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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历史比作一道数学题，

数学题总有个答案，解出只是时间问题，

然而，历史留给我们的问题，有解还是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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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之问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老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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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访数学家徐利治（也是从事多年大学教育的教育家）的时候，总能听到老人对“钱学森之问”的感慨，这是一位经历了华罗庚那代数学家的培养、经历了英美数学前沿的熏陶、经历了建国后一切照搬苏联的数学学科建设阶段、经历了中国寻找数学学科发展之路的数学家、教育家。

我们试着与他探讨在数学领域乃至整个学术、研究领域人才培养问题。

也许面对钱学森先生这历史的诘问，我们解不开。

至少，我们希望以95岁老人的毕生经历与见解，给寻找答案的我们，一个“解题的思路”。

徐利治，原名：徐泉湧。1920年9月22日生于江苏省张家港市。1940年由唐山工程学院转至到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受业于华罗庚、许宝騄、钟开莱。1949年赴英国阿伯丁大学和剑桥大学访问留学。

1950年夏，徐利治留学英国时在格拉斯哥城留影

1951年回国，担任清华大学数学系副教授，1952年到长春组建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数学系，亲手创立东北人民大学计算数学专业。61岁来到大连工学院（现大连理工大学），在大连理工大学建立数学研究所，开创并主持“计算组合数学”的研究。

西南联大，无法模仿

在读史的过程中，我们总会不自觉的希望“以史为镜”，希望未来的答案可以从历史中得出，然而，当然，历史的经典案例，无法也不必模仿。

西南联大就是这样一个无法模仿的历史典型。

多少年来，媒体的传诵，学者的研究，校友的回忆……既关于过去，也关于眼前，如果可以复刻一个这样的奇迹出来，我们在所不辞。

徐利治，这位95岁的老人，回顾那动荡中的大学生活，他说：西南联大是模仿不来的。

“国内高等大学为培养创造型人才，试图仿造西南联大办学是很困难的。联大期间体制不同，大学教育可以拒绝政党活动，教学系统就是‘教’和‘学’的系统，是纯粹的学术机构”；

“联大有一种完全自由的氛围，让人能够自由地去发展，去思考：教师开课自由、讲课自由，学生选课自由、听课自由；这种个性解放的自由，现在模仿不来”；

大师之师：华罗庚“我国数学界，许多人其实是数学匠，而非数学家”

徐利治在西南联大师从华罗庚，我们从而有幸能够“见到”一个如此鲜活可爱的数学大师。

“华先生很有奋斗精神，非常努力，做学问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和收获。我每次去到他家都看到他伏在吃饭用的桌子上做研究。华先生的书房很小，桌子也不大，在饭桌上，吃了饭可以立刻搞学问。”

关于怎样教书育人，华先生说：“高的内容要会放低，难的内容要会改易，繁的内容要会化简”、“深入浅出才是真功夫，化繁为简，化难为易，把简单的东西讲难了，是低水平的表现”；

1949年10月1日，徐利治在国立清华大学数学系任教员时期身份证明书(正反面）

华先生的课最特别的是，他不喜欢学生提问题，也从来不设置考试，华先生在学期末会根据学生平时的表现给予分数。他自己特别喜欢计算，也鼓励学生有问题都想办法自己解决。

华先生是数学家，却对诗词非常感兴趣，徐利治清楚的记得，当他成功解出了一个不等式之后，华先生竟在卷尾写了首诗表示鼓励。

当然，人无完人，非常用功与有才气的华先生，是个没什么人缘的人，他曾经如此归纳当年的西南联大数学系诸位教授：有人聪明而不用功，比如陈玉怀；有人笨而用功，比如曾远荣；有人又笨又不用功，比如杨武之；有人又聪明又用功，那就是我华罗庚“。这些有些“自负”的言论，现在听来，反而觉得可爱。这位“传说”，变得“活生生”了。

大师怎么了？

华先生回国前，在给徐利治的信中说过：他回国是怀有一个远大志向的，就是推动中国数学的独立。

1950年，华罗庚回国，众所周知，他并没有当上清华曾经许诺留给他的数学系主任，还被认为“并没有在解放战争艰难时期回来，等一解放，回来就当现成的系主任，到清华来‘捞一把’”。而冷清的欢迎场面，以及不相称的住房待遇等，让华罗庚不免失望，致胃病发作。徐利治认为，华先生等一些数学系教授，抱持着“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思想，是入市派，面对所有这些，是很有想法的。

紧接着，“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开始了，所有中老年教师都要检查思想，做自我检讨。徐利治刚回国不久，而此时的清华数学系，“大典型”是华罗庚、“小典型”就是徐利治。

围绕“名利思想”、“个人主义”，“小典型”徐利治自我批判：由于年少时，家庭贫困，立志读书改变命运，直到考大学、写文章进行国外发表，留学英国，这都是名利思想在作怪。

而“大典型”华先生的自我批判“我愿意离开美国的另一个原因是怕我的孩子到了成年必须在美国参军。”等等，因为不够深刻，经历了三次大会才被通过。

1952年，照搬苏联模式的“院系调整”中，清华大学被转型为一个纯工科学校，清华数学系调入北大。

谈到这里，老人掩饰不住的惋惜：“学院系调整不仅使高校丧失教学自主权，学制也进行了调整，取消学分制，实行学年制。必须按照专业教学大纲的要求，不能转系、转专业，在某些程度上限制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个人兴趣和特长的发挥。”

20世纪80年代，徐利治（一排右一）在大连工学院数学研究所与助手留影

师从天才，授业之师：“钱学森之问”何解？

院系调整，要使大多数省份都有一所综合性大学，和工、农、医、师等专门学校，东北人民大学改为综合类大学，徐利治自愿报名支援东北人民大学建设数学系。

“我当时的想法是，学习苏联数学教育模式基础上，吸纳西南联大数学系的办学经验，教学与科研并重。西南联大数学系的办学思想具有浓重的西方自由主义色彩，鼓励学生自由发展，尊重学生的自主选择，提倡学生的独立钻研与自我奋斗创新的精神。”

1998年春，徐利治（左二）在菲律宾与两位博士生游玩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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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徐老这样的经历，给了我们面对“钱学森之问”的可能。我们以这位95岁老人的思考，做为结语，希望可以引发各位看官的思考：

传统

关于传统，中国在解放前，始终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没有西方做学问的传统。虽然在民国时期，政府同样派知识分子留学，仅仅一知半解。同样的学科，西方有自己的传统，又有无数承前启后的大师做支撑，做榜样。就算是当时西南联大数学系所开设的教学课程，也仅仅是国外大学的基础课程，相当于国外大学二三流的水平，与一流大学相差甚远。

学风

关于学风，“数学家”和“数学匠”的区别在于，前者有idea ，后者只有technique ，只有技术没有想法。很多人争取发表论文用来申请科学基金和院士，而不是真正做研究。在课程设置上，为拿学位，发表论文。短期效应要求高，功利主义思想。

个性

关于个性，尊重人个性的多样性、提供多样性人才发展的空间，很重要。保留自我发现的选择。“只有高等学府，大力提倡彻底的个性解放，并且能够为个性解放提供成长发展和生活的空间，才有可能造就学术大师，和世界顶级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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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手记

因为从小数学就学的就不好，采访徐老的时候心理压力很大，但是经过几个回合的交谈，发现根本不用担心。这位细心缜密的数学家，自己做好了个人经历提纲，在提及数学专业词汇时，深入浅出，让我这外行竟深感入门了。

关于天才与勤奋，老人始终认为，与世界上的数学大家相比，不论是恩师华罗庚还是他自己，都不是一等一的天才，而他们的勤奋，不禁让年轻的我们惭愧。

这位数学家，因为做人坚持、直率，被人赐予外号“徐天真”，做为局外人，很感慨他的执拗：放弃学位毅然回国、放弃北大参与新校建设……我不禁问他后悔么，当然这位数学教授、老“右派”，面对这样的问题，一言难尽。而当老人骄傲的说起他学生们的成就，我明白，他不后悔。

（本期执笔：王业璇 王甜）

转自 西南联大口述史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