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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1910-2005)，1935年研究生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系，1938年获伦敦大学博士学位。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

10月22日上午，在苏州吴江群学书院前的空地上，为了在镜头里装下满满当当120多位国内外学者，摄影师不得不来回调整大家的站位。这是费孝通教授“江村调查”80周年学术纪念会的现场。

拍照前，在明亮而宽阔的礼堂里，这些来自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英国伦敦大学等机构的学者，相互打着招呼，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昔日同窗，其共同的老师，正是80年前“江村调查”的开创者，当代中国社会学大师费孝通。

盛大的场面，让人几乎忘了会场的相对偏僻——为期两天的学术会议，设立在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这里远离中心城市，也没有高等学府。但却紧邻离中国社会学的地标——江村。

1936年，江村还见不到气派的礼堂，这个日渐破败的江南小村只是迎来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他拄着拐杖，戴眼镜，一身长衫，挎着一个新奇而笨重的黑盒子。

从此，江村及费孝通和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围绕着这个小村，被称为“中国问题专家”的费孝通一步一步拓展自己的调查和思考。正如费孝通的导师，英国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所说：“通过熟悉一个小村落的生活，我们犹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

10月22日、23日举办的这场学术纪念会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南京大学社会学院主办。在主会场和20多个分论坛、青年论坛上，大家试图寻找一个答案：我们为什么纪念费孝通？怎样纪念费孝通？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张静在开幕式致辞时开门见山：费孝通先生的工作对于中国社会学有特殊意义。“他及他们那一代学者尝试用新的角色——现代的专业性研究者角色——工作。这一开始给中国社会学及人类学研究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和思想。我们需要传承这一角色。”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周晓虹认为，费孝通的重要意义在于他开创了社会学的中国化，尝试用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理论，来解释中国现实。

上周六，出现在江村的另一项学术活动也是答案的一种：国务院参事室社会调查中心启动了首届“费孝通田野调查奖”征文活动。在启动仪式的宣传背板上，印着费孝通先生23年前的亲笔题词：认识社会，认识中国。

费孝通留下的江村名片

两天的会议，议程满满。在短暂的会议间隙，几位北京赶来的青年学者，冒着小雨步行去了7里地外的江村——在2005年去世之前，他们的老师费孝通先生曾26次到访江村。

如今，他的雕像仰坐在江村的荷花池旁，大手摊开，胖胖的身躯向着江村方向，笑得像尊弥勒佛。

1936年，26岁的费孝通第一次来到这里时，还是个身材清瘦的年轻人。当时世上还没有蜚声中外的“江村”，这是费孝通在他著名的《江村经济》一书中为他田野调查的江南村落取的“学名”。它在现实中的本名是“开弦弓村”，坐落于太湖东南岸，有长久的蚕桑丝织历史。

1936年费孝通（右）在江村调研

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此时在开弦弓村开始了“工业下乡”。从日本留学回国后，费达生于1929年在开弦弓村成立了村民入股的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丝厂。

姐姐的实践引起了费孝通的兴趣。1个多月的时间里，费孝通忙碌地观察着这个新旧交汇的小村。他带来的那个神秘的黑盒子——相机，成了搜集资料的得力助手。

在当时拍下的那些黑白旧照中，开弦弓村以老旧的一层砖房为主，简陋的木桥跨河而过，家家门口停着一艘乌篷小船。全村的1458口人，很难完全靠农业养活，蚕桑和家庭缫丝业是重要的收入来源。

由此，费孝通发现中国的乡土经济并非完全是小农经济而是一种“农工混合”的经济模式。要救助农民、复兴乡村，恢复和扶助受西方近现代工业冲击而几近崩溃的乡土工业和手工业，十分必要。

这些想法后来呈现在《江村经济》一书中。费孝通留英期间的博士生导师，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对这本书评价颇高：“我敢于预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江村经济》的英文书名——编者注）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

1957年5月，费孝通重访江村，与社会调查组成员在开弦弓合影

80年后，这次参会的后辈学者见到的开弦弓村，在某些方面实现了费孝通当年的设想。村镇附近，依然散布着许多小型民营企业，以毛衣加工厂和纺织厂为主。

开弦弓村的农民已不再从事农业活动，他们把土地承包出去，每年收取租金，自己则到附近的工厂上班。一个有两个劳动力的家庭，平均年收入在20万元左右。如今，全村人口已有2800多人。600多辆私家车，代替了昔时的乌篷船，成了村民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

当地官员透露，前几年，在吴江由县转区、太湖周边随之兴起开发热潮之时，政府有意使开弦弓村一带成为一个标本：不急于引进外来的工业园区，而是给本地的乡镇企业、民办企业更多空间。

如今，“江村”已经成了开弦弓村的另一张名片。路边的小店也被命名为“江村超市”、“江村饭馆”。

就在学术纪念会召开的期间，“江村调查”仍在进行中。20多位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的本科生正在开弦弓村进行实地调查。

今年大四的吴睿是带着点“朝圣的心情”来的。作为一个见识过众多学者的中国村庄，开弦弓村的访谈成功率很高。当外来的大学生徘徊在村中街巷时，村民见怪不怪。如果哪个年轻人青涩地走上前，问一句：“您有空吗？”村民多半会欣然打开话匣子，侃侃聊上几小时，就像很多年前，他们的父辈碰上了年轻的费孝通。

从实求知

在来到开弦弓村之前，吴睿最好奇的是：“今天这个地方的人们对费先生究竟是什么态度？是尽人皆知的人物吗？当地人有多少读过他的书？”

当记者向当地人抛出类似问题时，服装店老板上初二的女儿笑着说“当然知道”，“我们这里的中小学校都会组织学生到费孝通江村纪念馆参观的”。

正在江村村委会空地上打篮球的几个高中男孩，则告诉记者，他们知道费孝通写过一本关于他们村的书，虽然说不准书名，但都肯定“那书很有名”。

在这本他们说不上名字的《江村经济》中，正包含年轻的费孝通对“什么是社会学”，“应做怎样的社会学”的思考。

上世纪30年代，费孝通进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时，这一外来学科在中国还处于“方兴”阶段。那时的社会学“更多的是空泛议论而非真实地报道情况”。

在燕大访学的美国教授罗伯特·派克带来了深入现实的新风气。他把学生从京郊的未名湖畔带到了天桥和监狱，使费孝通大开眼界。

费孝通对在中国做社会学有了自己的一番见解，在燕京大学教授吴文藻的提倡下，他和几位同学开始了“社区研究”，试图获得大量一手资料，扭转空谈之风。

后来，费孝通将自己这种学术路径概括为“从实求知”。

从1935年的广西大瑶山调查，到隔年的江村调查，再到1938年回国后，于抗战后方的云南开展的“云南三村”实地调查，费孝通一直实践着“从实求知”。

在这个学术高产期，他先后写出了《花篮瑶社会组织》、《江村经济》和《云南三村》等著作。奠定了他一生的两篇“大文章”：“农村发展研究”及“民族、边区研究”。

到晚年，费孝通已经可以从各种平常小事中见人所未见，想人所未想。

1997年，费孝通去南方调查，从南京到苏州有一段路走的是沪宁高速。费孝通一路看，一路没休息。

普通的风光，在他眼里却生出许多门道：从南京到镇江，还有许多六七十年代的老房子。到了常州，新建筑就多了。到无锡一带，出现了别墅式的农民住房。他甚至敏锐地观察到，三楼两边的窗子可以看透，这说明没住人，没派上用场。

即使呆在北京，观察自家的小保姆，费孝通也能联想到中国面临的大问题：“农村的一个小姑娘，到我们家就变了。这是一个最好的社会学材料。大批乡下农民，年纪很小的时候到城里来。来了之后，变了，回不去了，被城市消化了。这是一个大问题，一个文化变迁。”

在社会学领域的求知，还面临周晓虹教授提到的“中国化”的问题。社会学最早是舶来品，要使其有效地解释中国现实，需要产生对应的问题意识和理论体系。

在10月23日的学术纪念会上，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谢立中提出，费孝通不同阶段的研究，对应了四种社会学理论“本土化”的类型。《江村经济》是研究对象的本土化，看一个中国村落，但恪守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之后的《生育制度》则尝试修订马林诺夫斯基的理论。随后的《乡土中国》，则提出了本土概念，其中描述中国社会结构的“差序格局”影响广泛。费孝通晚年的《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则被谢立中认为是“理论－方法全面替代型本土化”——提出了“将心比心”等带有强烈中国色彩的方法论原则。

同场的南京大学社会学院范可教授在评议环节，马上指出谢老师的第四种本土化类型“很危险”。他说：“如果我们承认经史子集解释社会的有效性，这是中国社会学的失败。”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飞舟认为，费老晚年对方法论的反思，是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学术实践的结果。费孝通看到了人与人组成社会的关键要素，并不在于“那些公开宣称的、白纸黑字的、明确界定的交流方式上”，而是在于“人们日常的、细微的人际关系、交往方式、交往心态以及与之有关的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社会学研究“精神世界”或者“心态”的方法，是不应该将研究对象视为一个客体的。

“他像小学生一样与农民交谈”

当纪念会场里的学者谈论着费孝通的学术思想与贡献时。开弦弓村的普通村民，更容易想起费孝通的另一重身份，“国家领导人”。

费孝通教授“江村调查”80周年学术纪念会现场

在改革开放之后，费孝通先后担任过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但他还是老样子：温和而幽默，90年代有次回到吴江松陵镇，想找找自己的出生地。结果原址上建起了公共厕所。他笑着说：“这样也好，大家都方便。”

繁忙的公务，也没有改变他从实求知的工作习惯。从71岁到90高龄，费孝通跑遍了除了西藏和台湾的中国所有省份。

从美国赶到吴江开会的威斯康辛大学帕克赛分校社会学系教授王勋，多年来每次回北京都会去看看导师费孝通，不过经常发现老师不在，“他又跑去地方搞调查了”。

帮忙筹备此次学术会议的开弦弓村“农民教授”姚富坤，则把他在江村看到的大学者费孝通描述成一名“小学生”。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姚富坤多次接待费孝通，他也从年轻的村委会计，变成了两个小姑娘的爷爷。

“他和农民谈起话来，一点架子没有，就像一个小学生。”姚富坤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费老问的是最简单直白的问题，比如阿婆啊，你这个衣服穿了多久啊，什么材质的，做的还是买的，去年买新衣服了吗……”

这看似细碎的闲聊，其实是费孝通的调查方法之一。费孝通曾对其晚年的助手张冠生说，自己不能再像年轻时那样单枪匹马，长期住村，但依然有办法看一点真实的情况。

“我想从农民的穿衣看他们的生活水平和消费，他们总不能把人家衣服都换了；我要从一个地方的烟囱看那里的工业化程度，他们总不能栽点假烟囱嘛。”

有时候，这位总是乐呵呵的老人，还会耍点小花招。上世纪80年代有次去甘肃定西考察时。费孝通曾联合司机假装汽车故障，自己犯困。等前后的车一走，他就偷偷摸到一户农家，去看看到底什么情况。

自己跑不完的地方，费孝通会指导学生去调查。王勋在论坛中提到，费孝通曾逐字逐句地修改他的硕士论文，先后做了144条批注和修改意见。

趁老友相聚，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杨善华教授也回忆了过去做学生时的趣事。上个世纪80年代，费孝通曾让他在开弦弓村做一些和家庭婚姻有关的调查，写一篇文章。“费老的眼睛真是非常非常的厉害，”杨善华说，“我所有想藏起来的不足都被他找出来了！”

“费老看到我写这个大队里多数人是男性当家，少数是女的。他问，我关心的不是多数，是少数，你能再讲讲吗？我讲不出来啊，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想。”

费孝通又看到了一对婆媳的描述，说邻居对这个外地媳妇“颇有微词”，费孝通就问“微词”是些什么啊？

杨善华对其他老同学坦白：“唉，其实我是猜的。”一桌子的资深教授都乐了。

改革开放后，以敏锐的眼光和勤奋的脚步，年逾70的费孝通“行行重行行”，陆续发现了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江模式”，并予以肯定和保护。

曾名震一时的“苏南模式”——即以乡镇企业实现农民“原地城镇化”的模式，最早即来自开弦弓村这块学术宝地。在上世纪80年代初对开弦弓村的考察中，费孝通看到了社队企业对农民增收的巨大作用。这和他上世纪30年代的复兴乡土工业的思路对上了。

在《苏南农村社队工业问题》一文中，他大胆地为社队企业说话，要给社队企业一个“社会主义身份”。

这种“原地城镇化”的思路今日读来，依然切中当下，在当时，费孝通就考虑到了西方工业化道路可能带来的乡村凋敝：“事实上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不可能走西方工业化的道路，导致农村破产，农民被迫流入城市的后果。我国现有大城市已感到人口过多，决不能再予膨胀。要改变我国人口的农工比率，势必使农民就在原地转为工人。”

虽然“苏南模式”，与费孝通早年在江村调查中延展的乡村复兴道路相似，但他并没有停步于此。而是不断发现新的实践，不断认识到各种模式都有局限性。

1986年，他在温州肯定了当地的家庭工业和专业化市场。这种以商（专业市场）带工（家庭工业）的“温州模式”，弥补了苏南乡镇企业先生产、后销售的不足。

上世纪80年代末，他又在珠江归纳了以紧邻香港的地缘优势发展“三来一补”企业的“珠江模式”。

到上世纪90年代，费孝通自称“逐渐进城”，他开始把研究重心从乡镇转移到大城市，思考区域经济的发展。

其中影响深远的，是费孝通对上海的地位和长三角发展前景的思考。在上海提出开发浦东时，曾有这样两种选择：一是深圳式，即把上海建成一个通向国际市场的窗口，一是香港式，即把上海建成一个国际贸易金融中心。

费孝通认为，应该把上海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的香港”，并以上海为中心带动整个长三角和长江流域的开发。1990年4月，费孝通向中央汇报了这一总体设想，得到了同意。

谁能想到，和宁静的江村一样，拥有华丽天际线的今日“魔都”，也曾受惠于这位智者。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任远，评价费孝通是社会学领域的“破题人”。作为少有的历经动荡岁月，又将学术生命延续至晚年的一代大家，费孝通的思考从乡村复兴、农民致富，到乡镇工业和小城镇的发展，再到区域经济的发展，层层递进，格局完整。

在学者眼里，费孝通在多年前就开始的思考，仍是当下中国社会学，乃至整个中国社会最主流、最重要的问题。

费孝通的的“野马”精神

在学术界，对费孝通的诸多实践也有这样一种声音：学术应该远离政治，保持价值中立。费孝通的学生邱泽奇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提到，他也曾听到过这种说法，甚至有人直言费孝通的调查研究根本就不是学术。

但费孝通一直不太介意这样的指责。他曾多次坦陈，他研究社会学的初衷之一，便是他感到自己有义务关心占中国多数人口的、日益贫困的农民。

1980年，赴美接受应用人类学学会的马林诺夫斯基奖时，费孝通发表了《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的演讲：“（人类学）这门学科的目的是使广大人民对自己的社会具有充分的知识，能按照客观存在的社会规律来安排他们的集体生活，去实现他们不断发展的主观愿望。”

10年后，费孝通80岁生日时，有朋友问他一生的志向，他马上说“志在富民”。

他一生中的两次关键性的去留抉择，也体现了一种“费孝通式”的理想追求。

一次是1938年从英国回国。“外国人觉得奇怪，他们说你怎么回去，还在打仗啊！我说，对呀，打仗我得回去。我们就是不肯做亡国奴，不愿流落异乡，没有考虑过其他道路。”

一次是1949年，他选择了留在大陆。在文革期间的自我检查中，费孝通陈述理由：“我认为我过去的许多妄想在新中国依旧可能得到实现的机会。我依旧老是在想按自己的思想来改造社会……要设法使这套主张成为现实。”

另一方面，接受西式教育和系统社会学训练的费孝通也同时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如北京大学张静教授所说，是以专业研究者的角色看待中国社会的第一批人。用费孝通自己的话来说，“我们只看到了历史事实，发明权在老百姓那里。”这和以策论、考据为治学方法的中国传统文人也迥然相异。

带着这样的特质，中国社会学的沉浮和中国的社会发展阶段之间产生了一种微妙的呼应。

1952年，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学科”的社会学，在院系调整中被取消。

30多年后改革开放开始时，社会学又重新得到重视。

1979春天，邓小平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明确提到，社会学的研究，以前忽视了，现在需要赶快补课。而在1978年，胡乔木就登门拜访，邀请当时还在赋闲的费孝通出山恢复社会学。这之后的1986年，在“江村调查”过去半个世纪后，《江村经济》终于有了中文版。

他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第一任所长，是复建的中国社会学学会的第一任会长，也是上世纪80年代初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恢复重建的重要推动者，并担任系主任。

今天，费孝通的印记已遍布中国各大社会学研究场所。在北大学社会学系的门厅树立着他的半身铜像。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墙上也悬挂着他晚年的名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越到晚年，费孝通越是“从心所欲不逾矩”。他不再那么强调学科分野，关注的问题涵盖区域发展，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化自觉”，以及人与人相处的伦理秩序。

他常自称是“是一匹野马”，指自己学术跳跃很大，没有形成系统的学术体系。这是一种遗憾，也是费孝通在多种条件下的选择。70岁时开始恢复社会学，他笑称自己口袋里还有10块钱——还可以活10年。这10块钱，他想尽可能关照到更多重要的现实问题。

记录费孝通改革开放后城乡区域发展调查的《行行重行行》，被一些人认为是散文集而非社会学研究。但费孝通认为，它在经世致用的层面站得住脚。他曾对助手张冠生说，这本书是“跑出来”的：“对基层干部会有很大的帮助，对文人、知识分子用处不大。”

在甘肃的黄河边考察时，邱泽奇终于直接提出了他当时的困惑。根据考察课题，他问费孝通：“您认为让企业把技术向周围的农村扩散进而带动农村的发展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吗？”

在事后的回忆中，邱泽奇写道：“也许先生看出了我的窘境，他一面笑而不答，一面让手拿照相机的张荣华先生给我们照相。这张照片我至今珍藏着，照片上先生和我都展现了发自内心的笑容。”

说到费老的“野马”精神，在这次的学术纪念会上，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方李莉分享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回忆：美国发生“9·11事件”后，当时91岁的费老对她说：“如果年轻一点，我会为这件事写好多篇文章。”

下一个“费孝通”在哪里

在这次“江村调查”80周年学术纪念活动中，有学者认为，现在中国社会学缺的正是费孝通那股“野马”的劲。

2015年，全国有85所高校开设了社会学专业。在规模扩大的同时，社会学也面临一个问题：难出“大家”。

在纪念活动的分论坛中，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提出，现在社会学的研究，有过于精致化的倾向：在发表论文的压力和核心期刊标准的引导下，学者们写文章花的时间太多，但提不出多少真正的问题：“我们大刀阔斧还没有开始，这种精雕细刻跟不上时代的变化。”

在之后的“费孝通田野调查奖”征文活动启动仪式上，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卢晖临提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中国的农村在中国，中国的农村调查在日本，中国的农村研究在美国。”

北大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记录过这样一件轶事。他的好友薛涌曾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采访费孝通，最后一个问题是：“您认为中国再过多少年能出现一个您这样水准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思考了一会儿，说，50年。

郑也夫认为，知人且自知的费孝通绝不是自负，而是对教育和文化氛围感到担忧。

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一次演讲中，费孝通自己分析过几代知识分子的教育背景：65岁以上的一批，在抗战前完成大学教育，有机会受到各学科的基本训练。60岁上下的，大学时正逢战火，基本训练还可以，但外文差。45岁左右，解放后培养的一批，“专业分得太细，学生不可能有广泛知识，基础课不行”。1957年以后到改革开放前，学习时间太短了，或者没学什么。“他们受损害，我们应该同情。”

方李莉曾是费孝通的学生。她说，除了深厚的学养，今天的学者更难企及费孝通的是他的“大其心”。费老毕生的学术活动都沿袭了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担当，致力于发现和观察最紧要的社会问题。

匆匆两天的费孝通教授“江村调查”80周年学术纪念会很快闭幕。不过从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城市赶来的学者和学生，并没有全部离去。

南大学生的调查仍在继续。作为“江村访问学人计划”的首批学者，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孙飞宇为他们做指导。

今年76岁的复旦大学刘豪兴教授，则像过去很多年一样，又住进了开弦弓村村委会的一个小房间。在完成了90万字的《开弦弓村志》后，他正致力于“江村学”的研究，同时与姚富坤一道又开始实施“江村百人口述史”项目，目前重点在做江村80岁以上老人的“抢救性”深访。

江村调查，以及从江村开始诞生的一系列中国社会学本土性问题，未完待续，如同一本未完全展开的书。这正是费孝通墓地石雕的形象。在这本“书”后的一块大石上，刻着费孝通的一句话：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生命劳动和乡土结合在一起就不怕时间的冲洗了。

（本文部分材料来自张冠生：《田野里的大师：费孝通社会调查纪实》，和李昇明：《中国人的自觉：费孝通传》）

本版图片均由中共苏州市吴江区委宣传部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