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猝然临之而不惊

无故加之而不怒

1941年，22岁的杨苡和丈夫赵瑞蕻在西南联大。

百岁杨苡：“已故少女”回忆录

本刊记者/宋春丹

发于2021.1.25总第982期《中国新闻周刊》

杨苡住了近60年的南京大学一栋老旧宿舍楼的书房里，挂着自己17岁时的半身像，婴儿肥的圆脸上刘海覆额，眼含憧憬。

德国作家安娜·西格斯曾写过一部小说《已故少女的郊游》，反思当年德国民众为什么会被希特勒的纳粹思想所迷惑，杨苡常开玩笑地对望着这张照片的朋友说，其实这也是个“已故少女”。

这位“已故少女”、本名杨静如的《呼啸山庄》译者，今年已奔102岁了。

近些年，她多年的小友、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余斌起了为她做口述实录的念头，她痛快地答应了。没有专门的访谈式对话，聊天和往常一样随意细碎，没有顾忌。余斌开玩笑说，口述实录的名字可以叫《碎碎念》。

每天一早醒来，她都要坐在挂满她少女时代照片的卧室里，细细回想一遍前一晚的梦境，余斌来时会描述给他听。

杨宪益、巴金、李尧林、萧珊……这些至亲旧故时常出现在她的梦里，像是要抓住她的记忆，如亡夫、《红与黑》译者赵瑞蕻的诗《我的遗嘱》的末句：烂漫的梦魂会年年歌吟。

百岁杨苡。

翡翠年华

杨苡最喜欢讲述童年和少女时代的故事，一度想将这段生平写成回忆录，命名为“翡翠年华”。

1919年，她出生于天津一个大家族，父亲杨毓璋是中国银行行长，家有两位夫人、一位姨太太。虽然她出生两个月父亲就病逝了，但留下了可观遗产。1933年，为安全起见，家里以4万大洋卖掉了位于日租界花园街8号的巨大宅邸，搬到了法租界。

哥哥杨宪益作为长房长孙，是家里的太子、真正的“小皇帝”。他生下来就被抱走了，跟着大太太住，很长一段时间都以为那就是自己的生母。有一次，杨苡和姐姐要从楼上下来，他拿了根麻杆在楼梯口拦着，嘴里喊：姨太太生的，不许下来！杨苡还小，对这种事不敏感，骑在扶梯上滋溜就滑下来，姐姐杨敏如却气得要命，记了一辈子，到老了提起来还说：你说哥哥可气不可气？！但杨苡认为，哥哥这么说只是年少顽皮，并不是真的有什么歧视之心，他是没有等级观念的，到后来就更是反感。

大少爷出身的牛津才子杨宪益一生散淡。50年代初，在怀仁堂，周恩来介绍他是《离骚》译者，毛泽东说《离骚》也能译吗，他淡然说“谅必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可以翻译的吧”。但他也有不翻译的。牛津校友钱锺书推荐他参加毛选的翻译，他没有接受，说自己刚在南京买了房子准备定居，而且一般只翻译文学作品，政治文章没怎么看过，也翻不好。

杨苡从小就很黏这个哥哥，家里人都笑话她是哥哥的“哈巴狗”。她最爱跟在杨宪益后面去逛街，逛书店。他出去都是前呼后拥，看中了什么吱个声，佣人就上去付钱，大包小包地拎着。杨苡的待遇连他的零头都不到，每逢想要书、玩具或别的什么，就在后面拉拉他的衣服。杨宪益对这个小5岁的胞妹特别好，总是有求必应，对佣人吩咐一句“要这个”，就全解决了。

杨苡15岁时，杨宪益给她看了刚问世的《家》。她觉得巴金写的《家》和自己家很像，祖父都在四川做过官，都有老姨太。也是在杨宪益的建议下，1938年，她南下昆明求学，进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她前一年从教会学校天津中西女中毕业后保送南开大学中文系，因此进西南联大算是“复校生”。沈从文说中文系那些线装书会把她“捆住”，她听从了他的建议，进了外文系，有了N2214这个学号。她一向记不住数字，但因外文系诸位T字号（清华）和P字号（北大）的学兄常嘲笑她这个N字号（南开）的，她就记了一辈子。

昆明没有高楼大厦，他们这些在租界长大的孩子迷恋上了昆明的云、树、山和水，还有西山上的“龙门”、城里金碧路上的“金马”和“碧鸡”两个大牌坊、莫奈油画风格的翠湖、平滑如缎的滇池……

1938年晚秋时节，女生们住在昆华农校外一座小楼房里，一大间住了十几个女生，睡双层木床。晚上，杨苡爱和女友在农校空旷的大操场上看月亮，一边用木梳梳理长长的湿发，一边交换着少女的心事。

同宿舍的福建女生爱上了一个世俗决不允许的人，每晚给他写信。另一个室友王树藏每天都在给萧乾写长长的情书，她被萧乾称为“小树叶”。不久萧珊也来到昆明，成为杨苡的同学和好友，她也是每天给巴金写信。杨苡没有人可以写情书，但心中也在等待着一位写过40多封信的人有一天突然出现，他就是巴金的二哥李尧林。

在巴金的介绍下，杨苡在天津时认识了在南开中学教英文的李尧林。杨苡曾与他相约昆明见，但在巴金大哥自杀后担负着养家重任的他最终也没有出现。

不久，杨苡参加了穆旦、林蒲等人组织的高原文学社，在一次活动上，“穿一件黑底小花的旗袍，外罩红色毛衣，美极了”的她吸引了学长、年轻诗人赵瑞蕻的追求。1940年，两人结婚。

她给李尧林写了一封信，说“你让我结婚，我听你的”，此后两人很长时间没再通信。后来，她在经历了几次轰炸的恐怖后重新提笔给他写信，他回信说：“这封信可把我等够了，现在知道你平安，我这才放心。我只希望有一天我们又能安安静静地在一起听我们共同喜爱的唱片，我这一生也就心满意足了。”

1945年，李尧林病逝。这让杨苡平生第一次感受到心被撕裂的感觉。多年后，她在《梦李林》（李尧林笔名李林）中写道：“好像曾有个人走进我的心里，点亮一盏灯，但没多久，又把它吹熄，掉头走开了！”

“只有这个本事来表示我们并不屈从”

余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杨苡最不愿记起却也最难忘掉的时光，是运动时期所经受的迫害，她终身牢记着红卫兵打她的那一记重重的耳光。

50年代初，生活曾是安定而美好的。南京大学迁到鼓楼一带后，买下了附近一些房子分给教职员。赵瑞蕻当时还只是助教，但很幸运，分到了一座两层小洋楼的一层，为陶谷新村21号。

1953年，高教部派赵瑞蕻去东德莱比锡的卡尔·马克思大学任访问教授，教中国文学，杨苡带孩子同行。一家人已打点行装到了北京，但得知孩子不能带去，杨苡就留了下来。孩子是最重要的，这是她从母亲处得来的家教。

陶谷新村21号坐落在一条铺满石子的幽静小巷的尽头，有五间房子，外加盥洗室和厨房。这在单位分的这批房子里属于“丙种房”，已很破旧了，杨苡用稿费将房子重新装修，不同房间粉刷成不同的颜色，有粉色、白色、米黄色、淡蓝色。朝阳的客厅墙上，一面挂着齐白石的大白菜，一面挂着葛饰北斋的日本侍女画像。赵瑞蕻回国度假的夏天，又在后院栽种上桃树、杏树。

那几年杨苡不上班，在家里译书，履历表中填的职业是“自由翻译工作者”。就在这里，她完成了经典译作《呼啸山庄》。

她在中学时代就看过《呼啸山庄》改编的美国原版电影《魂归离恨天》，1943年在中央大学外文系借读时在图书馆读到了原作。和当时的流行不同，她不喜欢《简爱》，喜欢《呼啸山庄》，因为她觉得，《呼啸山庄》里的爱情才是爱情。

此前，梁实秋曾翻译过这部作品，定名为《咆哮山庄》。梁实秋英文水平超一流，但杨苡总觉得译名不妥。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一阵疾风呼啸而过，雨点打在玻璃窗上，宛若凯瑟琳的哭泣。灵感突然从天而降，她兴奋地写下“呼啸山庄”四个大字。

1955年6月，《呼啸山庄》由巴金的平明出版社出版，极受欢迎。

但不久，《呼啸山庄》《红与黑》《约翰·克里斯朵夫》三部外国古典名著受到了批判。文艺界一位领导说：“杨苡同志，这三本书有两本是出在你们家。”

“文革”期间，因《呼啸山庄》和儿童文学作品《成问题的故事》《电影院的故事》被批，以及受哥哥杨宪益被捕入狱的牵连，杨苡一次次挨批斗、遭拳脚、作检查。每次检查，她都得套上《呼啸山庄》“宣扬了阶级调和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宣扬了爱情至上”等罪名，这本书也销声匿迹了。

1969年夏的一天下午，红卫兵提审她时要她交代和巴金的关系，因她不合作，狠狠打了她一记耳光。

杨苡和巴金的通信始于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后，16岁的她希望自己也能像《家》中的觉慧那样走出去，离开被她称作“金丝笼”的家。她开始给巴金写信，倾吐苦闷。巴金很快回信，鼓励她“相信未来，未来是光明的”。两人由此开始了69年的书信来往。1938年日本人进入天津英、法租界，母亲迫于形势，将她珍藏的十几封巴金的信以及其他信件烧毁；后来她辗转昆明和重庆时，信又遗失了几封。此时她手上一共存有23封巴金的信，因为怕被抄家，托友人秘密保存着。

这是杨苡生平唯一一次挨耳光。这一记耳光打得如此之重，几乎将她击倒，但她还是站定了。突然间她痛切地感到，不该如此胆怯地听任家人烧毁那么多珍贵的信件、照片以及记录着青春岁月的两本纪念册，到头来还是躲不了这场羞辱。

但她没有流泪。她说，我们都学会了绝不轻易流泪，因为只有这个本事，以此来表示我们并不屈从。

那23封信，她最终还是在压力升级之下交给了专案组。上交前，她忍痛处理掉了几封可能会对巴金不利的信，如60年代初巴金谈到对当时展开的所谓批判的看法的信。

1972年，杨宪益出狱后，杨苡也被“解放”。这些信随之发还，一封未少。杨苡认为，这跟她上交时说的话有关。当时曾有高人暗中指点她，上交时一定要说：这是便于上面审查写信者的材料，一封也不能丢了，丢了可是要负责的！

“解放”后，杨苡继续在南京师范学院当教员，先教泛读课，后调到联合国文件翻译组。由于整整六年不停地写检查和思想汇报，她得了一种后遗症：说话滔滔不绝。

老友们也已七零八落。

巴金被批为“文艺界的黑老K”，14卷《巴金文集》被称为邪书。萧珊受到牵连，延误治疗，1972年因癌症去世。

一年冬天，杨苡去看望昔日西南联大同窗“小树叶”。当时她因受迫害已精神失常，躺在一张垫着棉褥的木板床上，不停地翻动着双腿，瞪着眼，嘴里发出狼嚎的声音。她当然不认识杨苡了。

过了半年，“小树叶”死于肺炎。杨苡得知消息后，庆幸她终于解脱，这时才忍不住流下泪水。

1980年，杨苡提出辞职。很多人劝她等定了职称再退休，她毫无留恋，痛快走人，以打过七五折的每月90余元工资退休。也因此，她一直没有职称。有人称她“教授”时，她一定要指正：“我不是教授，我是教员。”

“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杨苡一直记得，80年代初和中叶，是一长段美好的令人振奋的新时期。

劫后余生的老友们仿佛忘记了自己的年龄，聊天时都说：活下去真好！巴金一边爱怜地抚摸着小孙女的头，一边对她说：未来总是有希望的！

1980年，她的代表译作《呼啸山庄》重回人们的视野，受到读者极其热烈的追捧。

《译林》杂志创始人李景端一手促成了《呼啸山庄》的再版。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改革开放后他所在的江苏人民出版社开始少量翻译出版西方国家当代文学作品，急需一部外国名著译作打响第一炮。但找人现译时间太紧，杨苡的西南联大同学、安徽大学教授巫宁坤向李景端推荐了《呼啸山庄》。李景端向社领导汇报后，社领导几乎没有犹豫，很快拍板。

年轻的新编辑金丽文担任该书责编。这是江苏人民出版社初次编辑译作，没有经验，杨苡不光提供书稿，还帮助她熟悉出版的一些基本常识，包括出书用什么字号、用什么样的版式。

金丽文回忆，那时出版环境宽松，甚至没有送审程序，与杨苡沟通三四个月后，只做了不到十处的细微订正，经出版社的纪律委员把关，就几乎原版直出。

第一版印刷1万册，很快销售一空。后来，《呼啸山庄》转由《译林》杂志发展而来的译林出版社出版，至今仍是该社的长销品种。

1987年5月，《雪泥集——巴金书简》由三联书店出版，收录了巴金致杨苡的书信，包括发还给她的23封信，以及后来的通信，长短不一，共存60封。

得知她手上有这么多与巴金的通信，她的中学同学林宁（原名刘嘉蓁）羡慕地说她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而自己是个“穷光蛋”。

30年代时，包括后来成为巴金妻子的萧珊在内，很多小女生都在给“心灵医生”巴金写信。林宁这样剖析自己给巴金写信的心理：当时卷进“一二·九”运动后，心头像一团火一样在燃烧，血管都要爆炸了，让年轻人的心无法承受，必须寻求一个支持者、一个承受者，而只有巴金能理解和同情他们这些“极为幼稚可笑”的想法和行为。

但林宁与巴金当年的十来封通信不是留在沦陷区老家散失了，就是在她去延安后因“特嫌”受审查时被查抄了。她说，后来自己再不写了，因青春年华过后心像一潭死水一样激情不再，写不出东西来了。尤其是经历过1943年的延安整风后，她更是再也不写日记不写信了，因为在运动中这两样东西很容易成为害人害己的祸水。

收入《巴金书简》的信中，也有个别删节。

其中，巴金在1979年12月给杨苡的信中赞扬了某作家在一次会上的讲话讲得好，出版社要删去这一句，巴金不同意，最后双方让步，对作家留姓删名。

“生命始于80岁”

晚年，杨苡喜欢在深夜看着透过窗帘流泻进来的月光回忆故旧。

白天，她大部分时间都宅在家里。她不习惯说场面话，很少出席活动，就喜欢在家给老友写信。她会花大量的精力去整理这些信件和旧照片，这是她最珍视的物件。政治运动时期，丈夫赵瑞蕻怕招来祸端销毁过一部分，她为此埋怨了很多年。她爱写信，因为写信可以无所避讳，不似文章需要修饰；还好写长信，常常落笔七八页纸，句式很长，句号极少，文字曾被赞“形散神聚”。与之通信者不计其数，有老朋友过世，她会将对方的通信寄给其子女。

每天早上，她会独自享用一个漫长的早餐。早餐用一只托盘盛着，上有一杯牛奶麦片、一勺蜂乳、一个鸡蛋、一杯浓浓的咖啡或可可。她会仔细将黄油和果酱抹在面包片上，切成小块摆一碟，用手指捻起慢慢吃。

她保持着早年教会学校的规矩礼数，有访客来要请对方用下午茶，送客要送出门外，穿衣要分场合，听音乐会、出去吃饭前都要洗脸描眉。

定居北京的女儿赵蘅两三天就要跟她煲一次电话粥，一次至少一小时，话题天马行空：美国大选、中东局势、飓风、海啸、爱情……杨苡用“触电”来形容男女有感觉，称不高级的恋爱对象为“败笔”。赵蘅独居多年，她劝赵蘅剪掉长发，说那是“一头烦恼丝”。

学画画的赵蘅七八十年代开始写作，杨苡出于安全考虑最初非常反对，后来看她成绩不错也很高兴。赵蘅有文章发表，杨苡会打来电话给她打分，一次打了98分，说扣两分怕她骄傲。杨苡鼓励她多看书，说书读多了就会笔下生花，还教她文章写完要放一周再改，改到自己满意再拿出来。有时自己有新作，她会念给赵蘅听，问她这样写行不行。

赵蘅说，母亲和别人不同，她喜欢住医院，喜欢暖气，喜欢白衣天使。她觉得观察人最有意思，还爱发表议论。每次住院她都会结交许多新朋友，医生几乎人手一册《呼啸山庄》。陪母亲输液是听她讲故事的最好时机，瓶里的药水快滴完了，她的故事还没讲完。

她不会上网看电影，就守着央视六套《佳片有约》栏目，看到好影片就给女儿和余斌打电话，让他们快看；还会叫保姆给女儿、余斌发信息，提醒他们看新年音乐会。什么事到她嘴里，都是“好玩呗”。

平日聊天，余斌觉得杨苡无论讲到什么都要引到哥哥杨宪益身上，觉得他无所不晓，是天下最好的哥哥。

2007年，92岁的杨宪益得了淋巴癌，却能配合医生做35次放疗毫无怨言。放疗后，他回到家中，又能自由自在地吞云吐雾、在沙发上堕入他“从不公开的遐想”中了。他还玩起了丢了很久的打油诗，杨苡也凑趣地和了几首，其中一首写道：白虎照命未认输，我哥遇事不糊涂；虎落平阳心无愧，猫在屋里打呼噜。

杨苡自豪地说，杨家人都不容易被什么疾病吓得魂不附体，在任何突然来临的事故甚至劫难出现时，都能做到“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或许正因为此，杨家有惊人的长寿基因。母亲享年96岁，杨宪益活到94岁，姐姐杨敏如活到102岁。

近几年，杨苡每年都说：“我有预感，今年过不去了，更要抓紧了。”

她一直在为离世做着各种准备，与沈从文、巴金的通信已经捐给了博物馆，与邵燕祥的通信已经托人还给本人，大量的藏书要想好怎么送掉，房子最好也能捐出去。她不想留任何遗产，说杨家人有捐献传统，不在乎这些。

她总是远离“大人物”，也厌烦“粉丝”，认为自己并不是名人，连职称都没有。偶尔，有人会为了沾沾“仙气”来看她，甚至赖着半天不走。她开玩笑说，大家看她就像看耍猴的。

她常自嘲地引用自己曾翻译过的一篇短文：“前80年过得不容易，后80年就是一连串的生日宴会了……您到了80岁，人们就会惊奇您还活着，于是满怀尊敬地对待您，因为您已成了长寿老人。他们甚至惊讶您还能走路，而且思维敏锐。老朋友，请努力活到80岁吧，这是生命中最好的时刻。人们可以包容您的一切一切。您要是还有疑问，我就告诉您：生命始于80岁。”

1999年丈夫赵瑞蕻去世，那年，她正好80岁。如今，她在这套装修老旧的屋子里已独居了二十多年。她对家具、书籍和随处可见的娃娃总是突然有新主意，经常指挥保姆重新摆放一番。照片也在不断变换位置，但不论如何摆放，巴金和杨宪益的照片总是放在最突出的位置。

家中一只白瓷碟上有巴金亲笔写下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有更多的爱、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时间，比用来维持我们自己生存所需要的多得多。我们必须为别人花费它们，这样我们的生命才会开花。道德、无私心就是人生的花。”当时身体已很虚弱的巴金非常吃力地一笔一划写完，他说是为孩子们写的，想告诉他们，千万不要浪费生命，不要吝惜心中的爱。

生日时，总有很多人想给她过寿，她一概婉拒。她从不避讳死亡的话题，常与人说起身后事，大家总是拦着她。她很疑惑，年轻人为什么谈起死亡比她还忌讳。她从不讳言死亡，也从不失去盼望。她最喜欢引用《基督山恩仇记》里的结尾：“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当中：等候与盼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