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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1日，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研究员陈薇团队进驻武汉的第6天。

此前一天，他们紧急展开的帐篷式移动检测实验室开始运行，大大加快了确诊速度。

陈薇是在阻击非典、抗击埃博拉等多场硬仗中作出重要贡献的女科学家，也被视作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研制赛跑中的“种子选手”。

30日当晚20点和31日晚23点，陈薇两次在忙碌一天后，接受《中国科学报》独家专访。

《中国科学报》：疫苗是大家现在最关注的问题。目前存在两种声音：一种是我们离拥有疫苗已经很近；另一种则是疫苗短期内无法派上用处，即便研制出来，恐怕也成了“马后炮”。

哪种声音更符合实际？而且冠状病毒以变异迅速著称，会不会等我们研制出疫苗，病毒已经变异到能逃避疫苗了？

陈薇：目前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快马加鞭地研发新型冠状病毒疫苗。

但疫苗研发有固有的周期和规律，而我们对这个新病毒的生物特性、致病机理、传播机制、易感人群等，了解还非常肤浅，因此目前有些平台上报道的最快“1个月”内拿到疫苗，我认为是不现实的。

当然我也不敢排除有非常优秀的科研团队能做得更快更好。

1月2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科学家将在12周内研制出新冠疫苗，我相信我们国家科研人员的速度不会亚于美国。

疫苗不会是“马后炮”。

当年SARS之后，如果国家对冠状病毒研究有更长效的支持，有更多团队持续来做这个研究，那么不管疫苗还是药物，至少会有比今天更好的局面。再次狭路相逢，就不会这么被动。

新型冠状病毒变异再快，也在冠状病毒这个大类里，目前大数据研究发展迅速，一旦有新变异出现，可以马上通过生物信息学或大数据挖掘找到共用的靶抗原、发病机制或受体，可以快速指导疫苗的改良。

《中国科学报》：有专家说我们即将迎来疫情拐点，您的判断是什么？

陈薇：从现在来看，拐点可能很快就会到来。

但是第一个拐点到来之后，疫病会不会还有第二峰、第三峰呢？对此我们还是要做好最坏的打算，拿出最充分的方案，准备最长期的奋战。

《中国科学报》：17年前，你们研发的广谱抗病毒药物在抗击SARS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4万名预防性使用“重组人干扰素ω”喷鼻剂的医护人员，无一例感染。这个成果还曾荣获2016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这一次，广谱抗病毒喷剂是否也派上了用场？除医务人员外，普通群众可能采用这一药物进行日常预防吗？

陈薇：作为一种广谱抗病毒药物，这种喷鼻剂对RNA病毒的抑制效果还是比较好的，而且有一定提高免疫力的作用。

在目前缺乏特效药物的情况下，一部分一线医护人员正在使用。

但由于这种喷鼻剂有一定技术难度，还没有大规模生产。如果国家认为这可以作为一个急用物资，我们是具备一定应急扩大生产能力的。

《中国科学报》：有人说，此次与新型冠状病毒狭路相逢，最令人痛心遗憾的是很多“非典”的经验教训被抛弃了。真实情况的确如此吗？

陈薇：我不同意这个观点。

“非典”是我们国家公共卫生管理的一个分水岭，从那以后，我国有关传染病防治的人才队伍、平台条件、技术储备和专项研究，都不可同日而语了。

说句不好听的话，我们国家如果国力不强大，到现在早就被宣布为“疫区”了。

《中国科学报》：比起SARS，新型冠状病毒似乎更“狡猾”，特别是隐性携带者造成的传播简直防不胜防。这是否意味着“非典”经验的参考价值还是比较有限的？

陈薇：每种疾病都有它的新特点，但终究无外乎控制三个环节：病原体、传播途径、易感人群。

面对隐性传播，最原始的隔离就是最好的办法。有必要与人接触时，相隔一米五到两米以上交流，回来尽快洗手消毒，不要揉眼睛，不要摸口鼻。

当然，中国这么大，中国人这么多，人人都做好很难。这就需要网格化的社会管理发挥作用，每个大小管理者都要守好自己的一方寸土。

现在真的需要全体中国人同心同德！

《中国科学报》：关于新型冠状病毒在脱离生物体的条件下究竟能存活多久，现在网上有很多说法，究竟哪个是真的？

陈薇：目前还没有真实数据，因为当前分离出的活病毒大多用来做药物筛选试验了，毕竟疫情防控和抢救病人才是目前的首要任务。

当然，即便是一种新病毒，它仍然是冠状病毒大家族的成员，所以这方面的基本特征不会偏离太多。

SARS病毒可以在土壤、玻璃、金属、塑料等表面存活2~3天，这个数据可以作为参考。

《中国科学报》：大家都说我们一定能战胜这次疫情，真正的战胜究竟是什么样呢？

陈薇：所谓的战胜有几种：第一就是根除。这是最理想的状态，也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但人类历史上真正根除的传染病其实很少，比如完全消灭的天花和即将被消灭的小儿麻痹。

第二种就是像“非典”那样，17年间，再没有出现过跟SARS序列相同，可以人传人的病毒。

第三种就像H1N1那样，虽然控制住了当年的大流行，但不时还会出现一定规模的流行，目前把这种病毒作为常规接种流感疫苗的一种成分来阻断继续流行。

遇到一种新病，我们当然希望能彻底消灭它。但有时候，过度干预反而可能刺激它快速突变——这里面有很多权衡和博弈。

因此，新型冠状病毒将被何种方式“战胜”，现在还不好预测，一切都在发展当中。

《中国科学报》：目前您有哪些比较担心的问题？

陈薇：中间宿主还没有找到，也许还在发挥着作用。

《中国科学报》：最近一些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研究论文引起了巨大的社会争议，对此您怎么看？

陈薇：发论文本身无可厚非。但疫情当头，关键数据的及时公开、共享有利于各方力量齐心协力做好疫情防控，这是一个需要关注并通过立法保障的问题。

《中国科学报》：关于这次疫情，您最想说的是什么？

陈薇：疫情防控绝对不能等到疫情来了再做。

国家有必要建立防疫科研白名单，形成真正有力的“首席科学家”体制，长期支持一批团队一辈子就做某种病毒或细菌的深入系统研究，不追热点，敢坐冷板凳，别管这个病毒是来了还是走了。

如果觉得单个团队有风险，还可以设置A、B团队互相PK。这样国家投入的经费比现在这种情况少多了，还能花在刀刃上。

最关键的是，一旦疫情发生，就能迅速找到最权威的团队，即使出了事故也知道打谁的板子。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新型冠状病毒一来，谁都觉得自己能做，但发挥的作用还是有限。

这次疫情暴露的问题，得到的经验，都要好好地梳理。

今后我们国家应该从立法层面来管理疫情的反馈流程，明确规定各部门的主要职能，并且对信息公开、数据共享不及时、不透明导致的不良后果进行依法惩处。

此外，在缺乏疫苗和特效药的前提下，康复患者的血浆是临床特异性治疗最可及的资源。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提倡大病之后重在休养，过去很多康复者不愿意捐献自己的血浆。

今天（1月31日）上午，国家科技部下发了《关于请协助采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康复者血液样本的函》。

我们拿着这个红头文件，有22名康复患者表示愿意让我们检测血液标本是否符合献浆标准。其中有的人身体虚弱，连采血都很困难，这让我们非常感动。

在政府推行免费治疗、医务人员献身拼搏的大环境下，在康复患者和医护人员同心同德，为病友们作出贡献的时刻，我也呼吁：应当从立法层面要求康复者在知情同意、符合伦理、身体情况允许的前提下捐献宝贵的血浆，用于他人的急救。

《中国科学报》：你在武汉抗疫一线，看到了哪些印象深刻的景象？

陈薇：医护人员确实很疲惫。

我昨天（1月30日）上午在金银潭医院，见到了张定宇院长。他本身是一个渐冻症患者，自己的妻子也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但还夜以继日奋战在一线抢救生命。我对他说：“你的事迹让我非常感动”。

《中国科学报》：他怎么回复您的？

陈薇：他说“彼此彼此”（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