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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真是一种生产力。极有个性而从未失去天真的颜宁代表了一类科学家的气质，“她在一定意义上说代表了一种中国的科学家可能过去尤其没有的多样性，因为有她，那么这一群人就变得更丰富了，而不是说从任何一个角度看都是清一色的。”

“哎呀，反正这是颜宁嘛”

午后的国家图书馆里散落着低头看书的读者，一如往常的安静。2017年10月的这天，笑声从馆内的一个角落传出。两位穿着小礼服裙的女士踩着一脚蹬，手里各拿一双细跟高跟鞋，鞋跟对着鞋跟拼出心形，随后又将鞋跟朝向对方，做出拼杀的狠表情。这是生物学家颜宁和盖茨基金会中国负责人李一诺在接受《人物》封面拍摄间隙里最肆意开怀的瞬间。她们从1996年在清华大学生物系同班起就是闺蜜，如今两人站在40岁门槛上，少有机会相聚，但一见面就爱互相调侃，“我们在一块就是嘻嘻哈哈惯了。”

“别玩了！”图片编辑在一旁喊停，并且形容她俩就像上学时被刻意安排在教室讲台左右座位的调皮学生。结束拍摄时，颜宁女士笑嘻嘻地问图片编辑，“我表现挺好的吧？”她自称天生无厘头，“随心所欲的无厘头是一种特权。”

这种随心所欲在颜宁的事业选择上同样显著。2017年4月，颜宁做出了让许多人大跌眼镜的决定——离开待了10年的清华大学，成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首位雪莉·蒂尔曼终身讲席教授——雪莉·蒂尔曼是世界著名分子生物学家、普林斯顿大学建校200多年来的首位女校长，这样的头衔在美国教授序列里被认为是独一无二的。

在此之前，她的声名早已超出科学界而被公众所熟知。她未满30岁即从普林斯顿博士毕业回到清华任教，成为“清华最年轻教授”。此后，她的科研成果更令人瞩目——2009年以来，她以通讯作者身份在国际最有影响力的顶级学术期刊《自然》、《科学》、《细胞》上发表了19篇论文，其中两篇被《科学》“年度十大进展”引用。她还与时任环保部部长、现任北京市市长的陈吉宁，香港科技大学理学院院长叶玉如，国家空间科学中心主任吴季等在2016年被《自然》评为10位“中国科学之星”。

颜宁出走普林斯顿的消息迅速在国内引起轰动，“负气出走”、“人才流失还是人才流动”等等众说纷纭，科学家的一次个人职业选择甚至被放大为中美科研发展水平的对比。

“我就特别欣赏颜宁这种没有被任何外界给框住的状态。”被颜宁称为“女神”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杨薇在接受《人物》采访时给出这样的评价，“颜宁在国内的话，会一直成功下去，而且会越做越大，位置坐得越高，影响力越大。她去普林斯顿就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也是全新的挑战。”

在清华大学的颜宁办公室里，办公桌一角堆着6碗方便面。颜宁坐在粉色办公椅上，再次被问及这个她回答了“一千遍”的问题，语气有些无奈，“这两个其实都是我的母校，真的，我都好喜欢，这件事情我从来没有撒过谎，就是我如果现在是在普林斯顿，清华给我offer，我也会回来，一样的。但是，我已经在清华从教10年了，我知道在清华做教授是什么体验，现在我很想知道如果我去普林斯顿会是什么感觉。生命如此短暂，要努力去扩展生命的宽度，多去经历和体验。”

在颜宁的第一位研究生李硕眼里，颜宁一直非常有个性。“她应该算是在科学家里面最不像科学家的科学家了吧。在我们想象中，科学家可能外出的话会打扮得很严肃，会有这种不怒自威这种感觉，但颜老师完全没有。她出门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件T恤，一条运动裤，在办公室或实验室，如果不出去的话可能就会踩个人字拖，上课的时候就会换一双运动鞋。”

最开始几年，与学生年龄相差不到10岁的颜宁总是和学生打成一片。和学生一起在实验室里比赛点晶体——把蛋白液体用移液枪滴到盖玻片上，点成圆液滴，一共要点192下——颜宁“像赌王发牌”一样铺好玻片，枪头“啪啪啪”越点越快。把学生做不好的实验做出来了，她会到学生面前晒成果，“你看，姐姐我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做出了你们3天的工作，我觉得你们真的还没有出师啊。”她也会和学生一起看电影、玩杀人游戏、唱K，“在KTV里很放松，你一开门，不会，哦，这是老板，不会的，就是一群学生在玩。”李硕说。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俞立是颜宁的好朋友，两人常常互相抬杠。在他看来，颜宁不仅有“孩子气”的一面，还有“特别rude、半点毫不留情”的一面。有时两人在电话里大吵起来，颜宁会“啪”把电话挂了，但没过两天又能和好。在一次去滑雪的路上，颜宁直接批评俞立当时的研究目标“有什么了不起”，“如果你一直做这个，我肯定看不起你的science。”那次对话让俞立不太高兴，但他了解颜宁的出发点，“话很难听，很刺人，但是that is fact，她就在逼着我想，我真正研究的是什么东西。”

一位已经退休的自然科学基金委的领导曾说，“颜宁这个人非常非常的直，她不会因为你是大专家，在指出你漏洞的时候就很委婉，也会非常直接指出来……她在科学问题上对谁都会这样。”

“有些人会觉得有点手足无措，因为颜宁当着面可能就把一个比较潜在令人难堪的事情说出来。”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祁海也是颜宁、俞立的好朋友，他说，“但是在朋友之间或者是大家开玩笑的时候就说，哎呀，反正这是颜宁嘛。”

颜宁没把陌生人的评价太放在心上，“我可能是骨子里比较潇洒的那种（人）……我小时候还挺在意周围人的评价，但慢慢意识到，没有人会把不是那么亲近的人特别放在心上……我就觉得当你比较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的时候，你就没必要去在乎别人对你的评价。”

在祁海看来，极有个性的颜宁代表了一类科学家的气质，“她在一定意义上说代表了一种中国的科学家可能过去尤其没有的多样性，因为有她，那么这一群人就变得更丰富了，而不是说从任何一个角度看都是清一色的，肯定不是看《新闻联播》……相当于你看出去有一片风景，然后这里头它总得有它那个亮点，那颜宁肯定是这么多在我周围的科学家里头一个亮点了，她就会让你周围的生活变得很有意思。我觉得这世界上有这样的人挺有意思。”

颜宁（左）与闺蜜李一诺

it would be a shame

2016年5月2日，一篇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自然-生物技术》的论文引发了国内学术界和媒体圈的爆炸性关注。这篇论文的通讯作者韩春雨来自设备、经费和科研人员都十分有限的河北科技大学，但他报告的这一新的基因编辑技术NgAgo可媲美由美国科学家掌握的有“基因魔剪”之称的CRISPR技术，被国内部分媒体称为“诺奖级”的科研成果。在论文刚发表的两个月里，平均每天就有66篇相关的中文新闻报道产生——有人将韩春雨与同样没有海外留学背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本土科学家屠呦呦做类比，“在这样草根的地方做出了大科研，这其实才是中国特色。”

当几乎整个国家都沉浸在为拥有这样励志的本土科学家而生发的激动情绪之中，论文发表17天后，颜宁发了一条微博——“这个研究如果所有数据solid，前景巨大，好极了”。但她同时写道，“不属于创新型研究，是跟风型，没必要神话，原创在2014年”——成为这一热潮中第一个公开表示对韩春雨的研究成果持观望态度的科学家。

这样的言论让颜宁在当时一边倒的舆论中饱受攻击。“如何看待颜宁对韩春雨研究成果的评价？”曾一度是知乎生物板块的热门问题。不少网友认为颜宁故意诋毁韩春雨，做不出真正的创新型研究而“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甚至有人还上升到人身攻击。一位网友在颜宁的微博下留言：“就楼主的身份而言，这么说话无论内心真实想法如何，都会被认为在酸老韩。因为楼主你要意识到现在在大家眼中早就不是青年科学家的代表了，而是有名气的大牛了。”

某种程度上来说，那条留言准确地指出了一点，此时38岁的颜宁虽然年轻，但成就斐然。从一年前开始，她陆续收到了好几所国外知名大学的聘请，其中不仅有让她当系主任、研究所所长等条件极好的offer，还包括颜宁最后答应的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首位雪莉·蒂尔曼终身讲席教授一职。而这些邀约恰恰让她感到自己的角色正在发生转变，“当时我就把我自己的位置放得不太一样了，我在心里面就已经觉得我可能比较senior了，突然间觉得我不再把自己当小孩一样，只是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我觉得我有些时候是需要有些责任的。”

在没有预估后果的情况下，颜宁一时兴起发了那条微博，“我确实有点想降温。我其实真的不是针对韩春雨这个人，我就觉得这件事演变得太疯狂了，哪像是学术界的做派啊。我觉得学界要有一个balance，就是说至少要有个平衡的声音，不能说所有人都去狂热对吧。”

在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杨茂军看来，颜宁对韩春雨这件事的表态令他敬佩，“她特别正直，有啥说啥。我们也知道，但是我们就不说，懒得说，或者是压根儿就不想说这个事，也不想得罪这个人。她就敢干。”

好友祁海和俞立在韩春雨事件开始发酵时在私下里也持观望态度，但颜宁和他们的区别是她选择了一个更公开的方式发表意见，祁海说，“同样的话，你拿个喇叭在大街上喊，说这如果是真的，语境就不一样，传达的意思就不一样。”

祁海在电话里告诉《人物》，“跟她熟悉的人会觉得颜宁的出发点实际是很单纯的，有很多时候我觉得这也是比她有城府的人admire她的一点。假设我有这种urge想要出来说，我可能会采取的方式是写一篇特别长的文章，把所有的可能都给它cover上，我才会觉得心安理得，就是这里头有他错的可能性，但是也有他对的可能性，这样谁都不得罪，就是左右逢源，在科学上也是站得住脚的。但这很累，所以我从来就很少说。”

干脆直接地发声是颜宁一贯的作风。从2015年起，她开始在多个公开场合里为女性科学家发声，参加女性科学家论坛，举办学术论坛时会特别邀请优秀的女性科学家。在一次学院面试博士生的现场，一位男老师提问一位女生将来如何平衡家庭和科研，颜宁当即打断了谈话，指出这是一个有性别歧视的问题，同时质问那位男同事“为何面试一整天都没问过男生如何平衡家庭和工作”。她在博客上写道，“女性凭什么既要做贤妻良母，又要做先进工作者？社会不能既鼓励女孩子们自尊自强自立，又要求她们两手都要抓，给她们比男性更多的家庭负担，这对女性不公平！”

2016年5月，在录制央视节目《开讲啦》时，颜宁又一次为女性科学家发声，希望女孩子们勇敢地遵从自己的内心做出自己的职业选择，而不是屈从于家庭和社会的压力。节目播出后，颜宁的微博粉丝数从几千一下涨到如今的几十万，原本把发微博当做“休闲放松”的颜宁不得不审慎地发言。颜宁承认，自己站出来为女科学家发声需要勇气，“因为这意味着你自己的一些私人空间被侵占，这实际上是某种程度的牺牲。”

同年6月，颜宁受邀成为权威科学类微信公号“赛先生”的轮值主编之一。在轮值期间，她推出了“女科学家去哪儿了”专栏，为大众介绍一批优秀的女科学家。

几乎在颜宁成为“赛先生”主编的同时，5月26日起，开始不断有人提出无法重复韩春雨的实验。这期间，韩春雨被任命为河北省科协副主席，被评为最美教师，河北发改委批复投资2.24亿元在河北科技大学建设基因编辑技术研究中心。10月，13位中国生物学家联名在媒体上公开发声，表示无法重复该实验结果，呼吁有关部门启动学术调查。而在颜宁任轮值主编的半年内，“赛先生”接连发布了9篇实时跟踪韩春雨事件最新进展的文章。

面对学术道德这件事，李硕觉得他的导师颜宁“眼睛是不容沙子的”，“在韩春雨这个事件上来讲，她可能更多的是觉得皇帝的新装，大家都不愿意去说他，你好我好大家好。那长此以往下去，中国这个学界就是有问题的了。”

2017年8月3日，《自然-生物技术》发表了一篇社论，称韩春雨及其团队主动撤回了这篇至今没有实验室独立重复出实验结果的论文。

时隔近两年，颜宁坐在她的办公室里谈及韩春雨事件，言语间依然流露出遗憾。“我并没有在公共场合说（韩春雨）造假，只是如实报道别人重复不出来，这是一个客观陈述……在尚没有人可以重复的情况下，你如果贸然就大把投钱进去，那这对中国学术界的负面影响简直不堪设想。这意味着大家以后都可以铤而走险，就是我先想办法发出来，是对是错是真是假后面再怎么样都没关系了，你不觉得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吗？……这件事情你说对我自己有什么好处吗？会影响到我吗？事实上跟我个人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我觉得这件事如果处理得当，对于中国的学术道德建设或者说学术风气净化，本来可以成为一次很好的契机。至少我觉得如果不管这件事情，置若罔闻的话，it would be a shame。”

天真

在2月小年这一天下午，《人物》记者再一次见到颜宁。她穿着蓝色帽衫、浅蓝色牛仔裤，还有那双在拍摄间隙也穿过的蓝色一脚蹬。早上她刚从澳大利亚飞回北京，行李箱直接被拉到位于清华大学医学科学楼的办公室里。从上午11点起，颜宁在会议室里和实验室成员开会开到下午3点，中途叫了外卖和大家一块在会议桌上边吃边聊。原本以为早该筋疲力尽的颜宁在接下来的2个半小时采访里依然表现得精神头十足，甚至语调还变得越来越欢快起来。

“颜老师仍然是一个少女的感觉。”在颜宁实验室待了7年的潘孝敬说，颜宁走路向来都是哼着歌的，这么多年来唯一的变化只是“歌曲不一样了”。“如果你吃了一个什么好吃的东西推荐给她，她吃了也觉得好吃的话，就会很开心，什么肉夹馍就这种东西，就可以把她的幸福感，感觉像瞬间提升了一样。”

李一诺和颜宁相识22年，她感到颜宁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简单纯粹的小女孩形象。“这也是她可爱的地方，我觉得她一直是一个内在很光明的人，她不大受外界这些东西的干扰，她一直是有一套自己的东西……她很pure啊，从一定程度上来讲，我觉得这也是她制胜的这个法宝吧，她其实一直是相对比较清灵灵的这么一个人。”

“她这种天真吧，天真是一种生产力，有这种天真是挺了不起的。”李一诺想起学者刘瑜说过的一句话，“‘大学的作用就应该让人回归天真。︐讲得挺对的，我觉得就是现在咱们大家都太实用了是吧？咱们都乌烟瘴气的，就是其实这种天真是挺难得。”

在这次采访中途，颜宁接到了来自父亲的电话。电话的另一头，父亲催她早点回家吃小年夜饭，颜宁用山东方言柔软地回应着。“我可爱撒娇了，但那是对我爸妈撒娇”——在一场女性科学家论坛上，颜宁这样回答一位男生所提的“女科学家会不会像一般的女生那样撒娇”的问题。

毫无疑问，能让颜宁在40岁依然保持天真和少女感，贡献最大的便是她的父母。颜宁已经毕业的博士生郝琦说，“他们不强迫颜老师结婚，颜老师生活上的事儿统统都不用想，比如说有很多生活上浪费的事儿——做饭啊，这个很典型的吧？或者是人情之类的，父母都能帮她搞定。所以颜老师想放多长时间在工作上就放多长时间，就不受世俗的干扰。”

在李硕的描述中，颜宁与父亲的个性相像。父亲以前在工厂的小车班开小轿车，不管是哪个领导，他没看到厂里批的条子就不给出车。“你是给我拿酒也好，拿烟也好，我就是不给你出车，因为我的工作就是管好这几辆车，给公家省油。”

在父母的严格管教下，颜宁从小不能说脏话，不小心说一句就会被批评半天，也不能去朋友家多玩一小时，“他们保护欲过强，生怕（我）出什么问题。”在父母的保护之中，颜宁觉得自己的心理状态没怎么变过，“我在家里始终被宠着，就像我妈一见我，你都想象不到。微信说，哎，宝贝儿，这样子。我那天就突然间笑起来了，我说怪不得我长不大，整天被人在这种状态里面，你不可能把自己当大人。”

如今刚过30岁的潘孝敬羡慕颜宁的少女感，“跟她在一起对比的时候，会觉得她是个小孩，而我真的是年纪好大。”几年前就已经结婚的潘孝敬觉得自己失去了为一些事情欢欣雀跃的感觉，她担心着未来将面临的照顾家庭、孩子的部分任务会让自己在科研上分心。

当颜宁告诉父母决定不结婚时，父亲没在乎，“觉得谁都配不上他女儿”。母亲起初有点担心，“哎呀，你将来孤独怎么办啊？”但她后来发现女儿整天忙忙叨叨的，跟学生在一起很开心。颜宁回忆起当时的对话，“我说像我这么随心所欲的人，怎么可能让我陷入一种悲观的状态。我妈她就想了想，觉得我真的是这种状态，所以就接受了。”颜宁特别感激有这样开明的父母，“他们很尊重我是否真的开心，是否真的是舒服的状态。”

天真还来自校园这座象牙塔。无论是求学还是工作，她一直生活在家和校园的两点一线之间。在清华园里，其中有10年她生活在如同张开双翼的砖红色医学科学楼里。从西流到北的万泉河与医学科学楼相邻，河岸两边是依依垂柳。“在清华我很少去市里面，（去一次）我都说我们要进城了。”

在这样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地方，颜宁很庆幸有一帮很好玩的朋友，让自己的校园生活如此愉快。俞立是这群人里的“生活委员”，“有什么好玩儿的他带着我们几个人去玩儿，有时候是去参观个什么艺术展，知道哪儿有个什么新的小酒吧啊……还会组织滑雪。”

在科研上，这帮朋友对她的欣赏也让她感到“傲娇”。俞立说，“有很多东西都是，你有一两个朋友，你永远不会怀疑他们跟你讲这个话的intention，而且你也不需要政治正确。所以科研上的品位啊这些东西慢慢地就会提高，我觉得跟颜宁在一起，这方面我收获比较大。”

祁海也庆幸身边能有颜宁这样在科研中追求极致的同事，“你旁边的人对你总是一种督促和鞭策。”他还记得2016年和颜宁在医学科学楼楼前广场的座椅上进行过一次关于课题的交谈，“当时她是从一个独孤求败的角度来找这样一个问题的出发点，她想要去检验她自己的边界在什么地方这种欲望，我觉得很了不起，对我产生了一种刺激。”颜宁当时说，“这种完全没有路，但是又非常吸引人、你又感兴趣的事情，你就just do it。”

“颜宁可能在所谓人情世故方面要稍微差一点，那因此这career里边有很多人在保护她，很多人还是替她挡了很多东西的，也让她能够就是比较任性地去做她的事。”李一诺说。但她并不认为颜宁不懂人情世故，颜宁喜欢的作家阿耐的小说里常常聚焦官场、职场、商场的纷争，“其实她也挺懂的……她看明白了也就看明白了，但她用不上。”

纯粹

刚去普林斯顿的这几个月里，颜宁进入了“放飞自我”的状态，“想干什么事情干到几点算几点”。在她独自居住的公寓外，停车场旁边有一块大草坪，鹿和狐狸在那儿出没。颜宁享受这里的清净。

和在中国被高度关注的环境不同，在普林斯顿，颜宁可以获得更多专注和自由。“颜宁在国内还是有很多follow，任何事情都有好处和坏处，太关注的话就会影响人的自由度。美国在个人的那种自由发展，就是对科学上的追求不会有那么多的寄望，像父母对孩子的寄望那样，（中国）社会对颜宁有很多这样的寄望。”杨薇说。她有时候会和颜宁互相发很长的微信，“你一个来，我一个去，一天两天讨论下去”地探讨科研问题让她觉得特别过瘾。

在学术研究上，颜宁仍然表现出了天真的个性，她绝不会用一种世故的方式去遮掩自己的好胜心。她从小就习惯了年级第一，但本科刚到状元云集的清华就被震住了，“以为自己是棵葱，才发现只是个小葱花”。第一学期在高数的期中考试上，她紧张得牙齿直打哆嗦，大脑一片空白，结果考了67分。“就这样还能及格？我实力挺强的啊！”颜宁一下就轻松了，高数的期末考试总成绩89分更强化了自信，“哦，清华不过如此！”

这样的反转一次又一次地在颜宁求学生涯出现。在普林斯顿读博第一学期的一门课上，颜宁第一个被教授提问，问题来自教授上一节课发的一本五六十年代的经典论文集。颜宁当下就“傻了”，脸憋得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同一个问题随后被班里另一个中国学生回答出来了。“可以想象我多自卑啊，然后从此就开始了我的不分昼夜地读paper生涯。”颜宁每天只睡6小时，睡前读论文集，睡醒手上还拿着它，又接着读。期中考试时，她在这门课上得了B-，能过及格线让颜宁一下释然了，“好像那种自信一下就回来了”。

第二年，颜宁加入了施一公教授的实验室。此后的一年半时间被她总结为“暗无天日”，“我是做什么，什么做不出来。”而比她早几个月进实验室的另一个中国学生已经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细胞》上发了一篇论文。导师施一公常常在她面前表扬其他人，“你看他多么细心啊，你看他做事多认真哪，你看他学得多踏实啊。”这让她感到压力很大，一下瘦了30斤。直到2003年1月11日——颜宁对这个日期记得尤其清楚，她把一个复杂的生化实验做出来了，施一公一句“你终于会做实验了”让她又一次如释重负。此后，她在做实验时常常能想出一些“剑走偏锋”但有成效的主意，参与讨论时反应总比别人快，成为施一公的得意门生。

挫败感再一次来临时，颜宁已经通过博士答辩，还获得了2005年度《科学》杂志和通用电气医疗评选的北美地区“青年科学家奖”。此前她因为做出可溶蛋白的结构第一次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论文，觉得没有做不出来的东西了，状态“很狂妄”，决定去挑战当时最难的膜蛋白结构。但她低估了这个课题的难度，每做一次实验结果都是负的，她形容自己在那段时间就像“行尸走肉”。最严重时，她因为被接连失败的实验结果所打击，连续14天没有写实验记录——每天写实验室记录是实验室的要求。等醒悟过来时，她直接在实验记录本上为这两周写上“depressing days”。但一年多后，颜宁就做出了实验室的第一个膜蛋白结构。

和失败交织在一起的成功让颜宁一步步积累了信心，“不断地（收获）成就感是一个正反馈的过程……当你这个信心积累得越来越多的话，头脑比较轻松，就敢于去想敢于去做一些决定，反而结果也还不错。”

即便是在那些最艰苦的时刻也满是犒赏，从科学之中，她感受到了纯粹之美。在2015年底接受《人物》杂志采访时，她曾讲起在施一公实验室时，还有两位来自清华的师兄，当夜幕降临，三个人就用小音箱放着中文老歌，就着旋律各自做各自的实验，“那感觉可好了。”现在，更让她感到愉悦的是“把人类的边缘稍微扩一点点……科学也是一样的，做的问题不论多小，它是something new”。

2007年，颜宁从普林斯顿回到清华，她确立下的几个研究目标都是业内公认的硬骨头。2014年，她率领的团队在世界上首次解析了人源葡萄糖转运蛋白GLUT1的三维晶体结构，这是其他实验室做了20年都没做出来的。凭借着这项被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布莱恩·科比尔卡评价为“伟大的成就”的成果，颜宁于次年获得了国际蛋白质学会青年科学家奖和赛克勒国际生物物理奖。

在清华，颜宁实验室没有限定工作时间，但是，“她在实验室起码这个时间应该是14到16小时吧，这是不夸张的。”她已经毕业的学生殷平说。去年除夕，颜宁还在办公室写论文，直到下午四五点钟父母打电话叫她回家吃年夜饭她才回家，饭一吃完就又回办公室，把论文写得差不多了才回家过年。

她保持着稳定的作息——快到中午起床，洗漱之后5分钟之内出门；出门前打电话给实验楼的咖啡厅请做个中杯拿铁，部分时候她就住在清华的公寓里，十几分钟之后走到学院，“不凉不热正好喝”；再请学生带一份香辣牛肉粉，“开始愉快的一天”；下午快傍晚的时候，在学校里转转，晃晃悠悠回家吃饭；饭后和父母一起散步到实验室，自个接着工作到半夜。

颜宁主动避开了科研以外的世俗干扰。她把工资卡交给母亲，她刷信用卡，母亲来还款，“我也不知道我收入多少，我就不用操这个心。”她所在的生物科学领域有很多人选择开制药、生物科技等公司，但她不打算这么做，“那就需要跟人打交道，而且好多是不可控的人，因为在学术界跟colleague打交道，更多是一种智力上的交流，没那么复杂的。但是现实中当你有利益关系，我就不太清楚了。”

她选择主动躲开和物质生活紧密相连的事情，“我对于他们什么今天股灾了，明天经济形势怎么样了，完全无感，我唯一在乎的就是不要把我们经费给掐了。”

颜宁的学生殷平在华中农业大学也拥有自己的实验室。当他觉得实验室快运转不下去的时候，向颜宁寻求建议，在一次微信语音聊天中，颜宁鼓励他，“你肯定能活下来。”随即又告诫他要收起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你应该埋头苦干，与其说，不如做。”如今殷平早已成功度过了实验室的生存阶段，他在电话里告诉《人物》，“做科学家第一要素肯定是pure science，如果没有这个第一要素，都是什么其他名和利，那就肯定不对。往往是purescience做得好的人，可能这些东西它也都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Unconventional

在普林斯顿，颜宁的实验室已经进入“试运营”状态。学生吴建平早在几个月前就到普林斯顿协助筹备实验室。“颜老师这边事可多，写文章，写经费申请，这边也有一些活动她得负责，还有实验室的运行，指导指导学生。”他觉得为实验室申请经费占据了颜宁很大一部分时间，而在清华颜宁几乎不需要为申请经费消耗太多精力。

对一个拥有启动资金的新实验室，颜宁本可以不申请基金，但这一行为对她的重大意义在于，“体会一下那边都是什么样的体制”。

在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同时也是颜宁本科时期辅导员）王宏伟看来，颜宁出走普林斯顿的决定因为非常的“unconventional（不循规蹈矩）”而显得她很勇敢。“从结构生物学来说的话，清华现在的这个条件和水平比普林斯顿要好很多。”这让他回想起2007年颜宁从普林斯顿回清华的决定，同样的unconventional。那时候中国的科研条件相比美国很差，一般在美国读博士做博士后就会留在那里找独立教职。“她选了与众不同的这么一条路，我相信大多数人是不看好的，因为unconventional的路就没有前例可循，那当然不知道这条路能不能走得通。”

她一直以一种非世俗的框架去思考未来的选择。因为2013年底冷冻电镜技术的突破性进展，颜宁原本准备做一辈子的课题钠离子通道一下子就做了出来。太过轻易获得的成功反而给她带来了一种虚无感，“哎，简直是把这个游戏的乐趣全都给毁了，就好像剧透。”这个本应成为颜宁又一巅峰之作的课题，因为技术难度达不到她的预想水平，让她觉得自己“就像捡了一个大便宜，天上掉馅饼”。

颜宁追求“反差爽”，“熬夜熬得不行了，然后把事做完去睡觉，觉得特别畅快淋漓，然后饿得半死的时候去吃东西，觉得特别香，就是感觉在deadline之前那一刻做完，哇，那个成就感，就是要摁到谷底，‘啪︐，那种反差带给你的那种狂喜就特别爆棚。”

比起科学所能给她带来的现实荣誉，颜宁更在乎自己的内心感受，“我一个特点就是我一直在追求与众不同，就是说这种东西别人都可以做的时候，你就觉得好棒，那你玩儿吧。”

冷冻电镜的发展改变了结构生物学的未来，颜宁曾对俞立开玩笑说，“10年以后我还是个结构生物学家我肯定看不起自己。”选择普林斯顿，颜宁更看重它方便的多学科交流，有利于她在结构生物学以外寻找新的课题。她可以跟不同学科的科学家合作课题，实验室还可以招收其他系的学生。她招的第一个研究生来自化学系，第一个博士后是物理加上材料科学背景。吴建平说，“大家的思维方式，一些擅长的东西也都不一样，相互在一起的话可能会融合产生一些新的idea。”

在俞立看来，颜宁现在唯一的敌人就是她的好胜心。“她以前每年发若干篇CNS，如果不发呢，她会觉得她的骄傲会被打击。但是如果你要开始做这个开拓的工作，你要做好几年准备你几年实验室不出什么东西，大家觉得颜宁怎么突然不出东西了，她是要承受这个。还有陷入跟别人竞争的时候，就是说只是为了竞争我也要把这个东西做出来，如果你要开始做这些完全不一样的，就尽量甩掉一些东西，但是如果好胜心太强了，就什么都不想舍。”

坐在墙上挂着各种荣誉证书的办公室里，颜宁对《人物》记者进行了自我剖析，“我2015年就开始念叨（突破）这件事，我到了2018年还没有动静，不觉得这就很奇怪吗，也不能说我没有学 something new，我一直在学电镜，把之前我认为不可能做的东西都再做出来，所以说我一直很忙忙叨叨，时间就过去了……时间花在哪里是看得见的，就是说你做的这些事情它都在take你的精力，take你的时间，所以说别人可以看你做东西很炫，你又发了Nature、Science，但你回头看，忽然觉得我为什么把时间花在那上面？”

对于颜宁来说，真正的成果绝不能仅以论文的质量和数量作为标准——“我很恐惧就是怕等到真的说我的career终结的时候，回头看说，我当年为什么不……最怕就是曾经有个什么摆在我面前，可是我没有珍惜。不觉得这才是人生最大的悲哀吗？那为什么没有珍惜，可能是因为我当时的短视或者因为我一时的贪婪吧。”

如今再回到普林斯顿，颜宁一边继续做之前课题，一边试图追寻真正吸引她的问题，即便有些问题在别人看来可能不重要，“但我觉得重要就够了，这是做科研的态度。”

至今，颜宁还有一个让她着迷的终极问题：生命和非生命的边界在哪里呢？“结构生物学其实处于一个边界，处于生物与化学和物理的边界，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做结构的人特别喜欢去思考这种所谓生命的意义……就会很神奇地就说怎么这么一个一个你分离出来那种分子，它是没有生命的，但组合在一起，它就能够有机地去利用这个能量，然后去展开各种活动，why？”

类似的问题在颜宁童年时一直存在。在北京大兴的一栋四层楼房里，夜里她坐在床上，看着窗外的星空陷入遐想：宇宙外面是个什么样子？宇宙是无穷的，什么叫作无穷？宇宙到底有没有边？

在采访中，颜宁从记者带来的一份文件里翻到她刚去普林斯顿读博时写的穿越小说——读本科一年级、天体物理专业的李白穿越到了唐朝，成了历史上语出惊人的诗仙李白——颜宁的语气突然变得很激动，“啊，这是我的小说！”这一刻，这个在科研中保持纯粹、追求最本质目标的科学家颜宁与那个天真烂漫、从小喜欢遐想的小女孩有了奇妙的重合。她开心地向记者讲起小说里关于有与无的起源问题、偶然与必然的存在问题的玄妙，“你不觉得这是很好玩的一件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