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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从本心：从东南到西南

余宗洋选择到山里去。

他本科学的是金融学，硕士读的是法学。和他一届的同学们现在大都西装革履，要么在生意场上谈笑风生，要么在法庭上唇枪舌战，用余宗洋的原话是：“他们一个月的收入可能顶我一年的收入。”

这本来也该是余宗洋既定的职业道路。然而，在研二那年，他跑去新疆挂职了一整年。对于从小生在南方、长在南方的余宗洋来说，那是祖国大地上截然不同的另一种风貌——辽阔、壮美，但长于那块土地的人民，却过着和东部发达地区相差甚远的贫苦生活。

“我能为他们做点什么？”这是返京后余宗洋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对于地区发展而言，虽有不同的发展模式可以借鉴，但是却无法完全复制。如果整个将东部地区的发展经验照搬到西部，由于历史、地理、社会环境的不同，很有可能会弄巧成拙。而这，也成了政府扶贫的一大难题。

一次偶然的机会，余宗洋在观看《美丽中国》纪录片时注意到了黔东南这片土地。“九山半水半分田”，这是黔东南州独有的风情，也是当地大多数苗族村寨的生产生活环境。可在美景背后，却是“十六个县里十五个都是贫困县”的“顽疾”。看完纪录片，余宗洋觉得心里像是有一团火——“想要做点什么”这个模糊的念头，此时真真切切在他心里扎下了根。

考选调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成为余宗洋最终的职业选择。

余宗洋与苗寨村民的合影（第一排中间为余宗洋）

来到排扎：碰壁、转变与探索

2016年12月，瑟瑟寒风中，余宗洋提着行李来到这个名叫“排扎”的苗寨。

尽管余宗洋进村之前已经大致掌握了村子的情况，但是很多事情还是远超他的想象。排扎村山多地不平，村民上坡有的要走一个多小时，远的要两个小时；吃饭很简单，搭个锅烧开水煮菜吃；洗澡，就是拿桶装热水、在房间里擦身子；厕所，只是简易地在木箱子搭上两块木板；要想去县里和乡里也不太方便，公共交通不够完善，车费也比较贵；当地的经济条件用老百姓的话来说是“在家烟钱都找不到”，留在寨子里年轻人很少，他们主要负责的是种田和照看老人。

在初来排扎村的几个月里，碰壁是余宗洋最大的感受。“当时也很急，想做事情，但是你没有抓手，或者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入手好一些……一些很小的事情，也让我感到不是很好办，所以当时‘挫折感’是比较强的。”

初来乍到的那段日子里，村民眼中的余宗洋不过是个外来户，待一段日子就走，哪里会正八经儿干实事，更别提什么信任。余宗洋分享了自己印象很深的“养猪”一事。从扶贫的角度看，个体养猪并不卫生，许多村民直接将猪粪摊在路上，影响环境的同时也妨碍到村寨后续旅游业的发展；同时，每户人家各自养猪的收益远远没有建规模养猪场的收益高。但是养猪却是苗寨家家户户的传统——一方面，村里很少有冰箱，老百姓很多吃不掉的东西，便会煮一锅给猪吃；另一方面，养猪也方便逢年过节进行宰杀，作为肉类存货。可以说，一旦动了老百姓的猪圈，就相当于动了他们的命根子。再加上，当时余宗洋还是个刚毕业的年轻人，二十六七岁，相比于许多年过半百的村民，人生经验实在谈不上丰富：“那时候我上门给村民做工作，十有八九最后自己会被村民做工作。”

余宗洋帮忙扛柴火

“我记得当时我心里就很焦躁，有时候你会想，一个清华的硕士连这些事情都解决不了，这是一种很郁闷的感觉。”在黔东南州的贫困县里，很少能看见大学生；而带着“清华大学毕业生”光环的余宗洋，在排扎村更是稀有的存在，自然也会被老百姓赋予一种“特别大的期望”。但对当时屡屡碰壁的余宗洋来说，“清华”二字相比于光环和荣誉，更像是一副沉甸甸的担子压在他的肩头。他不断地反思着自己的工作，调整着自己的心态，思索着怎样才能在这个村子扎下根来、融入进来、做好实事。

那段时间，余宗洋成夜地睡不着觉。村子里的后山是苗寨村民口里的“阴地”，白天都很少有人去。可余宗洋经常凌晨一两点在村子的后山上晃荡，思考村子的出路。用余宗洋的话来说，那种感觉就是“一下把你推到那个处境，举目一看，发现你的同学都没有类似经验，也没有其他师兄师姐做过这种事情。现在就你一个人和一个村在这，你就必须得开拓你所有的智慧，去想那些问题”。

挂国旗，就是余宗洋做出的第一个探索。

现在走进排扎村，家家户户的屋檐下都会挂有国旗，鲜艳的红色令村子显得分外有生机。但在余宗洋到来之前，排扎村风貌并非如此。冬天里村寨里树木都光秃秃的，各家各户的建筑也多以黑白灰为主，沉闷而没有生气，连人也跟着压抑下去，更别提大家齐心合力搞脱贫所需要的精气神了。余宗洋想到了在寨子里挂国旗：“红，醒目！”很快，他便用自己的工资在淘宝上买了100面国旗，寨子里发放种子时，余宗洋便给村民送一面国旗，鼓励村民回家挂起来。等到他第二天起来一看，一夜之间，村里挂了60多面国旗。“在寨子里走了一圈，我就突然笑了，精气神出来了！很多村民看到其他家挂了之后，纷纷过来找我要国旗，那是我第一次觉得在这个村子里做出了有收获感的事情，至今回想起都会让我特别感动。”

灰暗的苗寨，多了飘扬的红色。这鲜艳的颜色，给排扎村染上了希望之色，排扎村的红火之路，也正悄然到来。

余宗洋和苗族老乡交流

脱贫攻坚，共同致富

村民精气神上来了，脱贫攻坚战也算是打开了门路。

此前，余宗洋一直住在单位安排的学校宿舍里。即便他常去村里走动，终究和老百姓还是有一层隔阂。于是，他抱着“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心态——既然老百姓不信任自己这个外来人，那就提着行李直接住进事先联络好的村民家里，和老百姓同吃同住。

余宗洋借住的村民家是排扎村典型的空心家庭：女儿出嫁后，只剩老两口生活在村寨。虽说余宗洋每月都会交500元生活费，但一口锅里吃饭，老两口都把他当儿子看。幸运的是，这家男主人姓王，女主人姓姚，正是排扎村里最大的两个姓，所以每天的吃饭时间，便成了余宗洋获取村子一手信息的契机。

“每天跟那一家人接触到一起的时候，他们就会把村里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告诉你。你会慢慢发现各家各户矛盾是怎么样的？争的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这就像是个积累的过程，当你把这些事情慢慢处理之后，大概对这个村子的情况就很有数了。”余宗洋说。

下一步就是挨家挨户的摸底。可是一板一眼地询问问题，老百姓可能也只是说些场面话。对此，余宗洋总结出自己的一套办法：“就是去做客，和老百姓们聊家常，许多问题就在这些交流中被了解到了。”热情好客是刻在苗族人骨子里的。每次走访，余宗洋还在门外，便能听到村民邀请他进屋吃饭的招呼声。往往一顿饭、几大杯糯米酒，便能聊上几个小时。

余宗洋走访村子

情感联系便在这一饭一菜中建立起来了。

除此之外，余宗洋还积极带领村民们的丰富日常生活。他带着大家建起了微信群，把外出打工的村民也拉了进来，架起村内沟通的桥梁。苗族人是对歌的能手，有了微信群，茶余饭后，微信群里基本都是对歌的语音。一位在温州打工的年轻人曾告诉余宗洋，身处异乡能够通过微信群这种方式参与家乡传统对歌真的是这辈子最开心的一件事，大家天南海北的，却能用歌声寄托感情，让他感觉自己不再是一个漂泊的人，而是找到了归属感。

但真正要解决贫困问题，还是要找到突破口，“厕所革命”是余宗洋选择的第一步。排扎村的传统厕所就是两块板子，既不干净卫生，也不美观。如果未来要发展旅游业，“厕所革命”势必先行。让余宗洋印象很深的是，他借住的这家人的女儿有次带着外孙子回来看望老两口，晚上吃过饭后，小外孙要上厕所。但因为孩子从小长在县城，并不适应村子里的厕所，所以连夜就回家了，只剩老两口十分落寞地收拾碗筷。

余宗洋看到这个场面，心里也很不是滋味，便说服这家人进行改厕。同时，他还找村里的党员做工作。“这种事情，只有老百姓先动起来才能铺开。一个动了，大家看到了好处，自然也会跟着动。”

除了“厕所革命”，余宗洋还在村子里实施了相应的配套发展措施。村里原来的分散猪圈，被整合成规模养猪场；协助建立起“党员志愿服务队”“治安巡逻队”“文艺宣传队”三支队伍，推进苗寨各项事务；加强了“村社一体”合作社的建设，作为发展集体经济的平台。几种措施多管齐下，使老百姓获得了在发展中谋发展的内生动力。

此外，余宗洋充分挖掘寨子的苗族特色，开发乡村旅游，打造了“孙君院子”这种民宿标杆，后来成为了全县的样本，还入选了全国乡村旅游的典型。除了基本的民宿，他还利用互联网发展定制旅游。曾有一对大连的母子要来排扎玩三天，余宗洋便带着村民一起做安排。第一天让母子二人欣赏苗族歌舞，品尝苗族特色美食；第二天，让小朋友和村里的孩子结对子，一起参加寨子里的活动；第三天，带着母子游览寨子，体会青山绿水下的少数民族风情，使得二人满载而归，村民也收益颇丰。

余宗洋给游客介绍村子

余宗洋在孙君院子前留影

到目前为止，排扎苗寨可对外提供住宿床位超200张，日餐饮接待能力500人次，苗寨内已出现月收入超万元户，在寨村民由105人上升到180余人，贫困人口由27户106人下降到1户3人，脱贫攻坚卓有成效，排扎村的日子也一天更比一天红火。

当谈及这段基层扶贫经历对自己的影响时，余宗洋只是腼腆地笑笑，他感受最大的，还是跟老百姓在一起时的快乐和充实：“跟老百姓交往起来是推心置腹的、是有一说一的，你真正走入他们之中后是没有什么事会藏着掖着的。”同时，基层的经历也给了余宗洋极大的锻炼，在基层中所吃的苦、所应对的挑战，在余宗洋看来都是一笔可贵的财富：“一个人正常来说十年才能积累的东西，在基层可能三五年就积累完了。你在基层吃的苦、在基层为解决问题所想的各种方法，都使得你具备了应对更大的挑战的能力、积淀和勇气。”

有过碰壁彷徨，却迎难而上，最终收获了值得珍藏一生的记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是余宗洋的真实写照，也是每一位身处基层，心里牵挂着这片土地上的每个角落和人们的清华人所秉持的信条。正如余宗洋所说：“能和老百姓团结在一起，大家凝心聚力，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很幸运，也很幸福。”

供稿：学生职业发展指导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