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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克群（1961-1967清华大学建筑系）

“什么都不要，留在心里就行了”

我必须得说，听张克群说话比看她的书有意思得多，不是说书沉闷，而是难以生动展现她那比起儿子高晓松也毫不逊色的直爽幽默。老太太快80岁了，十几年前退休后与先生一起定居洛杉矶，平日主要忙活这么几件事儿：

一是种地，美国很多蔬菜都没有，比如顶花带刺的黄瓜，每年二人回国一趟时就顺便带些种子回加州，撒在院子里。二是组织民歌合唱团，三年来在当地“迅速壮大”，如今已有65个成员，年龄段从三十多岁跨至八十多岁。去年12月中旬，她回国前夕，还带着团员们与一帮美国的复员、退伍军人在珍珠港事件及南京大屠杀周年悼念的活动上表演。

剩下的时间用来写书。开始写书是由于1993年北京第一次申奥没成功，张克群在新闻里看到有外国人指摘中国宗教不自由，她很愤怒，“谁说不自由，我这净看见天主教堂清真寺什么的。”这激发了她写一本有关北京宗教建筑的书，以便日后驳斥外国人。当时距她从德国留学、工作回国，进入大地建筑事务所已近十年，提方案、建模型外的业余时间她考察了一系列寺庙和教堂，书还没写完，第二次申奥就成功了。“可是我写书写上瘾了，我作为一个北京人，我得写写北京对不对？”之后她又梳理了北京的古代皇家建筑以及外来风格建筑，连同之前的宗教建筑，退休前一共写了三本《北京古建筑物语》。

去年12月，好不容易通过机械工业出版社一口气出了五本自写自画的《杂话建筑》，她又开始忙于整理邮票了。她从初中开始集邮，去了美国后在二手店买了四十多包邮票，10美金一包，每包里面有300张，得按国家分类，还得拣出重复的。美国连集邮的工具都没有，她每次回国都托出版社建筑分社的副社长赵荣帮买好几百张集邮册。

《杂话建筑》

网上很多文章都说，高晓松那句名言“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其实是他妈妈教导的。看着眼前这位兴趣广泛、坚信“生活的乐趣就得自己找”的“老顽童”，你很难不信以为真，不料张克群“嚯”了一声摆摆手：“绝对是瞎编的，我没事儿跟他说这话干吗？”

儿子的《晓说》，她会在一笔一笔画建筑画得不耐烦时点开听。她也曾试图去客串一期讲建筑，结果被无情拒绝。至于有没有想过自己也来做个视频节目，“不知道，没想过”，“我这人脑子比较简单，没有什么特别远大的理想。我的理想分好几段，第一段就是今天干什么？比如哪个花该授粉了；然后这一个礼拜我干什么？合唱团该演哪个节目；最后是这一年干什么，我要写哪本书，再远的就不想了。”

近两年，她连体检都不做了，老同学常常交流养生的微信群也不爱看，“你说你要是查出来血管堵了三根，你也不知道你一共几根血管横着，你先吓一半死，回家你就觉得你气喘不好，血液都不流通了，其实昨天还好好的，没准还爬景山去了。所以我都不看病，什么保健品，这都瞎掰，就是自己高高兴兴，你看我这人多快乐，没病。”

这种豁达很大程度上继承自父母。她的父亲张维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是工程力学系教授、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与钱学森自幼即为同窗好友。母亲陆士嘉则是中国第一位女流体力学家，曾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师从物理学家普朗特，回国后参与筹建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并主持建设了全国首个空气动力专业。

二人去世后，骨灰就撒在清华的荷花池里，也不要墓也不要碑，包括德国的大十字勋章，都捐给了学校。张克群顺从父母心意，“留在我家干嘛，等我死了给谁，不如捐给学校，什么都不要，留在心里就行了。我为父母写了一本书，我觉得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孝顺了。”书里回忆醉心钻研教学、对生活不拘小节的母亲：“稍微有点透明的‘的确良’衬衣里，透出里面那件破洞累累的圆领衫。”

“北京市民对身边很多东西不明白，弄明白了就很高兴”

至今，张克群已出版十余本作品，她仍不打算休息。就在去宸冰书坊做新书访谈的路上，她已经开始在车里兴致勃勃地盘算接下来得写本《四合院的零七八碎》。不讲整个布局，就介绍第二道门为什么叫垂花门等细枝末节。

听了一路的司机也忍不住搭腔，请教自家四合院里那石槽是干什么的，张克群说那就是内影壁，因为是木头而不是砖砌的，没法在地上生根，所以用下面的石头来生根。司机听后特别高兴，张克群模仿他的反应，桌子一拍，恍然大悟，“我终于知道了！”这更加坚定了张克群把这些零碎的“知识点”写出来的动机，“北京市民对身边很多东西不明白，弄明白了他就很高兴。”

她提到北京花市清真寺里的两条孔雀木，无论开多大窗户，鸟都不敢飞进去。据说当年乾隆知道这个事后，就想把木头抬到故宫去。当地的人为了保护这条木头，赶紧在木头上箍了一个铁箍，谎称木头烂了，才得以保留下来。把这些有趣的历史故事告诉现在的人，倒不一定是为了号召他们保护古建筑，也许就像她儿时想当相声演员一样，就是给大家图一乐。“只不过就是说这房子挺有意思，原来还有这么多事儿，知道一下背后的一些故事，知道自己家门口有很好的东西而已。”

高晓松回忆，在他小时候，母亲就喜欢带着他和妹妹在颐和园的长廊讲解每幅画的意义，也会在门厅回廊间让他们猜下马石和拴马桩的作用。如今写书，张克群延续讲故事的能力，在新书《变化的建筑：外国建筑的千年之变》一册中，她写到了众多建筑史课本中的经典建筑，问其与课本有何不同，她用一贯的爽朗口吻回答：“课本里没那么多故事，这么说吧，骨头是建筑史课本的，肉是我长的。”

她在《记忆与传承：消失于古村落记忆里的故事》一册的跋里写道，几年前，花三千多块买了《走遍中国》这一电视节目的所有光盘，用登机箱满载着回美国，“扛回来后又重点看了看，突然萌发了把它们写出来、画出来，让更多的人跟我一样惊诧、一起感动的想法。于是就有了几个月的奋战和老眼昏花的伏案描绘。诸位看了这本书，如果能说一声：‘有点意思’，那我这几个月就没白忙活了。”

在清华大学十公寓14号家门前与两个孩子和妈妈合影，时年32岁

“我是清华加砖不是专家”

我四岁跟着爸妈从德国回到中国，十来岁的时候在收音机里听侯宝林的相声，特别喜欢，苦练了好几年绕口令，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出前门走七步，捡了个鸡皮补皮裤……后来我就发现这相声演员很少有女的，而且女的吧，我觉得在上面逗乐稍微有点掉价，最后就打消了当相声演员的愿望。

高中在梁伯伯（梁思成）的建议下决定学建筑，到了清华，他给我们讲中国建筑史和中国古代建筑史，一星期一堂课。古建筑特别好，尤其是那些雕塑、石库，你想啊，反正过去的人又没电视又没手机，干嘛呀一天到晚，就有很多耐心仔细抠石头。可是打动也白打动，我们毕业了都做设计，跟古建筑没什么关系。

大学一年级要学瓦工，老师说你要是不知道墙是怎么砌起来的，你没法做设计，比如中国的砖头24公分长、12公分宽、5.3公分厚，你如果不知道，设计了一个墙厚30公分，你怎么弄啊？所以你一定要会砌砖，知道把一个砖头砍下若干公分是何等的难，按照我们老师的话，叫作“建筑师一条线，工人身上一身汗”，不能胡乱地做设计。

毕业后支援三线油田，先是去了大庆的石油部松辽石油勘探局，我的第一个儿子是在那有的，就叫晓松；两年后又调到江汉石油勘探局，所以第二个孩子叫晓江，作为我流浪生活的纪念。在大庆哪是做设计啊！就是搬砖头、搬大石头块、毛石、砂浆筛沙子，我最后怀孕了，师傅说干点轻的吧，筛沙子。

我们当时不算技术工人，被称为力工。那时候粮食还定量的，老百姓都是一个月30斤左右，我们力工一个月50斤定量，你算算，很卖力气的。那时候脑子简单，什么也不想，人干什么我干什么。因为所有同学都这样，还有比我更糟的呢。我爸都喂猪去了，我搬砖有什么呀。我爸喂猪，喂得高兴着呢，托人从北京买青贮饲料，每天琢磨如何用草能把猪喂得肥肥的，干一行爱一行。

后来我们1971年到江汉油田，你知道多好玩，国家一个月只供应我们一斤肉，都臭了，还有一斤白糖和若干粮食。于是乎我们干嘛呢，每10天休息一次，江汉水多，每逢休息日我们不是去捞鱼捞虾米就是上树掏鸟蛋，自我改善生活，哎呦好玩极了。

回城市后我都很不习惯，什么都得买，在那什么都是自个捞。我那时候在测量班，班上都是年轻人，我找来一个最破的脸盆，噔噔噔打上好多眼，把脸盆上绑两个绳子，两拨人分列水池两边，先是把脸盆的凹面朝那边，来回在水塘里扫，一遍能扫十几个手指头大的小虾米，棒极了。

油田什么都缺，就是不缺烧的原油，捞完后我们拿一锅，咕嘟咕嘟煮着吃。他们的行道树都是可吃的树叶子，那时就跟那饿死鬼似的，逮什么吃什么，一天到晚想的除了干活，就剩怎么吃了。

干活时搬砖也不觉得苦，他们还开玩笑说你清华的专家，我说我是清华加砖不是专家。我当时还负担着另外一个任务，就是画板报，我记得我们那军代表还给我挑毛病，我画了一个旗子，他跑过来背着手说，你这旗子怎么往西边飘？我立刻就说往西边就对了，刮东风所以往西边。他就傻了，不知道说什么，哈哈。企图挑我毛病，门儿没有。

德国的街区规划，一棵树该不该砍都得跟居民讨论

一年后我调回了北京，在燕山石化总厂画图。直到1983年，德国亚琛工业大学（RWTH）派人来清华招留学生，来的人是德中友好协会的会长，同时也是建筑师，他希望招两名女建筑学生，因为他说每次作报告，开场说女士们先生们，女士在哪呢，全是先生，所以希望来女留学生。但清华的学生学的全是俄文英文，不愿意学德文。我爸不是在清华嘛，就来问我愿不愿意去，我说愿意。

一说要去，我就开始在新街口的一个德文夜校念书，每天5点半下班，6点上课，下了班来不及吃饭，到食堂拿俩馒头骑着车就去，大概学了三个多月，签证就下来了。到德国以后还学了一两个月语言课，好在我多少有点底子，因为我小时候在那边嘛，对一些单词、重音，还是有点印象。

学了一年城市规划，接着工作一年半。德国的单位很有意思，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绝不谈论别人的私生活，除了业务上的事情，不问问题。当时有个描图员，一天穿得很漂亮地跟我们说她离婚成功了，大家说祝贺你。我就问另外一个女建筑师，我说她跟谁离婚？不知道。过两天她又来了，说要去南斯拉夫休假，我说她刚离完婚，跟谁去玩？也不知道。后来我就习惯了，回国以后也不打听同事的事情，别人问我谁谁谁怎么回事，我也说不知道。

而且德国人家庭观念特别差，下完班谁都不回家，就坐在街角的啤酒馆，喝啤酒聊天，说谁家的狗是什么品种啦，或者汽车怎么回事。后来我觉得一个月800马克太少，就去了我导师朋友在科隆开的事务所，对方先给我一个月800，说如果工作得好，就涨到1200。那里的设计员问我会画画吗，我说我太会了，尤其是三维画。

他们很人性化，做街区规划，不是上面批批就完了，一定要当地的老百姓知道，一棵树应不应该砍都得跟当地居民讨论。设计图做得非常细，比如说这个街区不让车通行，也会标出桩子，我们的设计方案由于有三维的图撑着，特别受到市民的欢迎，还登了报呢。

科隆城里很少古建筑，战争期间全都呼噜平了，有些几百年前的房子里面很烂了，或者被炸了屋顶，但外立面保留着，里面打上混凝土的楼板，改造后哪怕后脑勺都变了，脸还是不变。你看北京改造那就是拆了重盖，不过北京四合院这个问题太复杂了。各国有不同的国情，没有办法一概而论。像德国人口每年减少1/1000，所以不存在忽然城市膨胀的问题。二战刚完，德国从土耳其引入60万民工。本地男女比例是1:7，谁干活去？八几年我在的时候还那样，到公园去从头到尾都只看见老太太，一老头都没有，都打（仗）死了。

法隆寺金堂 插图/张克群

“他又要喝咖啡，又觉得古建筑挺有意思，未尝不可”

在那边待了两年半，想家，想俩孩子。国内的商场多好啊，人挤人，在德国我一个人都看不见。1985年底我回北京后去了一家私人开的建筑设计事务所，我这人喜欢创新和冒险，我觉得教书每年都一样，第二年还说那套，第三年烦不烦呐。哈哈。我朋友还让我到（北京林业大学）林学院跟他一起教书，成天说50岁咱们也混一副教授，我说我混那干嘛，烦死了。

可是做设计就不一样，永远有挑战，永远要学习。甲方今天让你做个医院，明天又做一个要求声场等于0的耳科研究室，整个房子都在弹簧上，以便地面的声音传不过来，很有挑战性。我高兴极了玩这个，就去机车车辆厂找弹簧，又去北京建筑设计院请教弹簧的直径应该是多少，应该几圈，挺有意思的。

然后下一回可能是旅馆，再下一回是别墅，事务所规定自己的方案要自己做模型，本来我就爱动手嘛。在肇庆做别墅时，按照规范的间距，大概能盖60栋，甲方非得弄七十几栋，说一栋能卖出好几百万，我说你要卖得出去就怪了，都成鸽子笼了。但最后还是按照他的盖，我绝对不犟，犟完了没活了，我拿什么挣钱，哈哈，是不是？

还有建违章建筑的，有一次祥云公司要在中关村盖办公楼，我在那正配合施工时碰巧以前的老师刘小时路过，他当时在规划局工作，说这个地方不能盖楼，马上就要拆了。我说那我不管，这不关我事，那楼盖好了，第二年又拆了，反正设计费我们拿了，哈哈。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让我干什么干什么！设计员就是裁缝，不多管闲事。他要西装你就给他做西装，管它现在流行什么，有的人还就愿意做长袍马褂呢。

那些年每天除了做设计、看着孩子长大，别的都不管。一直到开始写书，我才对古建感兴趣。过去我们学建筑史的时候，专心于背立面，考试就考泰姬陵长什么样，后来才开始关心它怎么改造。

我比较赞成整旧如旧，比如说大觉寺就保存得挺好，大觉寺在金代时是金章宗西山八大水院之一，后来金国已经被蒙古人打到河南去了，但大觉寺仍旧保留下来了。夏天的时候去那拿着一碗茶听松涛，很惬意的。

如果运作得好，不破坏古建筑，只是在院子里搭了茶棚还是蛮好的，但如果把它七扯八扯、颜色都涂得乱七八糟，变成一个商店或者麦当劳，那就没意思了。像北京的豆汁，一定要就着焦圈喝，如果配鱼翅，绝对就不是味。我宁可古建筑外边改造成抽大烟的烟馆，在炕上那儿躺着，其实是在里头喝啤酒。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如果坐那吃汉堡薯条，甚至喝咖啡，很受欢迎的话也是可以存在的。年轻人是年轻人的感觉，他又要喝咖啡，又觉得古建筑挺有意思，未尝不可。哈哈。

有一个我觉得（改得）不太好，就花市有一个火神庙。过去我去花市的清真寺时路过火神庙，那里还住着人，过了几年再去，那人就搬迁了。我一看，哎呦那里的雕塑真好，正殿正面是龙，那边是凤，我为了照这个还让我老公声东击西，假装在那闹，把保安引开，我跑到后面照相，很好的一个东西，结果变成图书馆了。

我觉得不伦不类，除了壳以外，里面就都一点意思没有了！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要我觉得但凡有第二处建图书馆，它都不应该占那火神庙。当然了，现在也没人拜火神，搁在那也没什么大用，但我还是建议图书馆归图书馆，火神依然搁在那儿，让火神抱本书，不是挺好玩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