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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8月17日晚，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原院长、“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周光召院士，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正在准备周光召老所长的追思会。”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综合处处长安慧敏几度哽咽。在学术圈外，很少有人知道，周光召还曾是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的老所长，研究所楼宇显著位置悬挂的“开放、流动、联合、竞争”办所方针和“开放、交融、求真、创新”办所理念都是周光召提出的。

他生于战乱年代，成就于动荡时期，在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和战略核武器的研究设计方面做出了大量重要工作。

周光召不仅是理论物理学家，担任行政领导后，为中国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科学家周光召 图/视觉中国

临危受命

原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曹效业记述，1984年前后在中科院流传着一个故事：当时一位领导指责中科院“不冒泡”，为此中科院院长卢嘉锡拍了桌子，说我头上有两顶帽子，一顶叫院长，你们可以拿走，一顶叫先生，那是拿不走的。

当时中科院面临的外部压力除了高层对其脱离国民经济建设的批判，还有高校取代中科院从事基础研究的呼声，“取消中科院”的舆论传了一波又一波。同时，重理论轻实践、重基础轻应用、人员不流通、管理体系僵化等内部问题也逐渐暴露。“卢嘉锡在1985年工作会议上击案疾呼：中科院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曾任中国科学院学部联合办公室副主任的周先路写道。

1984年4月被推任中科院副院长时，周光召已经55岁，颇有些临危受命的意味。“当时，我对自己承担这个工作是否合适，心里一直在打鼓，直到现在还在斗争。”周光召在1985年1月11日上午的中科院工作会议上说。7个月前，他刚到中科院就感到了“危机感”，经过大半年调研，他犀利地提出，“按现存的模式，中国科学院能否继续存在是值得怀疑的。”

中国按照苏联模式建立了科学院，而苏联模式是“一个与工业生产相脱离的而且本身不流动的模式”。周光召很清楚，苏联的科学技术在某些理论领域达到世界前列，但它的很多科学技术却落后于西方先进国家。这一模式的弊端也逐渐在中国显现。

周光召把问题症结引向了体制层面。他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必然对科技发展有更大的激励。假如中国所有的企业都不是30年一贯制，而是从市场、从顾客的要求出发，就必然要更新产品，必然对技术革新提出新要求，这就必然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更大的动力和机会。

“如我们科学院的同志不从思想上、观念上，管理方法上来一个根本性变革，那在全国科学技术向前发展的同时，我们有很多研究所可能会走向萎缩。”周光召随即介绍了美国、苏联的科技发展模式，还有中间的德国、日本模式，并提出“思考中国的模式”。

周光召当时提出“以进攻的姿势”“适应新形势”，也给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例如，根据科学院研究的性质分门别类地进行管理，而不能像过去那样一刀切；建立开放实验室、开放研究所，把科学院建成全国的自然科学研究综合中心，面向全国吸引人才；鼓励科技人员办公司，但不要忘记办公司的根本目的是要为发展中国科学和经济服务。

“光召在1985年1月中科院工作会议上谈到的对中科院改革的想法，就是后来全国科技体制改革的设计思路。”郭传杰说。

当时社会盛行“实用主义”，计算所里那些曾为“两弹一星”研发贡献关键作用的大型计算机此刻不过是“一只只不会下蛋的公鸡”，不能转化为商品，不能创造利益。

时任计算所所长曾茂朝比较开明，那时已经支持下属创办了二十多家公司，但他仍无法接受这个创造了无数辉煌的大型计算所被一家刚成立不久的民营科技公司承包，更无法接受所里一千五百名科研工作者或被遣散或被买断的结局。

让一家民营公司承包计算所，“这不是在我头上插一根鸡毛，拿到街上给买了吗！” 曾茂朝不无悲愤地在报告中写道。随即他请求“承包计算所”，并顺势提出一个条件，“请不要再用国家研究所的标准来要求我。”

1985年夏天，这份关乎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命运的报告交到了周光召的手上。身为两弹一星元勋，又经历过动荡十年，周光召理解老一代科学家迫切希望搞基础研究的愿望，同时作为在上世纪80年代出访欧美的学者，他又看到中国科学技术改革的大势所趋。不论是被民营公司承包，还是研究人员出走，周光召不同意采取任何极端措施来解决问题，他的新提议最终得到了院长会议的支持：批准一部分科学家走出研究所。

周光召马上转告曾茂朝，作为一所之长，曾茂朝仍会拥有他的研究所和技术人员，但他必须为自己找到出路。

一院两制

1984年开始在中科院试行的“所长负责制”也被正式确定下来。这一制度赋予研究机构干部人事管理上的自主权，科研院所可以自主决定内设机构和人事管理事宜，充分尊重和发挥科学技术人员的作用。

“也许可以说，中国科学院近30年以来最重要的改革措施之一是确立所长负责制。这个改革，对于中科院的发展，迄今仍然起到重要作用。”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在纪念文章中写道。

1986年底，中央有关领导找卢嘉锡和周光召谈话，明确由周光召担任中科院院长和党组书记。次日，周光召着手指导科学院改革方案，曹效业记得那天周光召穿了一件深色羽绒服，他如往常脱稿演讲一样，阐述他对中科院改革发展的构想，曹效业与另两位同事则负责将周光召的思想整理成文字。这份题为“关于中国科学院进一步改革的请示”，很快得到了国务院主要领导的批准。

到1987年，中科院的办院方针初步成型。最终在1992年1月颁发的《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纲要》中，方针被进一步完善为：把主要力量动员和组织到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主战场，同时保持一支精干力量从事基础研究和高技术创新，即“一院两制”，这成为周光召在中科院改革的主线。

周光召认为，中科院过去只重视科学本身的动力，以及公益性质为主的国家任务，包括军工、攻关等，这是科学院发展的主要动力。而未来的科学院，要在商品经济环境中为经济建设服务，在科学本身的推动力之外，还需要增添市场的动力，通过另一种机制来推动研究工作。

“光召院长上任后，成立了科技政策局，他亲自分管，带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周口店猿人遗址读了一个星期的经济学，读本是一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代表作。”曹效业回忆。当时周光召提出“以研究所为基本单位”的改革思路，后来实践证明，这一思路帮助各研究所顺利度过经济紧缺时期，中科院这支国家队因此得以保存下来。

在基础研究领域，周光召提出“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方针，并在中科院首先建立了开放实验室，由此促成了国家重点实验室布局的形成。随着中科院改革的方针、体制问题基本确定，周光召将主要精力集中到了人才问题上。他在1990年主持召开了全国首次青年科技人才工作会议，提出“必须在10年之内，逐步把第一线科研工作转交给年轻一代”“顺利完成科研重担代际转移”的战略目标。

“周先生发现和支持很多年轻人，判断他们的专长，看中他们的才华和人品，了解他们的需求，支持尚未得到广泛认可的一线科学工作者和技术发明者。”饶毅回忆。

“完美的儒家思想的践行者”

1987年5月下旬的一天，郭传杰突然接到陪同周光召到沈阳分院调研的通知。郭传杰已经在中科院化学研究所埋头研究了17年，原本就不情愿被调任到机关部门，他又比较怕与领导接触。在沈阳出差的三四天，没和周光召说过一句话。

“光召平时不苟言笑，别人和他讲话时，他可能边听、边思考、边把想法写下来，所以不熟悉他的人，可能会觉得他高冷。”郭传杰说。周光召一米七几的身高，中等身材，经典的二八分发型，他习惯把头发梳向右侧，早年常戴一副黑框茶色眼镜，一思考问题就眉头紧锁。

直到从沈阳回到北京机场，周光召问他“这次跑了不少所，印象怎么样？”郭传杰才开口说了几句：“我是做基础研究的，特别是对科技人员搞公司有一些看法，觉得那是倒买倒卖。中关村办了不少公司，社会上说那是‘骗子一条街’。”

“那现在呢？”周光召笑了，接着问。“好像有点不一样，改革有改革的道理。”郭传杰说。调研期间，像郭传杰这样对改革不理解的科技人员很多，每次参观座谈，周光召都要苦口婆心地讲科技体制改革的原因，讲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

“光召强调遵循客观规律，同时强调对人的尊重。因此，那个时期，虽然改革力度很大，但留下的后遗症较少。”郭传杰说。

改革开始后，社会上出现很多激进的口号，如让科技人员“断奶”下海，“不换脑袋就换人”。周光召是十分坚定的改革派，但他很反对这种伤人的说法和做法。他多次在会议上说：“对我们的科技人员，要充分信任他们，要对他们愿意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做贡献的根本积极性有足够评价。目前，他们中的确有些同志想不通，思想没转过弯来，甚至有怨言，有情绪。这正是我们要做工作的地方。”

周光召提出，对知识分子，要引导他们自己想通。想不通，没有自觉性，是不行的。没想通，宁可等等，再做做工作，不能硬逼。因此，周光召曾经多次在各种场合对科技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意义进行抽丝剥茧式的分析。

“周光召以中科院院长身份保护科学家、稳定中科院所讲的话，让中科院同仁都非常感佩。”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中科院外籍院士杨振宁说，他曾评价周光召是“一个完美的儒家思想践行者”。

1961年，周光召已经在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获得了两次科研奖金，听说苏联撤走在华专家后，他主动打报告回国从事核武研究。1984年，正在欧洲游学的周光召再次“奉召”回国，旋即被任命为中科院副院长。

“基础研究只有第一，没有第二”

杨振宁第一次听说周光召这个名字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高能物理领域的人都知道，周光召是“当时最杰出、最有新思想的物理学家之一”。当时国外报道称：“周光召的成果震动了杜布纳。”

1957年春天，28岁的周光召被国家派往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从事粒子物理方面的基础研究。在一次讨论会上，周光召对莫斯科大学一位教授在高能物理前沿的课题“相对性粒子的自旋结果”提出异议，但未得到这位权威和他同事的认同或重视。随后，周光召用不到100天的时间独立研究分析，严格论证了苏联专家的结果是错误的。他们二人后来因此成为很好的朋友。

半个世纪后，周光召与北大同事、后来任北大校长的陈佳洱在一次谈话中提到，“我国自古以来缺少一种质疑权威和追根究底的精神”。而周光召挑战权威的意识源于他的家庭教育。

1929年5月，周光召出生在湖南一个温馨、重教而又无拘无束的家庭。1951年，周光召以优异的成绩大学毕业，进入清华研究院，师从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周光召跟随彭桓武到北京大学继续研究生学业，两年后毕业，留任北大。当时北大曾三次推荐他赴苏深造，都因家庭和社会关系原因未被主管部门批准。

1957年2月，周光召以中方工作人员的身份被派往苏联。到1961年回国，周光召在杜布纳的4年里，在国际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了30篇学术研究论文，几乎全部是他一个人独立或以他为主完成的。他也因此先后两次获得联合核子研究所的科研奖金。

多年后，周光召在科技体制改革时提出“基础研究只有第一，没有第二”，强调科学前沿的概念，与他早年经历不无关系。在杜布纳的最后一年，周光召听闻苏联突然撤走所有在华专家后，向国内打报告，要求立刻回国。

当时北大保留了周光召的工作关系，让他每周花一天时间来学校工作。“我们都不知道，甚至也没有深想，在周六以外的时间，光召在做什么，但我们都感到一种精神力量，而光召是这种力量的身体力行者。记得他曾讲到，不少同事们曾为不能发表文章感到遗憾。”中科院院士、原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苏肇冰应邀在《我们认识的光召同志》一书中撰文回顾。

苏肇冰不知道的是，周光召在回国当年就进入了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理论研究所，开始核武研究。周光召后来回忆，从杜布纳回国后，很多国外好友打听不到他任何消息，还闹了乌龙，传说他在回国途中因飞机爆炸逝世了。

“求实与忘我的科学家品质始终没有改变”

1961年，周光召回国后不久，便在一次讨论中 “一战成名”。

当时原子弹的研究设计一度陷入困境。研究人员唯一可参考的内部资料是苏联专家对原子弹教学模型的简介，由于一个关键物理量错误，内部进行了九次计算。周光召检查分析了全部计算结果，认为计算无误，怀疑苏联专家的数据不可靠，这在当时是非常大胆而具有挑战性的判断。

周光召用最大功原理，证明了内爆过程中无论如何都不能达到苏联专家给的压力值，数据明显是错的，结束了近一年的争论与停滞。1962年年底前后，他协助邓稼先完成并提交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

据参加原子弹研究的黄祖洽院士回忆，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时，邓稼先去了基地，周光召留守北京。1964年10月15日，原子弹起爆的前一天，周光召接到前方指示，“为确保万无一失，把重要过程重新计算一遍。”经过十几个小时的计算，“我们想，不成功的几率大概小于千分之一。”周光召在一段央视纪录片的采访中回应说。

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周光召的工作仍在继续，还要研究氢弹的设计。

经过那段历史，“一些人接受了教训，因此很少发表不同意见，但光召求实与忘我的科学家品质始终没有改变。”曾任中科院院士工作局领导成员的孟辉回忆。

1978年，杨振宁回国交流，住在北京饭店。有一天被通知，时任副总理邓小平要请他吃饭，杨振宁当时已经知道要讨论关于造大加速器的问题。杨振宁本人不赞成造大加速器，但他也清楚国内造加速器的意愿很强烈，他特意请周光召和邓稼先到北京饭店吃早饭，征求意见。周光召慢慢地讲：“你就应该照直讲，有什么意见就如实道来，这是最正确的政策。”给杨振宁留下了深刻印象。

21世纪到来前，包括周光召在内的23名科技专家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中国原子弹的制造》一书记载：中国通过阅读外国文献学到的东西使他们了解了热核反应所需要的材料，并且在1964年至1965年冬季，他们建成了一种主要热核材料——氚化锂-6的生产线。周光召的夫人郑爱琴，正是大量”外国文献“的收集者和翻译者之一。

郑爱琴原本在北京东郊的一个研究所从事生物化学研究。尽管当时没有像现在这样堵车，但是由于交通不发达，她和周光召的工作地点相距甚远，为支持周光召工作，郑爱琴放下当时炙手可热的胰岛素研究项目，加入九所，凭借她深厚的外文功底，开始做科技情报调研工作。

谈及他们的独女周莹，周光召在九所的同事都感到“那是个让人心疼的孩子”。父母工作紧张，常常顾不上她，遇到大人出差，周莹得一个人做家务，自己搬煤气罐上楼。中学时代的周莹遇上动荡十年，16岁就当了工人，后来通过考试进入大学，又通过考试出国留学。“我们对她的学习几乎没有任何帮助，主要都是靠她自己。”周光召说起女儿成长，总是流露出愧疚。

学者，“战略家”

1979年底，周光召调到中科院理论物理所。在这前后几年，周光召曾短暂回归他心心念念的学术领域。

一天，周光召找到苏肇冰，要把理论物理所的两位科学家郝柏林和于渌请来一起做闭路格林函数，郝柏林和于渌后来均被评为中科院院士。周光召和苏肇冰有深厚的量子场论功底，郝柏林和于渌在平衡态相变和临界现象方面有研究经验，周光召决策把闭路格林函数首先用于动态临界现象的分析，开启了不少后继工作的研究方向。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中科院外籍院士李政道曾总结他们的工作：周光召与合作者一起系统地发展了非平衡态统计的闭路格林函数，并尝试把所发展的方法应用到激光、等离子体、临界力学、随机淬火系统等方面。

有关合作研究长达八年。中科院理论物理所学术委员会几度准备推荐这项研究到院里评奖，遭到周光召反对：“我担着院、所领导，叫人家怎么评？”这组工作一直拖到周光召卸去科学院院长职务之后，1999年获得了中科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和2000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次年，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为“周、苏、郝、于”四人1985年发表在国际综述杂志上的长篇文章颁发了“1981~1998年度经典引文奖”。

1980年，刚入选中科院院士的周光召应邀去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和加州大学任客座教授。完成在美国一年的访问计划后，周光召又受邀赴欧洲核子研究中心访问，担任研究员。

正在欧洲访学的周光召突然被召回国。“与1960年代主动要求回国不同，这次多少有些不情愿。”曹效业分析。据当时中科院院士钱三强的秘书葛能全回忆，钱三强在办公室与周光召就此事谈了很长时间，周光召出来时眼圈有些红。

“那时中科院已经危在旦夕，需要周光召，也只有他能主持中科院的改革。”郭传杰认为，周光召的回归离不开彭桓武的推荐，和时任中科院院长卢嘉锡的信任。就这样，周光召再次告别学术研究，回到行政岗位。1984年，周光召担任理论物理所所长，同时任中科院副院长，1987年1月任中科院院长、党组书记。1998年，周光召被选为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周老师的思考方式与众不同，他总是从第一原理出发，自己推导，不轻信权威结论。我不知道他当时是否彻夜未眠来想这个问题。他一直关心理论物理前沿，贡献了很多卓越的学术想法，但他决不在他没有做出实际工作的论文上署名。”周光召的学生、理论物理学家吴岳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周光召在成为国家领导人之后，自觉精力和时间不足以完成具体的研究工作，没有发表过自己署名的学术论文。

1990年代，周光召组织筹建了中国工程院。当时中科院有人反对单独成立工程院。一次晚饭后散步时，周光召与郭传杰谈起这件事，周光召说：“欧美发达国家在成立科学院后也都成立了国家工程院，工程技术的重要性越来越得到社会重视，这是经济发展必然趋势，我们理应支持。”

2003年，国务院决定启动制订“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的战略研究。陈佳洱担任基础研究专题第14专题组的组长，他深感责任重大，于是带着专题研究组的几个成员到周光召家求教。周光召提出的一些战略思考，后来帮助陈佳洱等人理清了基础科学战略研究的思路和研究框架。

2011年11月15日下午，正在参加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顾问组专家会议的周光召，突发脑溢血，被紧急送往北京医院抢救，此后长时间躺在医院病床上。

四个月后，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将首个“终身成就奖”颁给了周光召，以表彰他无可争议的学术成就，高山仰止的科学精神，以及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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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我们认识的光召同志——周光召科学思想科学精神论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