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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吓倒”铁娘子吴仪“回敬”副国务卿

他曾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留学生，以清华硕士的身份读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他曾多次陪同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或接待国宾，亲历一幕幕历史性的时刻；他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后最早一批对外贸易人才，参与引进众多影响至今的项目，更清晰地洞察中外文化的巨大差异……他就是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张祥。

而近期，已从领导岗位上退下的他以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的身份开设起了网络课程，把原本“高大上”的外交工作带进课堂。本报记者专访张祥，听他讲述国际高层谈判背后的趣闻轶事，以及那些足以记入史册的重要瞬间。

张祥，1941年3月生于上海。196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1968年清华大学基础课研究生毕业。是1979年中国派出的首批27个留美大学生之一，1985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应用物理学博士学位。曾任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驻世贸首位全权大使，博鳌亚洲论坛首任秘书长。

《文化软实力与国际谈判》，张祥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

小平“吓倒”撒切尔

广州日报：您曾长期从事外事工作，能不能分享一些比较难忘的故事？

张祥：印象最深的是邓小平同志。那是为了香港问题举行的中英谈判。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谈判刚开始时盛气凌人，表示可以把香港的主权还给中国，但管理权还是英国的，她的意思，“如果离开英国的管理，香港就乱了”。

小平同志不慌不忙，但口气异常坚决，从开始就表达了“主权问题不容谈判”的态度。就在撒切尔还在不停地说，甚至以“考虑非和平的方式保留香港”相威胁的时候，小平同志突然又讲了一句话，让撒切尔脸色都变了——

“中国人穷是穷了一点，但打仗是不怕死的！”

当时在场的不少人都听到了，撒切尔夫人愣了很长一段时间。退场的时候，神情还有点恍惚。所以才有了后来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跌了一跤的故事。

广州日报：什么让您记忆比较深刻？

张祥：吴仪副总理去美国谈判，我也在这个代表团里。和我们谈的是美国商务部，当时两国在贸易上摩擦不少。

按照外事流程，我们先到了。不一会儿，美国国务院的副国务卿来了，非常随意地把文件夹往桌子上一扔，来了句“没想到我们竟然和小偷来谈判了”。

我们很吃惊，一个美国高级外交官怎么能说这种话？！吴仪同志听了，拍着桌子站起来就讲，“今天是小偷和强盗的谈判，我们很荣幸”。然后又和在场的人士说：“大家一会儿会后去美国的博物馆看看，有多少东西是从中国抢来的！”

她这么一说，这位美国高官立即道歉。第二天，全美各大报纸都刊登了这条消息，吴仪的形象传遍全球。

德国车来分蛋糕

广州日报：改革开放初期，很多重大工程和项目的引进您也参与其中，比如我国的汽车合资工业，很多人都不解，为何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是德国车，而非美系或日系的？

张祥：当时我国的汽车工业处于刚起步阶段，对最终引进德国车，更多的来自于文化的差异上。

因为当时我们政府审批程序还比较多，而且中国人做事，讲求“四平八稳”。但这些在外国人看来就需要“等”。比如，最早跑来想要和我们合作的除了美、德、日，还有法国人、意大利人和奥地利人，结果他们就很着急，没有耐性。法国人认为，dancing（跳舞）或许还更重要一点。

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来谈的外商逐渐走了。这时候就看出来德国人性格中的优点。他们比较严谨、同时也很有耐性，为了做成一件事愿意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德国人对质量有极高的追求，综合下来，这份改革开放后的“大蛋糕”就被德国人拿下了。

广州日报：在外事谈判中，我们从中吸取了哪些经验和教训？

张祥：我参与谈判上海建造第一条地铁项目，我当时担任上海外经贸委副主任。当时来谈的外商都愿意给我们提供贷款，但怎么跟他们谈贷款还是有学问的。比如，当时的情况是，我们借哪一个国家的钱，就买哪个国家的设备。比如，我们从德国借的钱，就必须买德国的地铁设备。这种做法最大的问题就是给予外商很大“钻空子”的空间，比如，他可以用很优惠的贷款条件吸引你，完事儿了再把设备的价格抬上去，一来二去，钱还是回到他手里了。

我当时就提出来，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应该贷款、商务全部分开谈。好在后来我们也慢慢改善了。

中美教育各有所长

广州日报：您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学生。能否谈谈人才培养？

张祥：我是在中美两种教育体系中滚过的人。美国教育像一盆水，泼出去后，大部分都能洒到。所以美国学生知识面宽，但教育深度有限。

而前苏联式教育培养的学生，就像打井，井可以打得深，但毕竟开口太小，到一定深度就很难继续下去，苏联教育可以培养非常专业的人才，但因为基础较窄，学到一定程度难以有更大突破。美国教育对专业看得不是很重，如果本科读工程，研究生可以转金融，苏联教育则更讲究专业。中国的教育体系受到苏联的影响比较大，重分数，重专业，忽视了基本人文知识的学习。

广州日报：您推出《文化软实力与国际谈判》这一网络课程，主要原因是什么？

张祥：当前世界各国的竞争不仅是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竞争，更是文化、意识形态等软实力的竞争，但我们在包括国际商务活动在内的国际交往中，并没有掌握与经济实力相当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