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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传】潘际銮，1927年生，焊接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南昌大学校长（现为名誉校长）。早年保送进西南联合大学就读。上世纪五十年代起进入焊接领域，成为学科奠基人、国际级泰斗，为我国核电站、高铁、航母等“国之重器”作出重要贡献。2016年因骑自行车载夫人穿行清华园的照片成为“网红”。

一·枪法

十多岁时，潘际銮被同学一致推举，在集体教训一位总欺负人的大个子时，负责迫不得已时的手枪射击。因为他枪法最准。

对方“大约是三青团的小头头”，次日带来两颗手榴弹，放在学校宿舍床头，以示不善罢甘休。

因为潘际銮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校方最后决定，不了了之。

二·奇遇

1937年，十岁小学生潘际銮在九江读五年级，六岁小女孩李世豫随家人从南京逃难到九江，随后就读的那所小学，校门就在潘家对面。

然而，他们直到1950年，才在北京相识；直到1991年，才在回乡怀旧中，得知当年仅隔一条马路，而且李家当年住房，还是潘父代友管理出租的。

一贯严谨、不事张扬的潘老也不禁自叹：“我与妻1950年方相识，50多年后才知道，十分稀奇。”

两人上的小学，后又合并为同一所小学。2008年，“夫妻校友”同被邀请参加百年校庆。

2016年，85岁李世豫坐在89岁潘际銮自行车后座，少女般张开双臂穿行清华校园的照片，一下打动无数网友。人们跟帖留言：“又相信了爱情。”

三·网红

与这张照片一起，一篇“九旬科学家科研成果价值千亿无人知晓，每天骑自行车上班”的热门文章，及一段在央视《朗读者》节目朗读《告全国民众书》的视频与采访，让潘际銮迅速成为“一生只为一事只爱一人”的网红。

一事，指他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一辈子一头扎进焊接这一件事，成为学科奠基人、中国第一人、国际级泰斗，为航母、高铁、核电站等众多“国之重器”作出突出贡献。

记者问：如果当年没做焊接，会做什么？

他轻声答：“国家需要什么，什么难，我就干什么。当时选择焊接，也是这个考虑。”

四·硬骨

年届九旬，他依然常去工地，继续优化已经啃下来的“硬骨头”——“全世界没人做出来”的移动焊接机器人。

楼下一间实验室墙上，挂着他写给团队的几句话：知难而进，勇于攀登；团结合作，共同战斗；只求贡献，淡泊名利。

他说：“这就是我的观点，这实际上是我一辈子所做的事情。”

平日里，儒雅，潇洒，谦谦君子。专业上，爱啃“硬骨头”，敢啃“硬骨头”，只啃“硬骨头”。选择时，爱国、为国，将自己与国家需要紧紧绑在一起，什么难就干什么。

那个敢于持枪为同学出头，且枪法最准、技术精湛的少年，九十多年始终从骨子里透出的一股劲，正是民族、国家百年精神的写照。

五·大难

十岁小学生潘际銮，生活在日机轰炸下。“飞机飞得很低，时常用机枪向人群扫射。有时三架，有时九架，有时二十七架，昼夜都来。”

家里特备小船（九江三马路每年涨水季路上积水达一米多深，潘家一楼近半米深，潘父上班坐小船），警报响起便上船划向空旷湖心。一次炸弹落在水里爆炸，湖水激烈动荡，几乎全家覆没。

1938年，潘父下决心全家逃难，带上饭锅铺盖，用砖头堵上家门，从此再没回过。九江火车站满是逃难的人，潘际銮看着祖父从车厢窗口被塞进去。

1939年，全家走了三个月去昆明。在株洲，爬上一列运煤火车，正值下雨，便打着雨伞坐在煤上。日机来了，大家下车奔向田野，敌机机枪向下扫射。在衡阳，走在街上，日机来了，赶紧躲进人家屋檐下。住进旅社，日机又来，三楼直晃，祖父吓得躲进桌下。

这时，潘际銮和表哥又同时得了伤寒病，高烧昏迷不醒，“如何到桂林已不知，只感觉父亲背着走”，到柳州高烧才退。

抵达昆明，为躲日机轰炸去了乡下一所中学就读，一路要翻三座山梁。有次翻山时天已黑，狼群嚎叫着出现在附近，“非常恐怖”。

更危险是有天大雨山陡路滑，为抢救被风刮跑的伞，潘际銮和二哥一起掉进湍急的洪流。“我已经昏迷，但是还拉住二哥的手，沉浮好几里往下游冲去。这时非常巧，有几位农民拿着很长的竹竿，在河边干活，看见两个小孩子被冲了下来，赶紧用竹竿捞起，还送到几里外的学校宿舍，帮我们换好衣服就走了。”

潘老感叹：“我们那时很小，连谢谢都没有说。那几位农民憨厚朴实，品德高尚。他们救了我们的性命，我们不会忘记，但是不知道他们的姓名。”

六·书桌

颠沛流离，潘际銮一度无法上学。家庭经济困难，他去云南乡下路边一家易隆整车厂做临时工，负责登记仓库材料零件进出。有张桌子，潘际銮把中学课本放在抽屉里。就这样，自学了高中一二年级的书，觉得“读书很有趣味”。

一夜突然枪声大起，早上同事出去，见远处死了一些人。原来是云南省主席龙云的三公子带了车队和武装走私，被国民党政府杜聿明部队拦路截住，发生枪战。

华北之大，云南之远，都“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七·活着

“我一生不求名不求利，只求贡献。我给团队题的词也是这样，淡泊名利，只求贡献。有贡献就行了。”

“多少万我也不感兴趣。这是人生观的问题——求什么。我现在很兴奋的，还是我研发的这个机器人在工程上越用越好。”

“我从小就这样，和家庭教育有关系。父母从不鼓励我奔当官、搞钱去，就是老老实实，解决实际问题。我父亲一辈子勤勤恳恳，做过铁路站长，有权利调动车子，很多人送钱，他一分钱不要。”

“我总觉得一个人，一辈子，活这么几十年，做点对人类有意义的事情，才是我们生活的目的。我在活着的期间，做了一些对人类有益的事，对我来讲是很大的欣慰。如果我平平淡淡过去了，就关心拿了多少钱，做了多大官，我就不欣赏那个。”

“我中小学念了不到六年，都在逃难，中间还做小工，临时工。大家说我从小就是学霸，我想了想，我们家兄弟姐妹五个，其实基本都这个类型。我分析，第一，父母的表现和影响。抗战时，全家老小十口人，走到哪逃到哪，维持生活就很难了。但他们非常勤劳也非常正直。我父母从来没跟我说，你好好念书将来要如何如何，就是说勤奋是很重要的。第二，我们家境很困难，没饭吃，挖野菜。我们非常团结，都是大的带小的。我跟哥哥漫山遍野去摘蘑菇，采竹笋，搞吃的。我每天下午去山上砍柴，背回家生火烧饭，新鲜树枝烧得满屋子都是烟。我十四岁从乡下挑水果走很远去卖，要走几十公里，家里车费都出不起。这很辛苦啊，就体验了人生的苦。那时就自觉地自己要学。”

“我不止一次看到日本飞机天天炸，飞得很低，制造恐怖，用机关枪看着地下的百姓扫射。这时要赶快散开，散开它一个一个更打不着……”

八·棒喝

兵荒马乱中，潘际銮以全省第一名，保送西南联大。第一次期中考试，破天荒有门课不及格。

课上讲的内容，明明都搞懂了，为什么？一研究，考了很多课堂外的内容。从此懂了，学习要有自主性，自己要去拓展、融汇、钻研。于是每节课后去图书馆借很多书，结合老师讲的，一个个专题钻下去，钻深钻透。

“我大学念书念得很好，门门课考第一。中学小学也是。这是第一次考不及格，给我很重要的教育。原来在中学学习很死板，老师讲什么学什么。这一棒子把我打醒了，要自己学，自己钻研，‘师傅引进门，修行在自己’。就像现在我们谈话这个办公室，我把你从门引进来，这里头的书，你自己去翻，你自己去学习，想学什么学什么。我后来在南昌大学当校长，也提倡这个。对当前的学生来讲，都应该这样。”

这是西南联大真正给潘际銮上的第一课。

九·泳姿

潘际銮所读的西南联大工学院，老师们立志“即便在艰苦的条件下，也要达到抗战前的水平”，要求特别严。

他说，全校各院都严，工学院是因为数学、物理特别难，常常三分之一不及格。及格了，才可接着选修力学、电工。再及格了，才可学机械设计。每一步都很严。

同时又很“宽”。“不及格的，可以重修再念一年，还可以转系，双方系主任同意就行。还可以暂时休学。学校实行学分制，一个学期最高可修32个学分，最少要修16个学分，根据你自己的学力去选择。分层教学，教学制度是非常宽松的。但一旦选了，要求又非常严，不达标就不及格，再来又不及格，不念了你就走吧。”

潘际銮感叹：“西南联大这个做法，既宽松，又严格，还自由，真正去发展学生不同特长。所以毕业生才3800多人，可是出了很多人才，而且各式各样，不是一个模式。文学家，哲学家，科学家，工程师，自由得很，人尽其才。我有什么才能我就搞什么专业，哪个老师好我就跟哪一个，我想发展哪方面就可以去发展。”

他说，对西南联大“我也就体会这个”。

后来1993年出任南昌大学校长，他着重发表过一个意见：“一个人上学念书，就像游泳一样。用哪种姿势，怎么游，什么速度，不必强求一律。只要能游到对岸，就行。”

十·茶馆

1994年9月入学的南昌大学新生们，暑热未消中听说了两件事：一，江西省政府把装空调的钱省下来，给南昌大学师生们办学用；二，校长潘际銮去了学校周边的台球游戏室，实地查访学生数量。

南昌，“四大火炉”城市之一，炎夏漫长。江西，新中国成立近半世纪一直处在“三无”窘境——无重点高校、无学部委员、无博士点，高教人才短板严重制约发展。

1993年，原江西大学和原江西工业大学合建南昌大学，“开创我国文理综合性大学与工科大学合并先河”。省长吴官正和分管副省长黄懋衡“三顾”清华园，请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潘际銮“出山”。红土地穷，但咬牙支持。吴官正向外表态：“我不懂教育，一切问题听潘校长的。”

潘际銮狠抓学风。

“学分制”“淘汰制”“滚动竞争制”，三制联动，动真格的：跟不上先试读，再跟不上退学；公费可降自费，自费可升公费。

一石激浪。“从没听说进了大学还退学的。有家长反对，我说，怎么办？吴官正跟我说了一句话：你要实现淘汰制，如果淘汰下来的，确实有困难，我给他安排工作。”潘际銮感叹，“我一听就很好，他下了这个决心。后来学风是变了。在南昌大学做的工作有成效，跟他的思想有关系。能把南昌大学整顿出来，跟他的工作有关系。”

1996年，南昌大学一举通过“211”预审。2002年，南昌大学成为江西省唯一一所“211”重点大学，从此告别半世纪“三无”。

同年，75岁的潘际銮离任，成为名誉校长。

他为提升江西科研能力，一边当校长一边当导师带教学生，明确告知对方：必须“默默无闻地干，自己去争取课题，别指望在学校拿钱”。

在校学习时被锤炼过的学风，会变成走上岗位后工作时的作风。一位1994年入学的新生，工作20年后深深感悟：当年被潜移默化深植于心的那些理念——实干、勤恳、认真、拼搏……一路帮自己走了很远。

时间在不断证明潘际銮当年的话：“抓投入不如抓学风，抓学风是最好的投入。”

上任伊始就去查看学校周边的台球室，是因为他脑海里深深记得：当年西南联大学校周边，茶馆里满是自觉看书的学生们，成为一景。“非常用功，不说话，就是看书。点一杯茶是给老板一点钱。西南联大这个学风啊，还真是不容易。”

他人生观价值观的确立，也就在那时。

十一·歌声

记者：您说当时老师们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让国家强大起来。具体有什么事例？

潘际銮：不是事例，是思想。念大学以前我很勤奋，这是肯定的。进了大学以后，人慢慢懂事了。当时我们国家可以说是存亡不定。我从江西逃出去，还能不能回来，不确定。当时脑子里想的就是不要亡国，所以勤奋念书。目的呢，希望救国，希望抗日。毕业以后就是怎么为国家服务，需要什么我干什么。

我老说，那时候唱的两首歌，代表我们的思想。第一首叫《松花江上》，第二首叫《毕业歌》（潘老唱了起来）。大学期间，可以说一种爱国、抗日救亡的思想，成为学习目的。后来，勤奋也有这个成分，自觉了。

你想一想，在昆明，我们都是难民。我们逃到昆明以后，日本人打到贵州，快要到昆明的时候，我们逃到滇西去了。然后日本人又打到缅甸，打到腾冲，我们又从滇西跑回昆明，还准备日本人万一打到云南，我们到西昌去。就是这样一种生活。也可以说，对我们是一种无形的教育。爱国的教育是无形的，你没有国家还有什么，你还能干什么，还能回家吗？谈不上。

记者：如果不学焊接，您可能会是什么专业？

潘际銮：我是学机械的。不学焊接，我也会找一个非常有用的专业。当时中国最缺的是焊接，没人懂。机床有人懂，刀具有人懂，机械加工都有人懂，中国老的工业都有。唯独焊接，中国老工业没有，可以说一无所知。1950年我从清华被选派去哈尔滨学习，苏联派的导师是焊接权威，我翻了翻他的著作，觉得很有兴趣，就报了他的名。

十二·焊工

刚开始，连他太太都误以为：焊接只是“焊焊洋铁壶的活”。

一手创办清华大学乃至全国第一个焊接专业时，潘际銮在校报《新清华》特地登过一段话：“焊接是一门新兴的先进技术，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发展的标志。焊接能节省原材料，坚固美观，简化工序，并能改善劳动条件。世界上约有一半的钢材需要焊接才能成为可用的产品，一辆轿车约有7000个焊点，一架飞机约有25万个焊点和250米焊缝，一个焊接的锅炉要比铆接的锅炉节省金属25%。想一想，焊接是多么重要而有意义的工作啊！”

记者念给他听，他一摆手说“记得”：“当时学生不愿意念焊接，我就写了这段话。现在不光轿车飞机了，焊接要求也更高了。1987年我去做中国第一座核电站的焊接，一点都不能有漏洞，而且厚度很大、钢材很大，都是非常难焊的。高铁的钢轨，要一点缝都没有，必须磨平、磨得很光，全国最后焊了66万处接头，一个问题都没出。航母，那么大一个东西，全是钢板焊接起来……”

细看他冲过的一个个难关——从万吨水压机，到我国第一台真空电子束焊机，再到第一个汽轮机大型拼焊转子工程，再到高铁、航母、核电站等——会看出一种“潘际銮模式”：总是任务十分艰巨，甚至有点超前；又总能成功破解，且都是原始创新。

是否有一套自己的原始创新方法论？

他还是强调：“最重要的，还是在于指导思想。”

当年做水压机，高压容器压力很大，钢板厚度需达200毫米，中国当时根本无法生产。“北京市委书记找我，说怎么办？我说我给你想办法。做不出这么厚的，我就拿现有钢板一层层包起来，8毫米的钢板包20多层。包一层，焊一层，最后做成了，也是一次国内首创。”潘际銮清晰地说，“办法总比困难多，关键看指导思想。我的思想就是：国家需要什么，什么难，我就干什么。不难我不干；难，我给你想办法干。工作不难，干了没意思。工作没用，国家不需要，干了也没意思。所以我给团队题词‘知难而进，勇于攀登’，难题我才去，还得攀得上。锦上添花我不干。干一个人家没有干过的，我才兴奋。难度有了以后，再去想办法，这是我的思路。否则，兴趣也没有了，创造力也出不来。”

这可能恰恰是原始创新最需要的一种状态。

这也是这位九旬老人生命之树长青的秘诀。“我觉得我没有什么了不起。大家宣传很多，我还是实实在在，做自己感兴趣的工作——移动焊接机器人。它每一个应用、发展，我都感兴趣。可以说，我的生命是我的兴趣和我的成果支持的。我现在不感觉到寂寞，不感觉到无聊，因为我还有那个志向。如果我的机器走上世界，全世界知名，那是我最大的愿望。长寿的秘诀就是终身有个追求的目标，我还在追求我的目标。这个机器人还在初期，我希望将来有一天，全世界最知名的移动焊接机器人是我的机器人。”

十三·蜘蛛

做移动焊接机器人，起于潘际銮一个心愿。

他很注重工程实际，经常走访工地，常见焊工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焊接。爬得很高，很危险。高温下，光线强，烟尘厉害，不少人到四五十岁就有职业病。他觉得应该解决这个问题，想了很多办法。大约20年前，他就形成了“一边移动一边焊”的移动焊接机器人设想。

但是，“爬行的东西非常复杂。为什么说是‘硬骨头’？要焊接的工程往往很大，这个机器人要在三维空间里头能爬，像蜘蛛一样墙上能走，天花板上倒着也能走。不掉下来就很难，还要能动，还要我能控制它，还要按照我的需求，焊缝在哪儿它要走到哪儿，最后还要成功焊接……这几个难关都非常非常难。”

潘际銮花了20年，先做出了爬行机，做到能不掉下来，再让它能动，然后是跟踪到焊缝那去，“最后做出来了”。此时，他已从清华大学到南昌大学再回到清华大学。

成功申请美国专利后，就此搁置。直到有位博士生看中，想方设法成立公司，产业化生产已数年。潘际銮说：“现在应用得非常好。许多重大工程都想用，因为在世界上是唯一的。中关村论坛评选最先进的制造技术，国内外两千多个选100个最好的，我的就进了百强。这个‘硬骨头’，我算是啃下来了。”

他介绍说：相比扫地的、端盘子的“服务型机器人”，“工业机器人”解决的是工程问题，全世界长期只有固定式，如汽车工厂里那些来回动的机械手臂，这个“蜘蛛”是第一个移动式工业机器人。

“我看到迫切性，找一个焊工非常困难，大型结构往往要在野外作业，而且无论寒暑。”

在他看来，科研工作的导向很重要。

十四·导向

他搞研究坚持抓实际问题。

秦山核电站本来焊得差不多了，外国专家参观，一看，写信给时任国家主席李先念。李先念转给总理，总理转给副总理李鹏。李鹏一看是焊接问题，就把潘际銮找去中南海，请他和核工业部部长实地查看。

“我是做焊接的，合格不合格，一看就知道。”潘际銮跟部长说，马上停工。

整个工地上千工人就此停了一年。所有焊接按他的规定重新做实验评定，合格才能上，一举解决问题。

做移动焊接机器人，也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要解决大量工人的辛苦劳动，要解决国家需要攻克的难点，这就是我原始的思想。别人要有这个思想，也可以做这个。但人的观念是不一样的。所以我20年前就呼吁，不要唯论文，要真正把研究工作做到解决问题，尤其是解决国家需要的重大实际问题。”

在他看来，原始创新最需要的，“是人的观念，是导向”。

“我作为一个搞工程的人，作为一个教授，一直非常反对搞工程的人不搞工程，去‘唯论文’。像核电站返工、移动焊接机器人这种工作，我一篇论文也没有写。中央提出破除‘四唯’，这确实是中国教育界科技界一个重大问题。”潘际銮诚挚地说，“为什么外国人科学技术进步得那么快，特别是德国，做得那么好？科研工作密切解决实际问题。我大学毕业以后到清华当老师，所有工作都是工程，论文发表得很少。但中科院一看我那么多成绩，就选我当院士。我还不知道，学校科研处长到我家，说你当选学部委员。我说好好好，我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后来改成院士，关注度越来越高。我关心工作本身，我们搞科学技术、搞工程，必须解决国家重大问题。我今年90多岁，60多年工作都是这个思路。这是我到现在一直关心呼吁的。为什么德国人能出来、美国人能出来？人家也搞理论工作，但科技上大量的人与投入，目的是解决国家的急需。我花20年做了好多类型的爬行机，怎么能爬、不掉下来，写论文是写不出来的。但这能把工人替换下来，我觉得这是个很大的事。如果当初追求论文，我不干这个事。我现在很兴奋的，还是要想办法把这个‘中国蜘蛛’走向世界，让外国人一看，哎哟，他们没有的。”

十五·“科”“教”

1977年，邓小平指示开一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明确要求“要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领域有才华的教学人员”参加。

吴文俊、邹承鲁、周培源、苏步青等数十位知名专家学者受邀，50岁的潘际銮，是其中最年轻的“小字辈”之一。

记者：您当时知道小平同志这个邀请标准吗？

潘际銮：不知道，叫我去我就去了。对我来讲，他们都是老教授，七八十岁、八九十岁。我为什么会参加呢？我后来回想了一下，就是因为我反对“四人帮”。在清华我是最抵制的，被他们当作“头号敌人”，“四人帮”一伙在清华说这个这么干那个那么干，我不听。我按照教育该怎么做我还怎么做，所以最后认为我“最反动”。

记者：座谈会五天，据说“全是即兴的自由发言”，是这样吗？

潘际銮：是这样，确实是即兴的。大家之前憋了一肚子气。“四人帮”一粉碎，小平一出来，一讲话以后，哎呀那些老教授，真是讲得停不下来。我还没有他们讲得多，有的差不多讲了一个钟头。

记者：您觉得，在恢复高考这样的具体决策之外，小平同志在战略层面上，从这次会议听取到了什么？

潘际銮：“四人帮”说我们中国的高等教育，从1949年以后的17年，都是资产阶级教育，是反动的；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反动的，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是属于我们工人阶级的。这把整个高等教育跟学校，全部压死了。当时小平同志说，中国的高等教育17年来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教育，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记者：这是他在会上讲的？

潘际銮：在会上讲的。这两个论断，一个把高等学校解放了，一个把知识分子解放了。恢复高考的决策当然也很重要，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但我觉得这两个论断更重要，是那次会议最重要的收获。

记者：40多年过去了，在您看来，今天的“原始创新”，需要教育怎样进一步起作用？

潘际銮：首先要防止教育制度的固化。如果整个国家的教育，一直只有一种指挥棒；小孩还没出生，就已经被指挥，那会是最大的毛病。我就呼吁这个，但这个确实很难办。现在从小学生开始，家长都陪着念书。这有种种原因。但其实学习的关键是内驱动力，核心是自觉。要尽力去引导培养他自己学的动机和动力，学得开心，学得兴奋。原始创新这一批人，学习一定要真正有兴趣。

另外，人才不一样，教育要根据个人的特点。我老讲像游泳一样游到对岸去，姿势可以不一样，快慢可以不一样，因为人不一样啊。有人耐力好，有人爆发力强，有人擅长蛙式，有人喜欢自由式，但都可以游过去成才，也才会有不同方面需要的各种人才。强国时代需要更多这种教育，才会有更强大的原始创新。

记者：您会怎么寄语强国一代？

潘际銮：相比别的创新，原始创新特别需要一真正有兴趣、二自己有愿望，这两者要结合起来。如果我们的青少年，像集体坐在一条道的轨道车上，跳不出来，那很难的。要根据时代的需求，模式多样，适己发展。第一个，我希望他们打好基础，理论的基础，实际的基础。第二个，将来长大了，要敢于思考、知难而进、勇于攀登。学什么都注意学到真本事，物理也好，数学也好，化学也好，真正把它搞懂。至于分数多高，那是次要的，不要只去追求那些东西，要真正把技术消化了。

我小时候没有机会像今天孩子们这样念书，但我很注意真正把它搞懂。我记得我打工的时候，我看那个书，物理教材，看完了以后我好感兴趣，噢原来是这么回事，我就往下看，越看越有兴趣。包括现在，我还是对机器人感兴趣，这就是我的生命力，我生命的意义。我非常感谢博清科技的科技人员，把它产业化，非常出色地用于我国重大工程，实现了我的梦想和目标。我是把它当作为国家为人民做贡献的目标，为焊接工人减轻辛苦劳动而努力奋斗一生的。

十六·本色

采访结束下楼，他一如“神仙眷侣”传说所言，开着那辆小电动车，载着夫人李世豫（之前陪他到办公室并一直陪着），在清华校园熟稔地迎风前行，至拐弯处，一转不见，潇洒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