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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六十载 报恩母校情

2020年年末，筹建两年多的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收到了一份“厚礼”—— 古生物化石与标本、欧美老相机、明清衡器与近现代度器4个门类共34件科学类藏品。

成立时间并不长的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此刻能收到这样一批捐赠，对于充实馆藏无疑有着积极意义。而捐赠背后更为触动人心的，则是此次捐赠的主人公、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58级校友、清华大学顾问教授王纲怀一段长达60余年的拳拳学子情。

王纲怀先生

事实上，无偿捐赠藏品助力母校的博物馆建设，对于王纲怀而言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2011年4月，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前，他捐赠了中国铜镜和日本铜镜各100面；2016年，他再次向母校捐赠73面铜镜；同年9月，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开馆，他的“贺礼”是自己珍藏的西汉中期“必忠必信”铭草叶镜。此外，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2019年他还向复旦大学捐赠铜镜118面。

当外界为王纲怀的慷慨出手惊叹时，或许还不曾意识到，比起捐赠数量，这位痴迷铜镜超30年的藏家真正令人钦佩之处，在于孜孜不倦的研究和乐于分享的情怀——这些年来，他发表研究论文120余篇，出版有《三槐堂藏镜》《唐代铜镜与唐诗》《日本蓬莱纹铜镜研究》《止水文集》和《铜镜断代十讲》等近30部研究专著；他认为藏家应该有传承文明的胸怀和格局，希望有更多人尤其是年轻的学子，能在一代人所打下的基础之上，继续去探寻文物的内涵……日前，在清华园，本刊记者见到了这位被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评价为“近年来铜镜研究领域中成果非常卓著”的资深藏家，《中国收藏》杂志也有幸成为他第一次正式接受专访的媒体。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多次举办王纲怀捐赠铜镜展，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称赞

图为王纲怀与家人一起出席展览开幕仪式

说捐赠：魂牵梦萦一世缘

1958年，16岁的王纲怀走进清华大学，在土建系给排水专业学习。60多年后的今天，当他每每漫步于清华园，总是感慨不已：“魂牵梦萦清华园，母校学子一世缘。毕业这么多年了，这是我经常会在梦中见到的场景。”

《中国收藏》：在您看来，就读清华大学带给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王纲怀：在清华，不只是学专业知识，还要学做人，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培养社会能力等，这使得我们成为全面发展的人。而最重要的熏陶，应该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校训的精神濡染，这对我来说是一种终生受用的财富。

《中国收藏》：正因如此，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时您决定捐赠藏品？

王纲怀：是的。2009年，为筹备母校百年校庆，太阳成集团tyc33455cc校友总会寄来了筹建艺术博物馆的方案及图纸，李学勤老师又力邀我返校，参加“清华简”正式入藏后的第一次专家研讨会。当时我就想，“老妈”过百岁华诞，做“儿子”的总得要孝敬些什么。2010年到北京，我决定向母校捐赠铜镜100面以示祝贺。到校后，又喜闻清华大学日本研究所成立，于是又决定将我收藏的100面日本和镜一并捐赠。

清华大学领导对此十分重视，专门安排两辆专车和十余位随行人员来上海我居住的小区接“宝贝”。出发的那天早上，我翻出读大学时自己手刻的红双喜字，贴在每一个箱子上。对我来说，这可不就是“女儿出嫁”嘛。临出发时我又想，既然“嫁女”，能不能既放个鞭炮，又不会打搅邻居呢？于是就建议“我们一起学个放鞭炮的声音吧。来，砰——啪！”在这种喜庆的氛围中，我完成了一个心愿，也算是对母校培育之恩的努力回报吧。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杜鹏飞为王纲怀颁发捐赠证书

《中国收藏》：向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捐赠又是因为何种契机？

王纲怀：2019年4月，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就我捐赠的日本和镜，举办“扶桑止水铜镜展”。参加开幕式的时候，我注意到，在艺术博物馆南边的美术学院一楼展厅，“百年器象——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筹备展”也在同时进行，而且是首展。我意识到，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社会进步的两翼，不可分割。母校办这两个馆的初衷，就是要把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融合起来，培养新时代的大学生。我感觉，既然对艺术博物馆有捐赠，科学博物馆也不可或缺，我有义务为母校建一流学校、育一流人才再助绵薄之力。加之我年轻时爱好摄影和收藏，这方面也有一定的藏品，所以回上海后，整理出4个门类共34件科学类藏品，在去年底完成了捐赠。

王纲怀捐赠给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的西汉中期“必忠必信”铭草叶镜拓片，以及捐赠给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的古董相机

说收藏：汉碑引领走进铜镜世界

1979年，王纲怀调至上海环保局，担任黄浦江污染治理总体规划负责人。1982年，他又调入新组建的上海市国土整治办公室。1984年开始，他执笔撰写并发表论文《上海的曼哈顿区在哪里？——结合城市改造在外滩建设新的金融贸易中心》、《上海的特区在哪里？——结合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在外高桥建设经济特区》。这些文章得到了领导部门的重视，不久即在上海市政府委托的“上海城市发展方向”课题中，担任了总负责人并兼浦东方向分课题负责人，完成了《浦东新区建设方略》。随着改革开放的号角响起，他和同事们一道，围绕着上海旧城改造、新区建设、浦东开发等专题，进行了长期深入的探索。

熟悉王纲怀的人都知道，他对工作相当严谨，办事的时候，时间把握很精确。然而，在生活中，尤其沉浸在艺术收藏世界时，他又是另一种悠然的状态。

专业、严谨、科学，这是王纲怀做事的一贯风格。所以，对于捐赠藏品，他和博物馆团队都要经过认真研究，再一一编号

《中国收藏》：听说您爱好收藏是受家族的影响？

王纲怀：对！《三希堂法帖》中的《伯远帖》作者王珣，是我这个王家的直系祖先，所以家族血液里就带有爱好艺术的因子。我的伯父王纪泽在邮票界被称为“红印花大王”，可算是一领域的“泰斗”级人物。受长辈影响，很早我就开始集邮，是上海集邮协会的第一批会员。后来我觉得集邮不过瘾，兴趣又转到了收集古代钱币。

因为喜欢书法，练帖接触汉碑隶书，为它的方拙、典雅、奇古深深吸引。1992年，我在上海古玩市场偶然看到一块铜镜残片，被铭文的汉碑字体所折服 ，简直有一种顶礼膜拜的感觉，从此开启了铜镜收藏之旅。2000年元旦我正式退休，也就有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收藏和研究中。

观众在展厅被王纲怀捐赠藏品深深吸引

《中国收藏》：入门之初有没有“交过学费”？

王纲怀：当然了，最开始“交学费”是一定的。上世纪80年代，我的工资不高，有一天在市场看到一块唐代骑马狩猎镜，由于之前看过相关的资料图片，很自信地以高价买了下来。但是经有关专家鉴定确认为赝品。这是我至今最大的教训。

《中国收藏》：您如何评价当年的收藏市场？

王纲怀：虽然“交学费”在所难免，但不得不说，那个时代的市场真是太诱人、太可爱了。“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中国进入新时期，文物市场自然也随之繁荣。

我国历史悠久，文化厚重，文物丰富。在上海，我是福佑路、东台路和会稽路古玩市场的常客；潘家园也是每次赴京必去之地；西安的八仙庵、洛阳的老集古玩市场也很诱人。在收藏铜镜的第一个十年里，我就在这些地方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的红利。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我在旧货古玩市场，随着熙熙攘攘的人群，欣赏，学习，也偶尔打开并不充实的荷包淘一两件宝贝。古玩市场就是一个大学，那时的“逛”就是吸纳积累，为我日后的收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展厅现场为观众做讲解，乐于分享是王纲怀的收藏宗旨之一

《中国收藏》：回到研究上，我们注意到，这些年您的成果颇丰，比如提出关于铜镜单位面积的平均重量m值的新概念，为古铜镜的量化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最近还会有新的研究计划吗？

王纲怀：镜铭文字中，篆、隶、楷、行、草五体齐全，与石碑、简牍、帛书的书法艺术相比，镜铭文字的魅力毫不逊色。当年，一面西汉景帝时期的鸟虫篆铭彩绘镜中的鸟虫篆书体铭文，标注了铜镜铭文史的光辉起点，也开启了我对铜镜中“中国书法史”的求索之路。

铜镜里有历史密码、宇宙天道；有时光痕迹，也有绝美文化。不单是铭文，铜镜的造型、工艺、图案、纹饰等都是我想要穷尽研究的内容。在我看来，铜镜是“理性认知和浪漫思维的完美结合”。收藏铜镜这么多年，特别是退休后，我日常生活的时间几乎都花在铜镜的收藏和研究上了。为藏品寻找到一个更好的归宿，去发挥它们的文化和社会价值，我觉得更加值得。

热心地为参观者讲述展品背后的故事。对王纲怀而言，铜镜内涵博大精深，蕴藏着深厚的历史与文化

忆师友：真实真诚如当初少年

采访中，当王纲怀毫无隐讳地给我们讲起这些入行经历、经验和趣事时，很自然地就会被他的真实和真诚所感染。而今，我们眼前的他早已是业界公认的重量级人物，然而，当话题从自己的收藏延伸到与王世襄等一些前辈大家的交往时，他的语气随之变得谦恭虚己，依稀让人再次看到了多年前清华园中那位16岁少年的身影。

《中国收藏》：因为收藏与研究，您与不少大家都打过交道，他们留给您印象深刻的是哪些？

王纲怀：在我收藏的第二个十年开始至今，尤其是当我的收藏有了一定规模时，我有幸遇到了谢辰生、吴良镛、李学勤、王世襄、史树青、罗哲文、陈佩芬、辛冠洁、傅举有等前辈与导师，并且得到了他们的大力帮助与提携——有的题签、有的赐序、有的点拨、有的释疑，给近30本拙著铺上了厚重的“红地毯”。李学勤老师在拙著《清华铭文镜》序言中肯定：“铜镜研究有本身的特点，已经有条件成为一个特定的分支。”他为拙著5次赐序、1次题签。罗哲文老师为拙著《日本蓬莱纹铜镜研究》作序，鼓励我“知难而进，独辟蹊径”。这些都使我终生难忘！

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先生（图右）评价王纲怀为“近年来铜镜研究领域中成果非常卓著”的资深藏家。他曾为王纲怀著作5次赐序、1次题签，实可谓良师益友。

《中国收藏》：您和王世襄先生的交道又是如何开始的呢？

王纲怀：我与王世襄先生开始交往是在2007年。那年他看到了我的《唐代铜镜与唐诗》书稿时，就向有关方面打听，托口信让我联系他，有空去他家一趟。

先生是大家，如约晤面时，我既兴奋又忐忑。他寒暄致意，让座倒茶，随性适意，使我有一见如故之感。先生当时主要跟我谈《唐代铜镜与唐诗》这本书，要我说说是怎么想到这个题目、怎么个思路写作的？我详细谈了著述的前前后后，他听得很专注。当时我说到“借用一个材料工程学上的比喻，一个大的社会就像一台大的设备仪器，唐镜是物质硬件，唐诗是灵魂软件，我试图把硬件和软件搓合在一起，想看看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先生点头称赞：“明白了，全在里头了。硬件和软件串起来，实物和文化连起来，价值就大幅提升，效果就大不一样。《唐代铜镜与唐诗》这本书大有启发。”

听到先生的鼓励，我已经很高兴了，接着他又说：“听说《唐代铜镜与唐诗》修订再版，而且还有几本书的出版计划，你想让我题签？可以的，就将书名一起给我吧。”这简直令我受宠若惊，连声道谢。果然，不久后，先生题写的《诗辉镜耀（唐代铜镜与唐诗）》墨迹就寄到我家。后来先生又为拙著题写了《镜铭书法（汉铭斋藏镜）》、《历代镜铭考略（清华铭文镜）》。王世襄先生虽然离世了，但睹物思人，我一直铭记他的教诲，把他的鼓励和提携当作自己前行的动力。

著名文物专家、学者、文物鉴赏家、收藏家王世襄先生为王纲怀著作多次题字。虽然先生离世了，但睹物思人，王纲怀一直铭记他的教诲，把他的鼓励和提携当作自己前行的动力

《中国收藏》：之后您跟王老还有过往来吗？

王纲怀：后来，先生让我帮他找一找关于驯鹰的唐诗。回到上海后，我花了几天时间整理好，给先生寄了过去。可是由于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其著述未能面世，这也是我至今深为遗憾的事情。

而最让我“有成就感”的一件事，就是促成了王世襄老先生和辛冠洁老先生的认识。辛老是抗战时期《大众日报》总编辑，从事新闻、外事等工作多年，晚年离休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与王老一样，他也喜欢收藏葫芦，并且水平很高。当时北京城玩葫芦能排上号的只有那么屈指可数的几个，因此他俩认识后，都很高兴。我想，这种感觉大概就是志同道合、相见恨晚吧。

《中国收藏》：您曾说过，向复旦大学捐赠，是完成对师友的承诺。

王纲怀：没错，这是我对上海博物馆原副馆长陈佩芬的一个承诺。2008年，因为修订《唐代铜镜与唐诗》一书，我曾多次向陈馆长求教，由此彼此逐渐熟络，有时候她还会邀请我一起去看民间收藏的铜镜。她曾嘱咐我，复旦大学博物馆铜镜收藏薄弱，将来如有可能，一定要多支持。2019年10月先生逝世6周年之际，完成此事也是我对她的一种纪念与告慰。

《中国收藏》：说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您最大的感触又是什么？

王纲怀：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周边环境，我在收藏上所取得的每一个进步，除了“身逢其时”外，也完全离不开朋友们的扶持。比如周志豪、徐也力、孙小龙等藏友，大家经常会聚在一起交流、切磋、研讨。互相支持对于我们好友而言也是常事，台北大藏家陈灿堂先生，在实物与资料上都曾给予我鼎力相助。

艺术无国界，对此我有过真切的体会。我去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馆参观的时候，馆长樋口隆康前辈亲自陪同并细心讲解。多年来，我们之间互有书信来往，交流研究心得。2012年，年逾九旬的樋口先生来函，要我帮助释读奈良东大寺法华堂修缮时所发现的一面铜镜铭文，我历经数月，查找资料，终得答案，并予回复。为纪念此事，有拙文《诗辉镜耀》发表在贵刊2013年第3期。

在与日本青铜器、铜镜研究大家樋口隆康先生交往的八年多时间里，王纲怀留下了诸多珍贵记忆。在晤面交谈与书信往来中，两人探讨过中国早期铜镜等有关问题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冈村秀典教授先后4次来我家借拙藏铜镜做拓片，他曾受邀参加清华大学《汉镜文化研究》课题活动，提供了论文《汉镜分期研究》。在我去京都大学图书馆寻查资料时，他也为我提供了尽可能的方便。

一个好汉三个帮，再有就是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博物馆一批年轻有为的学者倪葭、安夙、高文静、高宁、麻赛萍、李新城、邱龙升、沈依嘉等，他们在历史、文字、文学和文物保护等领域都有卓越的成绩，同样给了我不少帮助与支持。后生可畏，这也是让我乐于见到和深感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