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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次《环球人物》记者采访单霁翔，是在《国家宝藏第二季》最后一集的录制现场。那集节目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画面，是全国17家博物馆的馆长，站成两排，朗诵了一段气势恢宏的誓词。节目中，站在“C位”的单霁翔领读道：“何以华夏，何以中国，我们守护祖先的创造，描摹上下5000年不变的模样……”

台上有多中气十足，台下就有多疲惫困倦。那次采访中能明显看出，单霁翔连眼神都是空的，声音里都能听出一个累字。大概觉得状态不好有些对不住记者，他不好意思地讲述起自己三天来的工作：录节目、给志愿者讲课、年终总结会、准备接待法国总统马克龙，中间还跑到协和打了半天点滴。总之，那是飞天超人的行程。

也是那次采访两个多月后，单霁翔突然宣布卸下担任了7年的故宫博物院院长一职。“官宣”当天，全网热搜，网友们的震惊、不舍和祝福纷纷涌来，单霁翔捧着手机看了好几天的微信、微博，然后只是简单回应：“快乐退休！”

退休后总该停下来了吧？并没有。两年来，单霁翔在各大高校巡回演讲，疫情期间写了6本书，做起了中央文史研究馆的特约研究员，录制了一档讲述北京城规划的节目，还发起、制作了一档世界遗产相关的电视节目。

2021年5月，单霁翔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本刊记者 侯欣颖 摄）

今年2月，单霁翔又多了一项新工作，受聘为北京东城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我们的第二次采访也在研究院里展开。皇城根遗址公园东北侧的一间清代建筑里，单霁翔依然是那身新中式褂子，依然是那双黑色布鞋，只是轻松了许多。他开玩笑、聊日常、谈人生，甚至还聊起了自己喜欢的歌星。一个多小时的对话，因为总有工作人员进出被打断，他时不时得重新录制。最后，他赌气地对着空气大喊：“你们下班了行吗？老打断我，一段段都白说了！”腮帮鼓鼓的，像个孩子。

等到拍照的时候，他突发奇想问摄影师：“你这个相机可以一直拍吗？”

“可以。”

“那你准备好啊。”说完，单霁翔快速360度转了一圈，周围的人都笑了：原来老院长心里真藏着一颗少年心啊。

谁都知道敢说、敢做的单霁翔真性情，但即使是身边人，也并不常看到他的真性情里还有这样可爱、卖萌的一面。记者突然想起几年前他接受采访时说的：“我做过测试，心理年龄大概就是28岁。”

光阴似箭，如今的他又小了几岁。

规划局里的历史家，文物局里的建筑师

单霁翔这辈子，有一大半时间都是在四合院里度过的。他籍贯江苏，出生于沈阳，3个月大时被父母带到了北京，在都城生活了60多年。有趣的是，他自认是个真正的北京人，但每次填写各类表格，不论是籍贯还是出生地，都不是北京。

他对四合院有很深的感情，童年、青年、结婚、生子，40岁前大部分记忆都跟四合院有关：跟着大人举着竹竿，满院跑着轰赶麻雀（当时麻雀被列为“四害”之一）；父母离京去“五七干校”劳动，他与姐姐、姐夫一家十几口人住在一起；1976年唐山大地震，他家后墙被震垮，砖瓦封堵了邻院的巷道；1985年第一部反映四合院生活的电视剧《吉祥胡同甲5号》，也是在他居住的院子里拍的……他自己打趣说，后来他连工作都在全世界最大的四合院——故宫。

2009年，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单霁翔在北京宣武区调研了解四合院保护情况。

成长于四合院，单霁翔身上有不少“老北京”的烙印：他的褂子和布鞋，他聊天时偶尔蹦出的北京俚语，还有他对传统文化和古建筑的情有独钟。退休以后，他拓展了很多新工作，形式丰富，但主题未变，要么是跟城市规划相关，要么是跟文物保护相关。

在单霁翔这儿，这两件事情是紧密相连的。1978年，当了8年工人的单霁翔有了上大学的机会。那时，教育部选派100名学生赴日留学，单霁翔是其中之一。在东北师范大学读了一年语言预科后，25岁的他飞到日本，就读于劳动省职业训练大学建筑学专业。

那是不断接受文化冲击的4年。东京的高楼，京都的古建筑，复杂的地铁，精致的城市规划，他真切感受到了当时中日两国的差距。他如饥似渴地吸收知识，从教室、书店到图书馆。回国前，单霁翔借了很多书，一页页复印下来，最后带着27箱行李回到北京，其中24箱都是书和资料。对于那时的他来说，唯一的休闲活动，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听山口百惠的歌。

单霁翔在日本的毕业论文是《关于历史街区保护和利用的研究》，回国后进入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工作，从此开启了他与城市、与文物的牵绊之旅。

“我在规划局工作的时候，有些涉及文物保护的事由我来研究，于是跟文物局打交道越来越多，越来越熟悉，最后老局长退休时就推荐我到北京市文物局工作。”单霁翔说，“过去这两个领域有很高的壁垒。比如我到北京市文物局工作时，发现那里没有一个建筑师，而欧洲一些很古老的城市，从事城市文化保护的很多人都是建筑师出身；后来我又去了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发现整个委员会没有一个学历史的，也没有一个学艺术的，清一色建筑师。”

于是，在两个领域工作的单霁翔，把文、理双学运用到了日常工作中。在规划局，他主持北京市历史文化街区的调查，提出并推动北京市历史文化保护区制度的设立；在文物局，他关注城市发展中的古建筑，皇城根、明城墙、菖蒲河、元大都城垣等遗址公园的对外开放，都与他相关。他说：“能有机会在这两个领域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机遇。”

卸任故宫院长后，单霁翔再度把精力投入到城市规划和古建研究中。从北京中轴线申遗到劲松老旧小区改造，从东城区文化研究到大型居住区的可持续发展。最近，他又完成了大约10万字的京城水系研究。

2018年9月，单霁翔（中）主持故宫养心殿研究性保护、修缮的开工仪式。

工作很多，但他并不觉得累。“多年来，北京城市规划建设，无论从理念还是手段方法上都有很大进步、很多不同，我得跟上这些形势，把传统规划和新的技术叠加在一起，这个学习的过程是很快乐的。”

今年单霁翔又登了几次景山。登高远眺，从故宫开始，北京的画卷徐徐展开。四合院里往往有一棵大树高于房屋，看上去就是青砖灰瓦上覆盖着一层淡淡的绿色的雾。他觉得这幅画就是心里的乡愁。

“布鞋男团”与“大师朋友圈”

如果说要给单霁翔的性格贴标签，有一些是显而易见的。比如他很敢做敢当，当年引导外国领导人步行参观故宫，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故事已被媒体渲染得众人皆知；比如他很认真，讲起受聘北京东城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的事儿，他跟记者说：“我是东城居民，做东城文化研究义不容辞。”

但也有一些性格是真正接触过才会发现的，比如他温柔细腻的那一面。今年初，他在浙江卫视开了节目《万里走单骑》，和黄觉、马伯骞、阎鹤祥组了个“布鞋男团”，带着几个晚辈探访中国各地的文化遗产。

《万里走单骑》中的单霁翔（右二）。

“不背、不演、不装，这是我对自己在节目里的要求。我自己的定位有三个：第一是行走，希望观众看完我们的路线后也来看看；第二是交流，我不自说自话，会跟遇到的人，不论是文化工作者还是游客交流；第三是参与，过去我都是以专项工作的目的去这些地方，发掘、修缮或者申遗，但这次我有机会看看这些地方周边的环境，它们与居民的关系，它们的物质和非物质遗产的关系，可移动和不可移动文物的关系。”

《万里走单骑》节目中的单霁翔

他手上没有剧本，但到任何地方都能信手拈来地讲述历史，也总能讲述自己与很多故人的往事。探访西湖时，他带着节目组来到西泠印社，回忆起与几任社长的故事，眼神格外柔和。

赵朴初先生是西泠印社的第五任社长。20多年前，单霁翔从文物局调任房山区委，发现云居寺里保存着从隋唐到辽金时代的石经，不少已经开始剥落。他立刻向上级反映，接着就拜访了正在住院的赵朴初。赵老对他说：“静琬法师到白带山下刻经，第一块石经上就刻着：此经为未来佛、法难时，拟充经本，世若有经，愿勿辄开。”紧接着问单霁翔：“这些有文字的东西，最好的保存方式是什么？”

单霁翔想了想，回答：“是把这些石经再埋进土里。”于是便有了房山石经的回埋。西泠印社第六任社长启功在米芾作品回国时做出贡献，第七任社长饶宗颐在单霁翔筹建图书馆时题字、捐书，这些往事，单霁翔都记忆犹新。在知网搜索他的文章，一大半是研究论文，还有一些是演讲稿，剩下的大多都是每有先生离世时，他深情撰写的悼文。

单霁翔常觉得，正是与这些大师们的交往，才塑造了他内心的敬畏感，维持了多年工作的初心。他家中收藏着与徐悲鸿妻子廖静文女士的书信，厚厚一沓，按日期整齐排列着。作为徐悲鸿纪念馆馆长，廖静文是文博界任职时间最长的馆长，也是她将徐悲鸿创作和收藏的2500多件珍品以及徐悲鸿故居，全部捐献给了国家。之后的三四十年，徐悲鸿纪念馆因为北京地铁建设拆迁，又在经历“文革”后重建，廖静文付出巨大心血才使藏品没有一件遗失、损坏。

1994年初夏，刚刚到任北京市文物局局长的单霁翔拜访廖静文，廖静文开口的第一件事就是库房的空调电费问题——温度对文物保护至关重要，年过七十的廖静文为了电费仍四处奔波。问题解决后，廖静文给单霁翔寄来感谢信：“4年来，我请求了多少次，也在夜深人静之际流过泪、哭泣过。现在我可以比较平静地来看待我的工作了。”

“读到这封信，我既感动又内疚，机关人员对基层的需求往往缺乏体会，对文物的感情远不如廖静文那样深厚。”单霁翔说，“每次举办展览，她都不辞辛苦，忍着双腿肿痛，连续几天坐在展馆为观众签名，有时还亲自讲解。”之后20多年，单霁翔频繁与廖静文通信、交流，两人成为忘年之交。2015年廖静文去世时，单霁翔写了一篇长达6000字的悼念文章。

采访中，另一位常被单霁翔提起的大师，是他的恩师吴良镛。早在单霁翔还在规划部门工作时，吴良镛就是他最常拜访和请教的专家。2003年，单霁翔攻读清华大学的博士学位，吴良镛又成为他的导师。

“我最早看的吴先生的著作是《广义建筑学》，他在书中号召建筑师要关注社会和人，关注城市发展和文化艺术，不能局限在建筑设计中。他的北京古城保护理念、城市有机更新理论等，都对我产生了巨大影响。每次看望吴良镛教授，他都会问我最近读了什么、写了什么，我都要做好充分准备。他今年99岁了，依然在做研究，还在清华大学办了线上艺术展。”

单霁翔说：“这些前辈，对自己从事的工作始终如一地热爱，坚持不懈地研究，不断地走向更深层的境界，都是非常执着的人。他们对我的影响也非常大。”

以感恩之心保持工作激情

《环球人物》：现在的文博领域，看起来各种文创、节目层出不穷，但真正从事的人又没那么多。像去年报考北京大学考古系的留守女孩，引发巨大讨论，很多人认为她不该选择这个专业。

单霁翔：其实这是比较片面的，今天的年轻人对于未来的追求是多种多样的。中华5000年文明，很多是靠这几十年的考古学家、历史学者，不断地通过研究揭示出来的，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包括考古专业，可能对行业不了解的人并不看好，但我相信选择这个专业的学生，他们并不是全然从经济角度、生活质量角度来考虑的。他们会在精神方面有很大收获，能为社会和文化做出贡献。

同时，考古学也是与时俱进的。考古的手段、科技的方法、学科的融合，以及人们通过公众考古学所观察到的考古的成果和影响，也让更多人看到考古本身的乐趣，理解考古人员的奉献精神。我觉得会有越来越多年轻人喜欢考古事业，喜欢文物保护工作。

《环球人物》：考古也好，文博也好，我们现在这方面的人才培养还有什么欠缺的地方？

单霁翔：其实都是很不够的。无论是考古的从业人员，还是文物修复的人员，都很不足。我们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数量庞大，现在的专业技术人员跟需要保护的任务相比，是很缺的。如今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办了文化遗产保护、博物馆、考古等专业课程，但培养是需要一定过程的，而且数量还是不够。

另一个就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比如说古建筑修缮，我们倡导研究性保护。这不是一般的工匠作业，而是根据古建筑自身的历史沿革，做考古上的探究，该修什么地方，不该修什么地方，怎么修，都要给出一个最合理的方案。

现在每项考古工作结束后，3年之内要出考古报告，古建修缮之后也要出修缮报告，修一个青铜器、一个瓷器都要出报告，这些是需要有理论支撑和大众传播意识的。我们的人才培养在这方面还需要加强。

《环球人物》：今年您一口气参与了两档节目，《万里走单骑》还是偏真人秀性质的节目。这些类型的节目带来了哪些新体验？

单霁翔：我本来想得很简单，就几台摄像机，我站在前面跟观众讲述文化遗产，然后找个电视台一播。真正做起来才知道电视是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光团队就有十几个，策划的、拍摄的、剪辑的、后期的、营销的……我才知道我得跟每个团队合作。这个地方让你重新走一遍，那个地方要跟当地人怎么接触、怎么介绍，还得知道面对媒体怎么办，这些都是不同团队提出的需求，我都需要学习、配合。

《环球人物》：想试试电视制作人的工作吗？

单霁翔：我还是把我的文化遗产守好吧。

《环球人物》：您有什么兴趣爱好？看电视吗？

单霁翔：除了自己的节目，其他都不怎么看。一般工作结束，吃完晚饭最幸福的时光就来了。打开台灯，泡一杯茶，开始读我最喜欢的书，写我要写的东西，12点就可以休息了。

我总是处于相对缺觉的状态，所以5分钟内一定能睡着，我一年都不太做梦，可能是没梦想的人，哈哈。

《环球人物》：很多人评价您会提到两点，一是脑子好使，二是永远在工作。

单霁翔：如果我脑子非常好使，我就不用永远在工作；就是因为脑子不好，我才永远在工作。

《环球人物》：如何一直保持对工作的激情呢？

单霁翔：我觉得是感恩之心。留学时，教育部的领导给我们讲话，提到国家要在我们身上每人每年投1万元以上，4年就是4万元。当时的工资才40多块！所以我觉得一定要靠每个人的努力，把我们中国建成一个真正立足于世界强国之林的伟大国家。

我大学学历史地段保护，回国后从事规划工作时就一直研究北京的历史街区。当时我就提出要建28片历史文化保护区，审查时变成了25片。这25片街区都是围绕着中轴线的核心地段，保护了大面积的胡同四合院和传统建筑群，一共是1.4万多个院落。今天如果没有这些四合院，很多高大建筑会侵入到中轴线和故宫的文化景观中来。再比如现在我在做的老旧小区的研究，如何让这些老小区里的老年人在城市中过上幸福的晚年生活，是要解决很多问题的。当我研究这些问题的时候，再看到自己的研究或者方案能对这座城市和城市里的人带来改变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欣慰。

这可能就是我的激情来源吧。

个人简介：单霁翔，1954年生于辽宁沈阳，江苏江宁人，1971年参加工作，198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故宫博物院院长，现任故宫学院院长、北京东城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2021年初，由其发起并主持的世遗揭秘互动纪实节目《万里走单骑》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