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中心

当代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教育家，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和民族博物馆奠基人之一吴泽霖诞辰120周年之际，12月18日，《吴泽霖年谱》在他的家乡常熟首发。该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与中南民族大学合作，以吴泽霖生平编年为框架、以其学术研究思想及成果为脉络、同期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发展为支线，梳理了吴泽霖卓越的一生，勾勒出上世纪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概貌，对我国民族学、人类学、博物馆学等领域学科建设与研究有重要参考作用。

吴泽霖（1898—1990），江苏常熟人。1922年清华学校毕业赴美国留学，先后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密苏里大学获学士、硕士学位。1925年进入俄亥俄州立大学学习社会学，师从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社会控制论代表人物E.A.罗斯。1927年获得俄亥俄州立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成为我国最早在海外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的学者之一。回国后，曾任上海大夏大学（现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教务长，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教授、教务长。

新中国成立后，吴泽霖先后任西南民族学院教授兼民族文物馆馆长、中央民族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中南民族学院教授等职。1982年，任中南民族学院教授和学术委员会副主任。1986年，88岁高龄的吴泽霖以中国民主同盟盟员的身份加入中国共产党。

吴泽霖与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等同为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民族学家。费孝通曾说，“少数民族文物能在博物馆中取得应有的地位，据我所知，那是从吴泽霖先生开始的”，“吴先生走到哪里，民博事业也就到了哪里”。

“我们一个人的一生好象躺在一架天平上，天平的一头是我们的父母、老师、社会为培养我们放进去的砝码，天平的那一头是我们应当给社会所做的事情，所做的贡献。我们一个人要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父母，最低限度应当使天平的两头取得平衡。现在我估计一下自己。国家、人民给我放下的砝码是够重的了。我从小学、到大学、留学美国五年，百分之百是公费，这样大的投资是很少人能享受的。在工作的六十年中，虽然我曾经历过一些坎坷，但总的来说，国家和社会为了我，在天平上确实压下了很重的砝码。而我作出的贡献，作为砝码并没有把天平压平。”这是吴泽霖生前曾说过的著名的“天平人生论”。新书首发式上，中南民族大学图书馆馆长、《吴泽霖年谱》作者之一哈正利忆及此，仍然感慨万千。吴泽霖的一生跨越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经历过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国内解放战争等多个动荡岁月，无论是学术造诣、治学精神，还是为人品格、人生智慧，都值得后代学人学习。

吴泽霖是我国民族文博事业的拓荒者。1935年参加 “京滇公路周览团”时，他就不失时机地搜集实物并拍摄照片，返回上海后，举办“京滇公路周览团文物展览”。 抗战初期的1938年春，吴泽霖随大夏大学西迁入黔后，在主持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时广泛搜集民族文物达1000余件，在校内设立了民族文物陈列室，并在贵阳相继举办了三次贵州省少数民族文物图片展览。这是贵州省少数民族文物第一次公开展出。执教西南联大的五年时间里，吴泽霖利用课余时间，多次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族学田野调查并竭力搜集民族文物，在清华大学驻昆明办事处公开展览。抗战胜利后，他携带在西南搜集到的民族文物随清华大学迁校北京，在清华大学人类学系建立了北京地区第一个常设的民族文物陈列室。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49年11月4日至7日，清华大学民族文物陈列室在北京国立艺专举办台湾、西藏、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文物展览，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北京乃至全国举办的第一个少数民族文物展览。

吴泽霖也是民族文物博物馆学理论的奠基人。1957年4月，他在中央文化部文物局机关刊物《文物参考资料》发表论文《关于少数民族文物的一点认识》，从“什么是民族文物”，“收集少数民族文物有什么意义”，“为什么今天要加紧少数民族文物的收集工作”，“应该怎样收集民族文物”等四个方面详细论述了民族文物的定义、作用、如何搜集，并呼吁抢救性地搜集民族文物。这是我国第一篇专论少数民族文物的论文。

《吴泽霖年谱》以编年体形式呈现吴泽霖的学术与人生，在资料方面力求完整，所集材料十分广泛，主要包含民国时期主要报刊、档案材料、吴泽霖自述、亲友弟子访谈回忆等。全书第一部分为吴泽霖年谱，涉及其论著、日常交往、家庭生活等；第二部分为吴泽霖研究年谱，着重叙述吴泽霖逝世后，学术界有关吴泽霖研究的成果；第三部分为附录，为吴泽霖书写的自述性文章。该书揭示了一代学人非凡的成长经历，弥补了国内相关研究碎片化的不足，启发后人深入研究中国社会历史文化问题。

本文图片由出版方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