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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18日，诗人郑敏100岁了，她是目前“九叶诗派”唯一健在的诗人。

百岁寿诞当天，女儿童蔚帮助老人录制了一段视频，简单说了点感悟以及对大家的祝福。因为条件限制，视频画面略显凌乱，声音较小，但能看到，满头白发的郑敏精神矍铄，耳聪目明，思维清晰。

女儿童蔚帮助诗人郑敏录制了一段视频(截图)

一百岁了，但我的人生还没走完呢

“百岁无异于让眉毛到太空上散步那么艰难，她已然是清华荷清苑小区的第一位百岁寿星，她或许也是中国第一位百岁女诗人，在这样的一天录制老人家的一段话作为特殊时期的庆生百岁，我想足以欣慰！希望百岁老人带给您幸运的（然而有些深奥而含混）的祝福。画面有些凌乱，也不删节，您看到就是原生态的百岁郑敏。”童蔚写道。

在视频里，郑敏说，自己已经一百岁了，“但是每天都觉得，我还没走完呢！”“我有好些话想跟大家说，但是这些好些话啊，有点像一晃而过。我从这个到那个，从那个又到那个，始终呢，还没觉得达到最高处了。”

一百岁的人生历程，在这位平和而睿智的老诗人那里，就这样被一笔带过。所谓“还没达到最高处”，显然不是指的地位或成就，而更多指向一种人生的不满足，一种人生的渴求。

郑敏 本文部分图片来源：中国诗歌学会

郑敏说，自己总是能够把一个东西搞完之后，立刻就看见另一个东西在那。人生总有新发现，总有新探索，郑敏觉得这是自己的幸运之处。

因此，她也祝福大家“觉得永远走不完想走的路”，“渐渐地在这个世界里看到自己某一种的进步，在这个过程里，有新的感受。”

“我觉得每个人最重要的，就是感觉到这个世界的复杂，但是又是可以理解的。所以他就很带有希望地往前走。但是我必须承认，这里头绝对难说，到底是他直接往前走就比较胜利的呢，还是他耐心地在那研究是不是他（已经）打开点好玩的了（就比较胜利呢）？”

视频最后就以这样一个充满思辨和玄机的发问而结束。郑敏自己的人生态度毫无疑问是要不断向前，她给人祝福和自己的体悟，但并不以此框定每个人的可能性，这是她的智慧，也是曲曲折折百岁人生的淬炼。

西南联大诗人中的三星

郑敏于1920年生于北京，祖籍福建闽侯，本姓王。祖父王又典是福州很有名气的词人，生父曾留学法国和比利时，专攻数学，生母念过私塾，喜欢诗词。郑敏继承了家族中文学的一脉。

一岁半时，郑敏得了脑膜炎，几乎要死了。后来就被过继给生父留法时期的把兄弟郑礼明，改姓郑。郑礼明是一位工程师，后加入同盟会。他以那个时代所可能达到的最开明的思想抚育郑敏，总是鼓励她要以平等自尊的态度和他探讨问题。因此郑敏的童年和少年极少封建色彩，成长为一个重视独立思考的人。

1939年，郑敏考入西南联大哲学系，开始接触闻一多、徐志摩、卞之琳、废名等人的新诗，并且在二年级时被分配到冯至的德文班上，迷上了冯至的诗。下课后，郑敏老是跑去冯至家中“傻坐”，听冯至和夫人，和卞之琳等客人聊天讨论。对她来说，冯家就像图书馆，像智慧的展厅。她不发言，就是吸收。

一年后，一次在德文课后，郑敏将一本抄有自己诗作的纸本递给冯至，请他指教。冯至说：“这里面有诗，可以写下去，但这是一条很寂寞的路。”“我听了以后，久久不能平静。我想就是在那一刻，注定了我和诗歌的不解之缘。”郑敏曾回忆道。

1942年，郑敏在昆明当地的报纸上了发表了第一组作品。次年，她从西南联大毕业，在冯至的推荐下，又在《明日文艺》上发表了九首作品，其中就包括后来改名为《金黄的稻束》的代表作。

“（郑敏的诗）能叫人看出一个丰盈的生命里所积蓄的智慧，人间极平常的现象，到她的笔下就翻出了明暗，呈露了底蕴。”1948年，陈敬容在《诗创造》上发表了《真诚的声音——略论郑敏、穆旦、杜运燮》，里面这样评价郑敏的诗歌。袁可嘉则在《诗的新生代》一文中说：“她诗中的力不是通常意义上重量级拳击手所代表的力，却来自沉潜，明澈的流水般的柔和，使人心折。”自此，郑敏和穆旦、杜运燮一起被誉为“西南联大诗人中的三星”。

1948年冬，郑敏前往美国布朗大学攻读英国文学硕士学位。期间，她的第一本诗集《诗集1942－1947》，由巴金亲自编辑出版。这本汇集了郑敏是早期诗歌的作品集，注重场景和气氛的渲染，韵律感强，加之哲学思考的引入，使得整部作品集具有相当的现代性和穿透力。可以说，郑敏诗歌的艺术起点很高，然而随着回国后的一系列历史变动，她不得不中断了自己的创作。

“郑敏先生代表着当代诗歌中理性的建设性的声音”

1956年，郑敏回国，先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英国文学，1960年调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授。

她一踏上祖国的土地，接踵而来的是一阵紧似一阵历史狂风和时代暴雨。郑敏先是站在局外，冷静地、真诚地看待这一切。随后有不可避免地置身其中，经受考验，虽几经摧折，总还算平平安安地过来了。

直到改革开放后，郑敏才又重拾了诗歌。1979年的某天，曹辛之邀请包括郑敏在内八位40年代诗友到家中会面，商讨出版诗歌合集。这次会面让郑敏十分激动，在汽车里写下《诗啊，我又找到了你！》。

诗歌合集最后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在1981年出版为《九叶集——四十年代九人诗选》，包括曹辛之、辛笛、陈敬容、郑敏、唐祈、唐湜、杜运燮、穆旦和袁可嘉，“九叶诗人”“九叶诗派”也是由此而来。

不过，郑敏后来曾多次表示，自己并不认同“九叶诗派”是一个文学流派的提法。在她的理解里，这只是几个知识分子正好凑到一块，大家有共同的文学背景，对现代派诗歌有共同的感觉，没有抽象系统的理念和理论，彼此私下也很少联系。

但是文学史有时候并一定与作家个人的初衷或想法重合，“九叶诗派”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以诗歌流派形式出来的诗群，其内涵和边界恐怕早就超出了当年那次会面。

这一点郑敏也不得不承认：“九叶派”总结了二战后中国新诗的氛围，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精神特征，那种“希望和忧虑交织，痛苦和兴奋并存，人类又逃过一劫，但明天应当是什么样的呢？”的迷茫。从风格上讲，“九叶派”的诗歌语言已走出早期的口语大白话，开始用文学语言承载他们复杂的现代思想感情。而且“九叶派”把中国和世界搅到一块儿了，它把西方文化思潮带入中国，把艾略特、奥登及德国的里尔克的诗，把后现代气氛引入中国。使得中国新诗走出早期所停留的雪莱般浪漫阶段，在生活上、概念上打破了旧的文雅。中国新诗放弃掉闺秀感情，“九叶”是第一个波澜。

比如，1980年2月，一些当时写着“朦胧诗”的青年诗人拜访郑敏。这批年轻人读到了“九叶诗派”的诗歌时大吃一惊，说：“我们想做的事，40年代的诗人已经做了。”

自80年代以来，郑敏先后出版了诗集《寻觅集》《心象》《早晨，我在雨里采花》《郑敏》《郑敏诗集：1979-1999》，且每年都会在《人民文学》或《诗刊》上推出新作。

中国诗歌学会 图

据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吴思敬观察，从踏上诗坛的那天起，郑敏就显示了与同代诗人的不同，她的诗歌充满哲学的沉思和人文的气质。她先是深受冯至影响，又从冯至那延伸到玄学派诗人约翰·多恩、华兹华斯和里尔克，在新时期她又得以接触德里达等当代西方思潮，对汉语诗歌和中国传统文化有了全新的认识。

这大概就是她在开头视频中说的，“自己总是能够把一个东西搞完之后，立刻就看见另一个东西在那。”这使得她后期的诗歌很好地在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找到了平衡点，融哲思于形象，智性和感性兼得，平易中富有内涵。比如晚年所写的《诗人与死》和《最后的诞生》，正是这种诗歌理念下的佳作。

郑敏在不断探索个人诗歌写作的同时，也一直在思考中国新诗问题和未来，充满忧虑。她对新文化运动中过于否定传统，否定文言，视为中国新诗发展先天不足的症结所在：新诗的语言深受“我手写我口”的观念影响，以致新诗的辞藻缺乏汉语文学语言所特有的形象美与深厚的境界内涵。

回溯传统，并不等于复古、守旧。郑敏在强调新诗应该从古典中汲取养分的同时，也认为新诗不能脱离世界潮流，“我们既要了解自己的传统，也要了解西方的传统。”

对于中国新诗的未来，郑敏认为，新诗迫切需要寻找到具有自己汉语语言特性的当代诗歌艺术，建立自己的新诗诗学，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与世界的当代诗并驾齐驱。而对于九十年代以来，当代诗出现的反崇高、反审美、反共性、反文化、反意义、反主题等等倾向，希望以此达到“先锋”，郑敏并不认同，“诗歌需要诗人对生命真诚地揭示。真诚是诗人的第一美德，而任何油滑的玩闹都是对诗的亵渎。”

这些思考，在《诗刊》社主编李少君看来，是对百年新诗的“当头棒喝，让人清醒”。

“郑敏先生早年是新诗的积极的探索者，开放性地吸纳各种资源，她曾对百年新诗当头棒喝，让人清醒，也让人重新认识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郑敏先生代表着当代诗歌中理性的建设性的声音，现在看来，这样的力量是最具持续性，也最有生命力的。”李少君对澎湃新闻这样评价道。

如今，九叶诗派唯余郑敏，她也从一片新叶跨越世纪，成为中国诗坛的常青树，祝她身体健康，继续给中国诗坛以庇护，以校正，以力量。

（本文参考了深圳特区报陆云红、北京日报周南焱、文艺报章燕等人报道，以及吴思敬《中国当代诗人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