学硕士学历的44岁官员走红网络，也让巴东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陈行甲，1971年1月生，汉族，兴山县人，199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清华大学2001级公共管理硕士。曾任中共宜都市委副书记、宜都市人民政府市长，现任中共巴东县委书记。图为陈行甲（右）看望安居村80岁老党员马正才。

　　这篇近8000字的发言可以在巴东县委官网上看到。陈行甲用词辛辣，把贫困县干部插手工程比作“摁着叫花子拨眼屎”，连声追问“怎么狠得下心”、“怎么下得去手”，更吸引媒体目光的是，他自曝“家丑”，称调查腐败案件时总有人通风报信，甚至连他本人也遭受威胁。

　　然而，陈行甲并不愿被贴上反腐斗士的标签。在他看来，当前中央大力反腐，因此巴东从严治党非常正常，不值得浓墨重彩地渲染；他还认为，有的文章太突出他个人、太突出反腐，“好像天下就我一个人清白”，这并不是最真实、最完整的自己。

　　与发言稿中咄咄逼人的架势相比，接受采访的陈行甲语气平和。这位出身农村、从发达地区交流至贫困山区的地方主官更想展现给外界的，是对乡村社会的治理思路。

我内心见不得穷人受苦

　　中国青年报：最近在媒体上看到了很多关于你和巴东反腐的报道。

　　陈行甲：我现在被媒体贴上了“反腐斗士”的标签，实际上我非常不愿意看到这个局面。因为，中央在反腐，那么大的力度，打任何一个老虎都是不留情的，我们这抓一些副县级领导、局长，这太理所应当了吧？就算巴东是贫困县，过去的腐败比较多，现在打了一批，也完全是和“人活着要吃饭”一样，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媒体浓墨重彩地渲染，而且有的有“标题党”的作风，怎么吓人怎么来。

　　过去巴东的政治生态、社会生态有问题，我承认，我也做了些事。我希望不要再炒反腐。我们巴东远有更有说头的地方。

　　中国青年报：这些报道给你带来了舆论压力或者误解？

　　陈行甲：是的。你看，这又有人发来了微信评论文章：“读好官新闻，最怕遇到一种陷阱：今天你为好官的事迹泪眼婆娑，明天他就落马了。”说实话，媒体这么搞，我以后会待不下去了，好像就你一个好，别人都坏，好像天下皆浊唯你独清。你这不是逼我当屈原吗？当屈原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不能这样。

　　中国青年报：那你觉得真实的你是怎么样的？

　　陈行甲：前几天有记者问我，你说过要做有信仰的人，你的信仰从何而来？我说，从小而来。我是从穷地方走出来的人，被别人所需要的感受，让我愿意有所放弃。我内心见不得穷人受苦，这是我妈妈教给我的，这就是我母亲的遗像(手指着办公室的书柜)。

　　我们村有一个王伯娘，你看过余华的《活着》吗，这十几二十年间，我看到王伯娘家的人一个一个死去，和余华说的一样，病死的，自杀的，偷钱被人打死的，卖血得了艾滋病死的。印象中王伯娘的男人到处咳、到处吐，佝偻着背，拿个烟斗，王伯娘永远是蓬头垢面，喜欢哭，很不受人待见。几乎所有人瞧不起他们，给人的感觉就是仅仅活着而已。

　　他们经常到我们家借盐吃，盐啊，没到活不下去的日子怎么会借盐？我妈妈没让他们空手回去过。她的三女儿，媒人带她去认门，那是高山边远地区，她没有衣服，我妈妈把暗红色的的确良送给了她。他们是中国最贫困、最底层的缩影，我母亲帮他们保留了最后的尊严。这种言传身教融在我的血液里，所以，我感觉农村对我有一种召唤，乡亲很需要我。

　　我觉得这是最真实的我。我愿意被这样报道，而不愿意被塑造成反腐斗士。至于从严治党，我们是做了一些工作，但被媒体过度报道了。

　　中国青年报：你反复强调“不希望舆论把我从反腐英雄方面逼”，为什么开会时又说自己“从小就有英雄情结”，“梦想有朝一日白马轻裘仗剑天涯”，“斩妖除魔惩恶扬善”，并且说“这一次，虽千万人，吾往矣”？你是怕了吗？

　　陈行甲：不怕！反腐绝对是应该的，是为官的底线。我只是觉得，只渲染这一点反而会把更重要的事情稀释了，比如说我对乡村治理的思考和探索。再有腐败分子撞到我手上，照样该“斩”的“斩”。

“今后我是你家的亲戚了”这句话成了标配

　　中国青年报：来巴东之前有什么预想？

　　陈行甲：对巴东一无所知。当时上网搜索，邓玉娇事件、水布垭翻船、冉建新事件，负面新闻一年一次，轰动全国，简直触目惊心。但是，这两年政治生态真的在改变，干部讲规矩多了，群众平和多了，特明显。

　　中国青年报：你最初如何去了解巴东？

　　陈行甲：我来的时候搞过一个“县委书记边界行”。巴东非常大，过去寇准在这儿任县令，说八百里巴东，我原以为是诗意的表达，来了才知道真的是八百里。我从最边远的村开始走，到村里面必须看这个村最穷的地方，第二个我要去看学校，第三个看这个村的产业发展。

　　在贫困山区，教育极其重要。我是从村办小学走出来的。小时候，我上的是复式班，一二年级在同一个教室，老师一年级讲完，画一条线，到二年级去讲。可以说教育改变了我的人生，大山里这些孩子们无论将来做什么，能飞多远、飞多高，教育都是最基本的。

　　中国青年报：巴东搞了“干部结穷亲”的活动，听说你每到一个村都会问村民“干部有没有来”。他们究竟去了没有？

　　陈行甲：还好，这点是我最欣慰的地方，我们的干部是真结。我结的对象是艾滋病孩子小明明，我去的时候跟他们家说“今后我是你家的亲戚了”。这句话成了媒体报道的标题。从第二三天开始，干部争先恐后下去，都说了这句话“今后我是你家的亲戚了”，这句话成了标配。

　　我的成就感就在这里，我的幸福就在这里，我可以为大家做事，可以为大家立标本。这是我当县委书记最大的成就感。

　　中国青年报：为什么这是最大的成就感？

　　陈行甲：改变一个人或者一批人的命运，会让我心里感到特别美好。我最初去看小明明的时候，他头上都是疮，艾滋病的疤痕，差不多处于等死的状况。他的奶奶对我说，小明明没有玩伴。他奶奶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那种绝望都没有眼泪。

　　我给小明明联系了一家慈善机构，边治疗边上课。放假回来，他奶奶非常快乐，说这怎么得了，怎么办，这孩子现在说普通话我都听不懂。他的语文98.5分，数学95分。我觉得，因为我的出现，这个人改变了，这是我人生很圆满的一种体验。

城乡社会的撕裂需要我们想办法

　　中国青年报：很多干部都提到你主导的“农民办事不出村”。怎么保证不人走政息？

　　陈行甲：7月7日我要搞一个“乡村信息赶集”的试点，升级我的“农民办事不出村”。我已经把网络连到村里了，在村里设两个受理员，每个星期两个时间在村里坐班，通过受理员把农民办事需要的证件扫描、上网传输到县里，县里内网办理完再外网反馈。

　　这事成了中央的典型，上了“焦点访谈”、“新闻联播”，现在关键是如何保证不人走政息。我觉得关键在这个受理员能不能稳得住，他必须是村里的人，会简单操作电脑，基本正直。我放了21个部门87件事情到村里受理，摊到每个家庭一年就办三四次，一个村通常就三百户左右的家庭，一年能有多少业务受理，撑不撑得起这个人的收入？我们给他的待遇是一年5000元，太低了，办一单业务有一点奖励收入，也不高。

　　我在我的任上强力主导、这事也许可以搞下去，但将来长远的发展何在？我选了一个标本村，巴东最边远的地方，界河村，在湖北、重庆交界。我提的就是“全面升级农民办事不出村，打造信息化新农村”。如果试点成功，对中国乡村有标本性意义。乡村赶集过去是到集镇上去赶集，现在我是把东西送到中心村去，信息赶集，不用去集镇赶集。我会放大量优惠出来，有很多商品，你在那儿买就行，只要买东西卖东西就有中介费用。我的受理员不开店，没有租金了，但别人买卖东西，哪怕100元，你也能得到中介费用。

　　中国青年报：卖的东西哪里来？

　　陈行甲：我有个详细的计划。我成功说服了一家大的农村电商服务平台和巴东县委合作，其他地方也有农村电商，但我的“乡村信息赶集”绝对是原创。这能帮老百姓稳定下来，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这是对中国山区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革命。

　　中国青年报：为什么说是山区生活方式的革命？

　　陈行甲：贵州毕节四个孩子死亡的悲剧出现之后，我看过很多评论文章，最到位的评论是，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不是贫困而是社会的撕裂。你想，中国有5200万留守儿童，很多人近一年难得见一次父母，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为什么中国农村越来越凋敝，为什么外出打工带出去的二代宁愿在城市流浪而不回乡村？问题在于乡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已经越来越落后于时代。

　　十几年前在清华大学上学的时候，我的导师胡鞍钢预测，下一步导致中国贫富差距拉大的元凶，将是数字鸿沟。现实无比残忍地证明了这个论断。如果网店开进了村，我们的无污染食品可以通过互联网卖出去，在村里可以到网店买任何东西，生产方式到这步的时候，我们农村的山清水秀鸟语花香，就会倒吸他们回来。

　　这是我从发达地区到山区后，对乡村社会的思考，对乡村治理的探索。巴东这么多贫穷的人口，我总不能一个一个去帮，我这里的干部也只有1000多人，远远不够。要从根子上扶贫，就要改变乡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这就是我现在的思路。

　　中国青年报：这思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以后想做些什么？

　　陈行甲：来巴东之后一直都有，反腐仅仅是很小的一部分工作。我们的巴东，最大的资本是我们的大山大水，有一种大美，最大的亮点是发展旅游。过去交通不方便，现在我们有突破性的进展，还请多帮我们推介。(记者 卢义杰)

转自《中国青年报》2015年7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