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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陈郝杰，1992年生于四川绵阳，201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现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三级主任科员，也是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派驻甘肃省镇原县郭原乡毛庄村的第三任驻村第一书记。

2020年9月17日，陈郝杰在甘肃镇原县毛庄村接受记者采访。如今，这片辣椒是毛庄村的重要产业。（本文图片均为本刊记者 陈霖/摄）

“同学们，我们摊上大事儿啦！摊上好事啦！”9月18日上午，在甘肃省镇原县的郭原初中，校长对师生说道，“我们要感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感谢陈郝杰书记”。

2015年，中央要求各级机关和国企、事业单位向党组织软弱涣散村和建档立卡贫困村选派第一书记，任期一般为两年，任务是建强基层组织、推动精准扶贫。

陈郝杰是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的干部，该院定点帮扶镇原县，已向该县派出三任驻村第一书记，陈郝杰是第三任。

帮扶单位会因地制宜为贫困县提供资助，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就在毛庄村援建烘干车间和辣椒种植基地。不久前，院长曲青山到村里调研指导扶贫工作时还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确保夺取脱贫攻坚战的最后胜利。此外，他们还和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会对接，给当地中学捐资，创建“周恩来班”。这是甘肃省首个“周恩来班”。当地教育资源匮乏，学校难得有了更好教学条件，校长一激动，才说了这番话。

到红军打过游击的地方扶贫

从外地进入毛庄村的路程像极了红军征战陕甘宁的景象。这里地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干旱少雨。记者从庆阳市往西行，途经一片片塬和沟圈，在盘山公路上仿佛坐过山车。此处万里晴空，视野清晰，一抬头就瞧见阡陌纵横和镶嵌在山沟的窑洞。

“这里特别适合打游击战，当年敌人在对面山头，红军在这头的窑洞，直线距离不过几百米，可隔着山头，红军钻进窑洞就消失了，看得敌人心痒又毫无办法！”陈郝杰皮肤黝黑，说话透着一股劲儿，重音错落有致，很有穿透力。他三句话离不开老本行，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工作时，主要从事毛泽东思想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研究。帮扶期间，第二研究部就向毛庄村党支部捐赠了有关毛泽东和周恩来研究的全套书籍及《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等党史基本著作，很多党员读得津津有味，手不释卷。

2020年9月18日，郭原初中成立“周恩来班”。陈郝杰出席大会。

去年陈郝杰得知外派，自己本就很想去西部基层做点事，但而立之年的他有个难题。当时他和女朋友已谈婚论嫁，“放她一人在北京，觉得特别对不住她” 。未婚妻哭了，两人处了好几年，从没长时间分离过。陈郝杰给她做工作：“农村天地广阔，很锻炼人，我答应你，这次分别是暂时的。”去年，陈郝杰生日那天，他和未婚妻领证了。后来，妻子了解到扶贫的重要性，很支持他。

刚到毛庄村那天，“一下子变身村民，说实话心里有点落差”。 在一些山沟里，“通信靠喊、交通靠走、治安靠狗”。住的条件也差，每天要把生活污水提出去倒掉。吃炒面、馍馍，“面食吃多了长胖，瞧我，胖了是工伤！”陈郝杰开玩笑。黄土高原紫外线强，陈郝杰黑了几个度。

最难的是语言。镇原县位于陇东，属于陕甘宁三省区的交会处，从地图上看，就像嵌入陕甘宁的“尾巴”，因此毛庄村有浓厚的陕北民风，人们大多说陕北话。“刚来那几天，只听得懂3个字‘陈书记’。村民对我说‘陈书记啊’，后面一句都听不懂。”他只好请驻村工作队的同志当翻译。2013年建档立卡时，毛庄村有297户贫困户，去年他到这里还有65户未脱贫。他带着“翻译”挨家挨户了解情况，一个多月后听懂了带各种口音的方言。

但一年来，有件事他还没那么适应：“挨骂”。

贫有千种，困有百样

“嫂子，你听我说，你如果不满意，我给你反映，这个问题是一级一级的嘛。”9月17日下午，在毛庄村部二楼的办公室里，记者撞见陈郝杰正在劝说未脱贫的一户杨姓夫妻。前阵子，他们反映房子有问题，要求村上维修，但因专业机构鉴定为B级安全住房，没达到维修标准，双方争执起来。夫妻俩指着陈郝杰：“你不是第一书记嘛，怎么不给我们处理？马上给我们解决了！”

突然，陈郝杰一拍沙发，冲记者说：“我先下去一下。”记者追上，过了一阵子他说：“刚才差点发火了。我是独生子女嘛，在家里、参加工作了也很少被指着鼻子骂一顿，更重要的是这种问题不易解决，更觉得自责。”

但他也知道百姓发怒背后是对贫穷的恐惧。夫妻俩曾经勤恳劳作，后来妻子遭遇事故手臂残疾了，家里生活困难。贫有千种，困有百样。“家里的劳力突然中风、偏瘫，家里要有人服侍他，这一家就失去两个劳动力，陷入深度贫困。这些就要做兜底保障。”

帮扶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为养牛户补助养牛和建牛棚。农户一头牛能卖一两万元。

观念问题是脱贫最大的障碍之一。以合作医疗为例，贫困人口参保率要达到100%，每人每年交250元，国家补助80元，相当于每人交170元，住院便能报销，普通住院报销率在85%，之后还可享受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但一些农户觉得自己没病，不想提前交钱。基层干部没法完成指标，只好花钱替他们交上，百姓白得了80元。其他人见不交钱也有“收入”，纷纷不交了，制约脱贫。

还有天价彩礼。陈郝杰走村入户时发现，嫁女儿叫“卖女儿”，女儿出嫁后不必承担赡养义务，家里就要想办法拿彩礼。娶儿媳妇的一家就得提供至少20万元，把牲口和家当卖了也攒不够钱，加上农村家庭崇尚养儿防老，大多生四五个，办几场亲事就负债累累。陈郝杰在四川绵阳长大，那里农村大部分只生一个。他给农民做思想工作，开玩笑道：“娶我们四川姑娘嘛，不用彩礼！”

郭原乡党委书记马龙告诉记者，希望百姓找到其他谋生方式，便鼓励村民外出打工。县上有劳务办，收集外地的打工信息，曾组织30辆大巴车，带上千人去打工；而对体力不好的老年农民，就帮他们安排塬上清洁卫生等岗位。目前，村里只剩7户未脱贫。

农村百姓不习惯超前消费，更喜欢把每一分钱花在看得见的地方。陈郝杰发现，有时候把这种心理转化到挣钱这件事上，还能帮助脱贫。

一头牵着农民，一头牵着市场

“老杨，这样，你明天规定他们一人（摘）一行，不准两人一行。他们摘半红不熟（的辣椒），一斤只能拿两毛钱，红辣椒就拿5毛。不能让日鬼了。”

“日鬼”是当地方言，意思是忽悠。陈郝杰正和地里的一名老农民说道。记者眼前是一片辣椒地，40多名村妇正在摘辣椒。去年，陈郝杰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的支持下，利用村办合作社向农民流转土地，建了600亩辣椒种植基地，还建立了烘干车间，烘干后卖给一家贵州食品企业，挣回钱来分发给农民。

陈郝杰在辣椒地里帮村民退刚摘下来的辣椒。

一开始，合作社采用包工，农民摘一天拿80块钱。陈郝杰琢磨：“拿固定工资没法激发老百姓的积极性，而且农民朴实、直接，最相信实实在在握在手里的钱，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凭自己的劳动得到了收入。”

于是，他让村干部杨伟给农民现结：根据摘的重量当天给钱。有名农妇很勤奋，摘完一趟，一称，能有六十几块钱，拿支笔写在手臂上，下地继续摘。日落前，杨伟提着公文包给农妇记录摘的辣椒，算工资，有的用微信转账，有的给现金。那名农妇挣了200块钱，紧紧攥着现金，开心得不得了，冲陈郝杰说：“明天还来！”甘肃的脱贫收入指标是每人每年有4000元收入，一些农户在养牛养羊的基础上，再摘辣椒，实现了脱贫。

村干部杨伟（左二）给农妇发现金或微信转账。农妇在纸上签字。

这一片是名为艳椒的朝天椒，易栽植，高辣、高抗病，可以提炼辣椒油。“而且亩产高，一亩能有2860斤，一斤算一块钱，也有近3000元，而玉米一亩地最多只有1000多元。更重要的是，它具备政治、经济和文化效益。按传统种玉米稳赚不赔，但需要工夫少，带贫效益不明显，种辣椒要栽植、打药、锄草、采摘，能‘生’很多活儿给老百姓干。”

当时陈郝杰到各地跑市场，找到贵州一家食品公司，签下风险共担的合作模式，先给公司一半的种苗钱，确保种出来的辣椒，公司一定要收购，谈判后定下红辣椒每斤1.4元，青椒0.95元的收购价。“合作社到外面打开市场，让农民知道种得好，一定能卖出去，这样就能激励他们。我一天给老百姓送两千块钱，有什么用？最重要是留个产业。”

“陈书记，你水挑得好啊”

9月18日晚，毛庄村下辖的毛庄村民小组负责人老贾过寿，邀请了其他8个村民小组负责人及其亲属吃饭过寿。陈郝杰给他们敬茶，喊着“老陈”“老杨”，从种几亩地、养几头牛，到闺女何时结婚，聊起家常。

要了解驻村第一书记工作，就要先知道中国村庄的概念。在当今中国，村分为两种：自然村与行政村。行政村有村民委员会，是行政区划体系中最基层的一级。相对的是自然村，村民长时间聚居，形成血缘、亲缘或地缘为主的村落，也就是村民小组。一般来说，行政村由几个自然村构成。毛庄村是行政村，是社会管理单位，下有9个自然村，是农民日常生活的单位，共2143口人。在陈郝杰眼中，9位村民小组负责人就像“大家长”，深谙各户情况，许多政策到了基层，就由他们沟通协调。

陈郝杰（右）探访住在山区窑洞的老张。老张行走不便，但很勤奋，种地养牛，已实现脱贫。

毛庄村村情复杂，历史遗留问题多。陈郝杰记得，历史上村里因治理不善，班子内部有隔阂，个别党员长期不在组织、不起作用，村民常上访，曾有两任村班子被“一锅端”。2018年，贾璧任毛庄村第十五任村支书，主持工作，才有了些改变。52岁的贾璧是乾隆四十五年武状元贾硕復的第八代后人，操着浓重的陕北口音。据考证，贾家后代在清末迁居镇原县，留下许多宗亲，因此毛庄村有很多人姓贾。贾璧在几个村当过村支书，还办过砖厂，熟悉经营，到毛庄村后发展种植600多亩黄芪和丹参，还给村民主持公道。后来，老百姓大小事就认村支书。一名农妇家门口的路要修，维修队承诺给她补贴，农妇不信，非要找贾璧打白条担保，才肯作罢。

村支书熟悉各个自然村，在百姓之间有威信，对村庄运作很重要。而第一书记是外来者，要把工作做好，就要同村支书密切配合。贾璧向记者回忆，去年陈郝杰到任，办公室本在一楼，一天，陈郝杰说想搬上来和他一起办公，方便请教，此后经常询问百姓的情况。在给老贾过寿时，陈郝杰坐在贾璧身边，听他介绍村史，有时贾璧聊开了，还会讲干部的情况。久而久之，陈郝杰越来越了解村庄生态。曾经，班子凝聚力不强，陈郝杰根据了解到的情况，和村里干部谈心、做工作。

“我的工作就是八个字：抓党建，促脱贫攻坚。班子是战斗堡垒，把基层干部团结起来，他们有干劲了才能做好扶贫。今年我为村上党员挂牌亮明身份，接受监督。另外，有少数群众会耗费掉你很多精力，他们是咋想的，我该咋办，就要向村里干部学，向老百姓学。”

陈郝杰说，以前会背概念，但当了驻村第一书记才知道什么叫“群众”。毛庄村一有人家举办白事，陈郝杰都去慰问。“老百姓会觉得，陈书记是中央来的人，是共产党的干部，来家里了，就觉得高兴、有面子。群众工作并不是我把中央文件一翻，照着念第一书记的职责，给别人派任务。你过生日，我来参加，给你敬杯茶，肯定比你在工作上给他安排一百件事让他对你更上心。”

今年开春，陈郝杰在辣椒地里见农妇挑水，就上前搭把手，旁边一人用手机拍下来发到快手上，在村里传播开了。后来他去超市，村民见他就喊：“陈书记，你（挑）水挑得好啊！”“第一书记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群众工作。”话音一落，他又蹲下去，摘了几只鲜红的朝天椒。

记者手记

在毛庄村的几天，记者一直跟随着“陈书记”。他一见村民就问辣椒收成，一到办公室就琢磨如何改善，早上7点醒来就跑去地里看辣椒长势。扶贫地点若有了长久的产业，老百姓便能一直享福。

截至2020年9月，中国有约20万名驻村第一书记，活跃在10多万个贫困村，其中有不少是像陈郝杰这样的“90后”，他们本是“局外人”，在村里经历了两重“变形”，穿衣、吃饭、说话变得接地气，更重要的还是思想的转变，从概念到具体、从书本到实践。我们所书写的不只是陈郝杰，而是千万个第一书记。他们像企业家，发展产业；像教师，改变观念；像建筑师，搭建基层班子。如果说扶贫事业是由一块块砖搭建起来的，那第一书记应该是砖块之间的黏合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