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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璇琮，1933年生，浙江宁波人。1951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奠定学术基础，后因中国院系调整，转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年毕业留校任助教，遭受政治运动错误批判，被调至中华书局接受改造，并由此走上学术道路。历任中华书局总编辑，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秘书长、副组长，兼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等。

2016年1月23日，北京很冷。中午尚君兄转来了中华书局徐俊总编“傅先生已上呼吸机”的告急短信，心中便生出颤抖。下午三点十四分之后，信息再次传来。这是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噩耗，一种栋梁震覆、砥柱其颓的痛感顿时压在心中。

几个月前得知傅璇琮先生生病，我到北京他家中去探望。当时他看上去精神还不错，躺在一张特置的病床上，床头放着一些刚看过的文件和书，显然目力尚好。谈起学术上的事情，思维敏锐一如以往。我带去了一些他倡议进行的科研项目的稿件，趁他阅读的时候，便到外间和徐敏霞师母说话，当然会问起傅先生卧床难起的缘由和目前的病状。师母介绍了“连续两次跌倒”的情况，其间一些偶然的因素让人唏嘘不已。傅先生很瘦弱，见之颇感不安。俗谚说“木匠怕节，老人怕跌”，这两次跌跤会有什么后果，我没敢想。

傅先生看了一会儿稿子，我进去听取意见。他说“很好”，又提了一些建议。一讲起学问上的事，他总是那样态度雍容，晚辈学者在他面前总会得到鼓励。最后，傅先生提起一些出版社正在出版的著作，有的是他参与组织的，有的是写到他的。“到时会寄给你。”傅先生说。临别时特地关照：“有事电话联系，我也会打电话给你的！”然而自那以后两三个月，再也没有接到他常在上午八点前后打来的电话。傅先生家中一别竟成永诀了。这个冬天的寒冷，将永远凝结为心中的一块冰。

我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认识傅先生已经二十五年了，其间因编纂《全唐五代诗》作为常务编委与傅先生频繁交往了八九年时间，“常从长者游，渐闻学问道”，也对傅先生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我常想，在当代学林中，尤其在传统文化研究领域，如果以古代文人“立德、立功、立言”的价值标准来看，能达成其一者夥矣，但欲达成二者却不易，更毋庸说“三不朽”了，而傅先生是屈指可数的“三立”者。他卓越超群的声望和地位，正缘于此。

傅先生的人生经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中是有代表性的：遭逢过“士不遇”的坎坷，又循“天行健”之道而逐步改变命运。其初他从清华转到北大中文系因事差点被牵连到“胡风反革命集团”中去，后来逃过一劫。但留校不久便赶上了反右，因筹办“同人刊物”而触讳，被戴上“帽子”，离开北大。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了半年后转到中华书局。面对“不遇”，傅先生采取的是“不屑”的姿态，将精力专注于学术，对“政治牵挂之虞”和“世态炎凉之感”淡然以对。傅先生是很内敛谦逊的，但决不乏峥嵘士气，如果用“大雅风裁清，骨头带铜声”这两句诗来形容其人应是恰当的。其中“清”字是内质，他为《李德裕年谱》新版题记所立标题是“一心为学，静观自得”，这是一种“清”的品质；前几年他将出版的两部著作命名为《治学清历》和《学林清话》，更明确彰明内心的精神祈向。

作为一位著名学者、一位学界领袖，傅先生平生大德教化，博施济众，扶持过多少中青年学者，实在是难以计数的。仅《学林清话》中收录的“序”文即有70多篇，其中既有辈分高的学者，更有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傅先生为后学的著作写序，抒“淡如水”之情，述“切于学”之旨，其意在砥砺、奖掖新一代学术中坚，而这中间确有一批人已成为今天的学界领军人物了。当然，对后学的扶持尚远不止此。他在家乡宁波举办浙东学术研讨会，或主持其他学术活动，都邀约一些中青年学者参加，我每得忝列其中。近几年他注意到明清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特地到苏州大学与校领导协商，成立古典文献研究所，指导我们沿着钱仲联先生开辟的明清诗文研究道路，将“明清才子”作为主攻方向。我如有论文发表，他一经寓目，往往即来电或写信表示鼓励，其语亲和，今犹在耳。

傅先生长期任职中华书局，半个多世纪的编辑、出版家、古籍整理工作领导者生涯，养成了对传承中华文明的担当意识，对古籍整理事业的精深理解，且站得高，看得远，重实践。他曾说：“我最大的心愿是为学术界办一些实事。”难得的是，他勇于做“大实事”，也善于做“小实事”。所谓“大”者，除了主编《中国古籍总目》《续修四库全书》等“大手笔”外，早年参与编辑出版清编《全唐诗》是必应提及的，而从专深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唐才子传校笺》等古籍整理研究著作，到诸多综合性成果以至普及性读物，他推出了一个立体性的“唐代”出版系列。长期以来人们提起“唐诗”“唐代文学”“唐代文化”方面的出版物，往往都会想起傅先生的名字。所谓“小”者，特指某些具体著作的出版。其中突出的例子是他经手编辑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以史学家的识见和出版人的胆识推动了此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料峭春风乍起还寒”学术背景下的问世。中华书局的出版物一直是国内外古典学界所瞩目的“高天风筝”，傅先生手上曾牵过多少“风筝线”！

编辑、出版家，是傅先生的一重身份，而另一重身份——学者——对他、对学界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傅先生注重学问之道，以立言而致立身。他出生于浙东地区，浙东学派贵于精专、严于去伪、博纳兼容、不立门户的传统对他有很大影响，这种传统融入他沉静、坚毅的个性中，其学术便具有了精微广大的气象和格局。傅先生读书之认真勤奋是有名的，当年在“五七干校”劳动，后期人家都走了，他拖延留下争取一点空间读书；住院检查治疗身体，他带着书稿在病房、在医院院落里读；编审时发现可以追究的学术问题，随即做好卡片到资料室找书读。治学和写作对他来说，在特殊时期是一种寄托和避难，但放到更大的历史背景和学术语境中看，是一种志趣和信仰。从寄托与避难，到志趣与信仰，他完成了向学术大家的转变，达到了著作弘嵩大有，齐平东西道术的境界。

上一代学者中不少人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建设中起到了领导队伍、开辟路径的作用，他们的优秀成果都能够让人们回忆起一个学术时代，一种学术走向，一时学术影响。傅先生是其中能“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的代表。显然他心中有王国维、闻一多、陈寅恪等一批民国学者的群像，这是一种学术坐标和境界。在唐代文学研究领域他是最早倡导用前贤的“文化考察”方法的，而以《唐代科举与文学》为标志的成果即赋旧邦新命而开示路径，具有跨学科文化阐释和实证研究的意义。该书甫一出版，便震动学界，一时洛阳纸贵。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学术背景中，应知那是一个学术待兴，期待某种突破和示范的“开垦期”。如果说《唐代诗人丛考》《李德裕年谱》等揭示了古代文学研究回归“知识考古”传统的必要性，开启了沉潜实证之风的话，那么《唐代科举与文学》则具有多维视野下观照古代文学生成的范式价值了。傅先生很谦抑，他只是希望这一思路可以促进唐代科举和选官制度方面“多角度”“更专题”的研究。其实近数十年不断出现的幕府与文学、民俗与文学、交通与文学、绘事与文学，乃至家族与文学、地域与文学等研究成果，固然与国内外交流开放建立了学术大视野有关，而最直接的启发还是傅先生科举与文学“跨界研究”的成功实践。至今这类研究仍然生生不息，傅先生当年点燃的一把火，其光芒和热量还在不断散发着。

傅璇琮先生走了，走得太匆忙！他带走了那么多读过的书，那么多学术思考，还有关于国学事业的期待。然而可以相信在中国当代学术史上，集出版家、学者于一身的傅先生已经成为一座丰碑，永远被仰望，永远受崇敬。他的学术年谱人们会时常打开，其最后的述作是：“我希望今后的研究者能够进一步开阔视野，结合其他学科，更加广泛地从中国社会文化的各方面来探讨古典文学，并且始终将内部与外部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我虽已为耄耋之年，仍引领以望！”（《思勉原创奖获奖感言》，《中华读书报》2016年1月13日第9版）这已经成为他与学界的告别词，其中的真义将在他的同行者与后来人的研究实践中得到显示——那便是对傅先生的最大告慰了。

（作者罗时进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苏州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