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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张世英先生的西南联大毕业照

1946年夏季，父亲从西南联大毕业后，就跟随冯文潜教授前往南开大学哲学系任教五年，所以他对南开大学有着深深的怀念，我曾三次陪他回到南开大学。第一次是2006年8月女儿张必菲考入天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父亲对我说：“我和你一起送媛媛去天津大学，我想顺路去南开大学转一转。”第二次是2010年7月女儿毕业，要接她回北京，父亲又和我一起去了天津。两次去天津大学后，父亲都要去天大隔壁的南开大学转一圈，故地重游。到了南开，父亲常常会讲他在南开任教的往事，滔滔不绝，兴趣盎然。

父亲张世英先生的西南联大毕业证书

2010年7月作者张晓岚和女儿张必菲陪父亲回南开大学在思源堂留影

2019年10月5日早上，我刚进父亲家门，父亲就说：“咱们今天开车去天津吧？将近10年没去南开大学了，我想再去看看。”我当然同意，父子两人遂即下楼，开车前往天津。当时，父亲已经过了98周岁，身体还不错，能去南开转转自然是好事，这是我第三次陪他回南开大学了。

从1946年8月到1951年夏季，父亲在南开大学哲学系执教五年，母亲彭兰从1947年初到1949年夏季也在南开大学中文系任教近三年。在“永不消逝的一件红毛衣”一文中，父亲对这一阶段经历有如下描述：“从大约1944年我从‘红毛衣’（这里“红毛衣”是指我母亲彭兰）那里第一次听说有一个‘明朗的天’起，到1949年‘明朗的天’展现于天津之后的头两三年，大约有七八年的时间，就我个人的人生经历而言，那真是一个美好的期盼和初见旭日的岁月，算得是我与‘红毛衣’共舞的年代。”正是这“与‘红毛衣’共舞的年代”，让高龄的父亲对南开大学念念不忘，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南开，一次又一次地讲述那些南开往事。

1949年1月，父母是在南开迎接天津解放的。在此之前的一年，父亲加入了党的地下外围组织民青，父母开始为地下党做工作。记得小时候，母亲讲过在南开大学的一段往事：“天津解放前，有时地下党在我家开会，他们围坐在麻将桌边商量事情，我在院门边打毛衣，有人来时，我就大声打招呼，他们立刻开始打麻将。”那应该是父亲在“红毛衣”一文中说的心怀“美好期盼”的时期。

天津解放后，父亲担任天津讲师助教联合会主席，1949年天津解放初期，刘少奇同志在天津召开座谈会，父亲是参加座谈者之一。后来组织上又安排父亲担任天津职业师范学院院长，他认为他的性格只适合当老师，不适合做行政工作，没有接受这个职务。父亲的理想是做学问中人，所以当了一辈子老师，对于能够当官的机会都放弃了。

那天到达南开大学后，从大门进入学校就是那条熟悉的林荫大道。路右边有几个方方正正的池塘，父亲指着那几个池塘说道：“当年那是土水塘，你大叔叔在那水塘里摸鱼，一条一条往岸上扔，我和你妈在岸上捡，有时吃不完，晒成咸鱼，可以吃好长时间呢。”父亲沉浸在他的回忆中。

路左边是1925年建成的思源堂，那是南开大学的标志性建筑。思源堂后边是东村教师宿舍。所谓东村不过是三四排平房，已经很陈旧了。父亲来来回回地转着，最后站在了一个小院门外说：“这个小院好像是我们的故居，你妈那张穿旗袍的照片就是在这里照的，在这里给我照张像吧。”我看着那个半人高的围墙，大约10多平方米的小院，想起了小时候妈妈讲的故事，想象着她坐在院门处为地下党开会放哨的情景。不知为什么，小时候妈妈讲这故事时，我脑海中总浮现出妈妈坐在北京那种四合院门口，没想到这个小院这么小。在故居前照相后，父亲接着说：“这房子这么陈旧了，当年感觉是洋房，很多教授住在这里，我隔壁那个院子是南开的教务长住，那教务长是经济学家，叫什么名字？这么熟悉的名字，想不起来了。”爸爸一直记忆力不错，年过九十，演讲时，常常还是拿一张写了提纲的纸，就开讲一小时。但是近两年常常出现这种忘事的情况。我提醒他：“是陈序经先生吧？”他笑了：“是的，是的，我这脑子不行了。”

我们在东村、思源堂、校门外留影后，我感到父亲心情不错，已经满意了。他每次回南开，似乎就是想再看看这几个他熟悉的地方。是啊，这是他年轻时与“红毛衣”共同工作、生活过的地方，当然不能忘怀。

2019年10月，年近99周岁，再回南开，成为父亲留在南开大学最后的身影。

下面两张父母在南开大学东村宿舍前的照片，相隔整整70年。

1949年5月14日母亲彭兰先生于南开大学东村故居前

2019年10月5日父亲张世英先生于南开大学东村故居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