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联络

    一、国立西南联大的成立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平津相继沦陷。北大、清华、南开三所著名大学联合起来，迁到湖南长沙，成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2月，武汉危急，长沙也遭到敌机狂轰滥炸，临时大学被迫停课。经济学系秦瓒教授的父亲曾任云南昆明知府，知府衙门就在青云街路北。秦瓒教授幼年曾在昆明生活，深知昆明山清水秀、气候温和、物产丰富、民风纯朴，建议临时大学迁往昆明。校领导们采纳了秦瓒教授的建议，决定迁往云南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

    师生们于1938年3月离开长沙，分几路前往昆明。有的长途跋涉，穿过贵州步行到达昆明。有的乘汽车经桂林，换火车到越南同登，再换滇越铁路火车前往昆明。也有一部分师生经香港乘海轮经越南海防，乘滇越铁路火车到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于1938年春在昆明成立。    

    在昆明，经过在云南省工作的北大清华南开校友以及当地人士的多方协助，借到了几所中学、中专学校和会馆作为西南联大的校舍。可是，房屋仍然不够使用，不得已只好先将理、工、师范三个学院设在昆明，将文、法商两个学院暂时设在滇南的蒙自城外的海关旧址，成立西南联合大学蒙自分校。1938年9月，昆明北郊新建的简易新校舍落成。在这所新校舍中，只有图书馆和大饭厅是瓦屋，教室和办公室都是土墙和马口铁皮屋顶。学生宿舍是土墙和稻草屋顶。上课时如遇下雨，雨声叮哨，干扰上课。后来，内地马口铁皮的价格飞涨，学校将马口铁皮屋顶拆下卖钱，将教室和办公室也都改成和学生宿舍一样的稻草屋顶。现在，云南师范大学的校园内还保存有当年西南联大教室的复制品，供人参观。新校舍虽然简陋，但是总算有了一处比较集中的校舍，文学院和法商学院就迁到这所新校舍的北区，理学院则在南区。

    在昆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里，敌机轰炸频繁，恶性通货膨胀严重，物质生活条件很差，可是西南联大在广大老师和同学的共同努力下，教学水平和科研水平有升无降，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师生们的爱国民主热情，又给西南联大赢得了“民主堡垒”的光荣称号。西南联大在我国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美国学者易社强先生，是哈佛大学博士、维吉尼亚大学教授，就选择了西南联大校史作为他的研究课题。

    二、才盛巷北京大学办事处

    云南省主席龙云先生对北京大学是有非常深厚的感情的。他对西南联大在昆明的建校给了很多帮助。他十分慷慨地将他位于昆明市中心威远街公馆内北部住宅区的东院借给北京大学使用，这就是才盛巷二号的北京大学办事处。才盛巷原名财盛巷，教授们到来以后，人才济济，才改名为才盛巷。北京大学办事处有南北两个院落，南院主要是办公室，北院主要是教授宿舍。北大的一部分教授到昆明后就住在那里。

    北院落的北部有一排二层的砖木结构楼房，楼上东起第一间，有二个面临才盛巷的窗户，住着法学院院长、经济系周炳琳教授。他刚辞去教育部常务次长后，就到西南联大任教，东起第二间，也就是这个院落正中的一间，住着北京大学物理系朱物华教授，他是清华大学中文系朱自清教授之弟，那时还很年轻，解放后他曾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他的住房在楼上三间正房的正中，为了便于左右两边房间的教授进出，所以房间缩进一块，比别的房间要小一些。朱物华教授经常坐在室外朝南的楼廊上看书。东起第三间，住的是北京大学经济系赵乃抟教授。

    这排房子隔一过道再往西，有三间房是由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先生居住。龙云先生自己的两间卧室，也就在这一排二层楼房的最西头，它同北大教授们的宿舍是同一排楼房，虽然中间有砖墙相隔，但作为一位当政的云南省政府主席，居然肯将自己睡房旁边的房子让给教授居住，这种情谊，实在值得称道，历史应当将它记载下来。

    龙云先生公馆的大门朝南，在威远街。北大办事处的大门朝东，在才盛巷，门内传达室有一位云南老人担任传达。办事处东北角的楼下，停着一辆深兰色的福特牌小轿车，是龙云先生送给北大蒋梦麟校长的。因此，在才盛巷北端，又开有一个后门，供汽车出入。

    教授们住宿的后院之外，还有一个前院，前院设有办公室，住有北京大学办事处秘书章廷谦副教授等人。章先生号川岛，现代文学家，是鲁迅先生的外甥。院中间有一个大客厅，是北京大学教授们聚会的场所。有时西南联大的青年教师举行婚礼也在那里。我在那里参加过联大师院数学教师蔡福林先生和师院英语教师周月英女士的结婚典礼。那天高朋满座，记得有汪懋祖教授，他是西南联大教育系教授，在云南创办大理师范专科学校。还有陈雪屏教授，他也是联大教育系教授，曾任南京政府青年部长，现在台湾任资政。

   在昆明，陈雪屏教授单身一人住在大西门外昆华工校一幢大教室楼三层走廊的顶头上走廊顶头的窗下放有他的书桌。另一端用书架将走廊隔断，这就是陈雪屏教授在昆明居住多年的单身宿舍。经济系赵乃抟教授1944年还曾借住于北门附近的“螺翠山庄”内叫“寄庐”的一座亭榭中。

    三、岗头村北京大学教授临时宿舍

    在抗战时期的昆明，由于敌机的频繁空袭，西南联大的教授们曾一度从城内移居到郊外。那时，北京大学在昆明北郊岗头村新建了北大教授临时宿舍。那是一处基本上由茅草屋顶和土墙构成的中式院落。木条窗子上没有玻璃，糊着白纸，有的连白纸都没有，而是糊着出国留学生的试卷来阻挡风沙。在这处临时宿舍里，周炳琳、赵乃抟、杨振声（北大中文系教授，五四时期著名文学家）、吴大猷（北大物理系教授，后来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饶毓泰（北大物理系教授、理学院院长、我国物理学界的一代宗师）、孙云铸（北大地质系教授、系主任、地层古生物学家，解放后任地质科学院副院长）、戴修瓒（北大法律系教授，曾任京师检察厅检察长、最高法院首席检察官）、张景钺（北大生物系教授、系主任）和崔芝兰（北大生物系教授）夫妇、雷海宗（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西南联大历史系主任）等教授及章廷谦副教授，各位一间茅草房。蒋梦麟校长则住在正北的三间瓦房中。

    岗头村位于昆明北郊约十华里处。北大教授们临时宿舍的北边是山坡、古寺和树林，西边有小溪流过，教授们就在那里汲水和洗菜、洗碗。他们步行到昆明来上课，大约要走一个小时，偶然也搭乘顺路的私人马车。直到抗日战争后期，我们掌握了昆明的制空权以后，他们才迁回昆明城内才盛巷北大办事处等地居住。

    当时，北京大学物理研究所的一个实验室也设在岗头村，在吴大猷教授的指导下，杨振宁和李政道等后来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金获得者也常来作物理实验。他们在实验室工作之余，有时还到北大临时宿舍的茅屋里替吴大猷教授生火做饭，和教授们一起过着清苦的生活。不过，他们的生火技术并不高明，有时弄得满屋都是烟雾。

    北大物理系吴大猷教授在台湾写的（回忆）中，对岗头村北大临时宿舍的情况有过生动的描述，他写道：

    “一九四0年秋天，日本空袭开始频繁了。起初，我们根本不理。后来，只走几步到北门街清华航空研究所的防空洞去躲一下。有一天，大家心血来潮，走出北门，沿着公路，向大约离城郊区五六公里的岗头村奔去。那时，北京大学就在岗头村盖了一所很简单的平房，供蒋梦麟先生疏散之用。在几级阶石下的另一个院子里，盖了两排泥墙、草顶、泥地、纸窗的房子，共七间，每间约十二尺深，十尺宽。另有一间大厅附一间小房，这是在紧急时供诸同仁疏散之用。这回我们跑到岗头村来，实在出乎意料之外，因为冠世（吴大猷教授夫人——引用者）从来未走过这么多的路，来是来了，可是回却回不去了。大家都说既来之，则安之，就临时住在泥屋里算了。那天，一齐到岗头村来的还有傅孟真先生（即傅斯年教授，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体胖，患有高血压病。——引用者）。他跑一段便坐在大树下休息一会儿，这样歇歇走走，也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那七间小房的分配，是以先入为主为原则的。饶老师（饶毓泰教授 ）、周炳琳夫妇、杨振声（今甫）先生各住了一间；我夫妇及陈嫂加上她孩子统睡在一间里；章廷谦夫妇和三个孩子一间；戴修瓒夫妇和一个女孩住一间；剩下的一间，由孙云铸太太（带一个孩子）、刘云浦太太（刘是北大化学系教授——引用者）（带一个孩子）四人合住；孙、刘两位先生只好在那间公用大厅里搭行军床，睡‘统舱’了。赵乃抟则只得屈居在大厅旁边那间小窒里。“统舱”除住单身汉外，还有一大用场，即是作为打牌的战场，那时巳有了基本队伍，即孙、刘、戴、章、饶五将，不愁三缺一了。这时咖啡尚买得到，晚餐后，周、杨二位时常来我家聊聊天，喝杯咖啡。虽一间小小斗室，却兼有卧室、书房、饭厅等多种用途。”

   “在小小几方丈内，挤了九姓。此外，还有疏散来做短期居住的张景钺太太和孩子、雷海宗太太和她的女儿，他们挤在像门房似的更小的一间屋子里。”

    四、西仓坡西南联大教授宿舍

    1944年冬，敌机空袭减少以后，西南联大在昆明市内西北角离西南联大新校舍不远的西仓拔蛊了十几个单元房屋，用作教授宿舍。在这个教授宿舍里，每个单元有两个房间，附带有一小间厨房和佣人住房。瓦顶、砖墙、灰地，比起岗头村的草房要高级多了。不过由于教授人多，房屋单元较少，不能满足全部联大教授的需要，只好采取抽签的办法来决定给谁住。抽中了签住到那里的有吴大猷教授等。住人这个宿舍的还有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吴晗教授等。清华大学中文系闻一多教授，原来因在西郊昆华中学兼课而住在那里，后来也搬到这里来住，1946年7月15日他英勇壮烈地牺牲在西仓坡宿舍门外不远处。现在，在原址附近建有纪念碑。

    吴大猷教授和吴啥教授的夫人都患有沉重的肺病，经常卧病在床。这两位教授经常在上午提着菜篮子到附近的府甬道菜市场给全家买菜。吴大猷教授除了菜篮予以外还带着一杆秤，到教室上课时，将它们放在黑板下面，等下丁课再带到菜市场买菜用。我在府甬道菜市场上碰见过吴啥教授，他在菜市场上转了一圈又一圈，问问价钱，菜篮子往往是空空如也，他对我叹息地说：菜贵得很啊！贵得很啊！

    在西仓坡联大教授宿舍里，还住有下列联大教授：历史系噶邦福教授，沙俄贵族，十月革命后流亡到中国，长期在清华大学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后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后去澳大利亚任教和定居。社会学系潘光旦教授，曾任西南联大教务主任、社会学系主任，清华大学教务长、社会学系主任、图书馆主任，院系调整后任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学系陈达教授，曾兼社会学系主任、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所长、中央研究院院士。哲学系冯友兰教授，曾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士，院系调整后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西语系德文组杨业治教授，院系调整后任北京大学德语教授至今，曾参加（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工作。化学系杨石先教授，曾任西南联大教务主任，解放后曾任南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五、北门街清华单身教师宿舍

清华大学的教授们到昆明时，联大校舍十分紧张，教授们基本上是自行租赁民房，分散居住。1939-1942年间日寇空袭，又使不少民房遭到炸毁。

    昆明北门街东边、唐家花园的西部，有一座原云南都督唐继尧为庆祝他的某次大寿所建的戏楼。清华大学在1942年计划开办航空研究所，租用了唐家花园内的旧戏楼，后因设备不齐而未办成，就将它经过整修，作为单身教师的宿舍。戏台前的池座是一个大厅，围绕大厅的左右、后楼上下共有大约二十几个大小包厢和其他房屋可供居住。

    经济系陈岱孙教授（联大经济系主任、清华大学法学院长。院系调整后任中央财经学院第一副院长：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系主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生物系李继侗教授（联大生物系主任、大学一年级主任，院系调整后任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内蒙古大学副校长）。中文系朱自清教授（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五四时期著名文学家，1948年他宁愿饿死不买美国救济面粉）。西语系陈福田教授（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任，檀香山华桥）。哲学系金岳霖教授（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院系调整后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主任）。他们各住在楼上正对戏台的一间大包厢内。生物系沈同副教授（后来任清华大学生物系教授、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住在楼下一个小包厢内。    ．

    他们自己组织一个膳团，‘聘请厨师做饭，他们还推举李继侗教授为这个膳团的总干事。陈岱孙教授同我讲起过那个膳团的情况：“这时候，在西南各省所谓大后方，通货膨胀正开始如脱缰之马，物价不继地猛涨。我们的工资除了勉

强够付饭费之外，更无甚余钱。每个月初，在领到薪水的当日，我们把几乎每个人全部的月薪交给这位总干事，他也就立即同厨师一起上街把本月该用的柴米油盐和其他厨房用品购买齐全，还得余下一部分钱为每日买荤素菜肴之用。但物价仍不断地上涨，到了月底，每天买菜的钱也就少得可怜了。”这种情况迫使他们设法组织起来在自己住处的后园种菜。他们所住的戏楼原址是唐家花园东北角的一个花园，修建戏楼后周围还有二亩多地的花园地，已经荒芜了。他们推荐生物系李继侗教授作为种菜的领导人，又推荐生物系沈同副教授作为他的助理。陈岱

孙教授和其他教授就担任锄地和收获等项任务。每天中午和傍晚下班回家，都要到菜园巡视和参加选种、间苗、除草、浇水和收获等等劳动。

    陈福田教授的家在美国檀香山，教授们请他写信给在檀香山的家人，千里迢迢寄来各种菜籽。它们在四季皆春的昆明生长得很好。这个菜园对于解决这个教授膳团的吃菜问题，起了很好的作用，使他们改善了生活。

    北门街离西南联大文理法学院所在的新校舍只要十余分钟步行，我经常看到陈岱孙、朱自清、李继侗等教师步行到学校来授课。唐家花园离昆明北门很近，在日本飞机空袭时，向北部山坡跑警报也比较方便。

    六、清华教授在昆明的其他住处

    在昆明市内翠湖东边的学士巷一号，有一幢中式楼房，抗战时期在那里住着有潘光旦教授、联大教育系沈履教授（联大秘书长及清华秘书长，院系调整后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航空系庄前鼎教授（联大航空系主任兼航空研究所所长）等教授。

    后来，在敌机轰炸频繁期间，清华大学在西山山脉玉案山脚下梨烟村（又名龙院村）一位当过校长的士绅惠老师的大院前院，租了一些房屋给教授们居住。迁到这里的有德语教授杨业治、物理系和电机系教授任之恭（联大电机系主任，

1945年赴美任哈佛大学电子学研究讲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实验室高级物理学家及应用物理实验中心副主任）、算学系教授赵访熊（解放后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物理系教授余瑞璜（院系调整后任吉林大学物理系教授、系主任、

中科院学部委员）等教授。

    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也曾在那里居住，不久以后，他迁往西仓坡清华大学办事处居住。

    在昆明西郊大普吉镇一带，还设有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无线电研究所、金属研究所和农业研究所等。单身教职员住在所内，带家眷的则在附近陈家营租民房居住，闻一多教授一家曾在那里住。住在大普吉的还有：农业研究所汤佩松教

授，他又在联大生物系兼课，复员后任清华大学农业院院长、农业化学系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解放后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科院植物研究所所长。生物系教授殷宏章，他也是清华农业研究所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解放后任中科院学部委员、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所长。戴芳澜教授，他是清华农研所教授，并在联大生物系兼课，复员后任清华农学院植物病理学系教授、系主任，解放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45年夏，抗战胜利了，但因交通困难，西南联大在昆明继续上课一学年，直到1946年5月才宣告结束。北大、清华迂回北平，南开大学迁回天津。西南联大师生们十分感谢云南父老在抗战时期对西南联大的大力支援。

2000年8月9日写于北京大学朗润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