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联络

在我的西南联大文学研究历程中，王景山先生是关心较长、支持有力的老校友之一。他不仅是西南联大后期文学的参与创造者，而且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家，他不仅为我提供西南联大后期文学的一些情况，还能把西南联大文学放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做估量，提供有关研究的思想和方法。与他同样身份的老校友，还有吴宏聪先生。但吴先生年事较高，身体欠佳，我与他的交往不像与王先生那样长久。

我了解王先生近期的身体情况，以年入百岁而仙逝，应是喜寿。他女儿告诉我父亲走了，我安慰她不必悲伤。但怎能不悲伤呢，他为我点亮研究西南联大文学的心灯啊——

会议相识

“只要提到鲁迅的一句话，我就能说出在《全集》的哪一页”

我和王先生初见于1999年。那年他在夫人的陪同下到昆明出席中国鲁迅研究会年会。而我，受张恩和老师之命参与筹办该会。我看他们年纪较大，报到后帮他俩提行李送到二百米外的二楼宿舍，自此认识。会议曾组织与会代表游西山，王先生大概是想找寻当年的感觉，坚持徒步登龙门。全车人数他年纪大，我一直跟随他左右。七十六岁的人，腿脚还那样有劲，路上也不休息，我对这位山东大汉的体能实在佩服。第二天，又去参观西南联大旧址。这次会上，我们相互间建立了良好的印象。

家中昙花开放时，王景山夫妇合影

2003年，云南师大举办西南联大研究学术会。我作为西南联大研究所研究员，提议邀请几位专家，其中包括王景山先生。到会的老校友不多，我和他有较多的接触时间。自此，我们两家成为忘年交。王先生夫妇来去，我是迎送者。

2004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会在徐州召开，我们又得以见面。我与他谈起鲁迅研究，他告诉我：“以前，只要提到鲁迅的一句话，我就能说出在《全集》的哪一页。”我惊叹不已！他接着说：“后来，能说出在哪篇作品里。”我也很钦佩！他又说：“现在，只能说出这句话在哪本集子里了。”这也超出一般人的功夫了，毕竟是八十一岁的老人！难怪鲁迅研究者都敬佩他。去年，陈漱渝还发文表达他“非常之佩服”的心情呢。

2005年，云南省委宣传部举行大型会议纪念“一二·一”运动六十周年，会议由云南师大承办，云南师大邀请几位参加过“一二·一”运动的老校友参会，王先生亦在被邀之列。纪念会当晚我们去莲花宾馆看他们二老，他们很高兴，王先生还沉浸在当年的斗争之中，但能宽厚涵容，与他交谈融洽。由于他们第二天要去丽江，没有久谈。

2006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九届年会在大连召开，王先生偕夫人出席。会议期间，我和他相谈甚欢，记得谈到一些联大校友的事情，他都给予“同情的理解”。他送我一本出版不久的杂文《多管闲事集》，题签：“光荣兄哂正。”是的，称我“兄”——老一代人的客气称呼。这是我和王先生共同出席的最后一次会议。

通过以上会议交流，我了解到王先生1943年在贵阳国立十四中高中毕业，该校前身是中央大学试验学校。按说，报考中央大学“名正言顺”，但他却下定决心“就是要上联大”，且如愿以偿考取西南联大外文系。入学不久，即与同学赵少伟等组成新苗社，出版《新苗》壁报。文艺社成立后，新苗社集体加入，任出版干事，与王辑、赵少伟负责壁报出版，继编《文艺新报》。1945年“一一·二五”晚会遭云南军政当局镇压，《文艺新报》出版“号外”抗议。“一二·一”惨案发生，《文艺新报》编辑部变成战斗堡垒，组织发表揭露批判文章，与敌人针锋相对地斗争，他也写了多篇报道和杂文刊登于该报。昆明市学联成立罢课委员会，遂以《文艺新报》编辑部为班底编辑出版《罢委会通讯》，直到“一二·一”运动取得胜利，《罢委会通讯》停刊，《文艺新报》恢复文艺性质，他仍然在编辑部工作。

西南联大后期的六大文艺社团，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王先生同样参加过其他社团的活动，新诗社的大型朗诵会有他的身影，剧艺社的演出有他的付出。他还参与了《茶馆小调》的传唱，与同学们一起，将其扩散开去，使之成为大后方的“流行歌曲”。文艺社的导师李广田和杨振声编辑《世界文艺季刊》，文艺社社员在上面发表作品和评论。要之，他是西南联大后期文艺的创造者、骨干分子和见证人之一。

书信解疑

他给我的鼓励、启发及提供的一些情况，是特有的，别人不能代替

我研究西南联大及其文学，是在知之甚少的情况下开始的。正如一个荒原上的夜行者，只知目标，不知路径，若无人指引，不知要摸索多久。遇上王先生，是我的福分。当我腾出手来研究西南联大，便给他写信。今存最早的信写于2003年5月4日。我在信中向他请教如何入手西南联大文学研究，他给我开列了十八条建议，前五条如下：

一、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文艺传统：民主、科学、爱国、开放；

二、三校许多教授是学者也是作家，不少学生在校期间已是文学新秀；

三、合三校而成的联大，继承了三校传统，又面临抗日战争大后方的新形势；

四、抗战新形势下为人生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的差异与接近；

五、包括古今中外文艺理论、创作的介绍和传播……

今天看来这些建议不算新鲜，但在2003年，可谓空谷足音。我虽然没有按他的题目去做，但这些题目对我是有启示作用的。

在一封信中，我诉苦道：“文学社团是民间群众组织，档案不载，《笳吹弦诵在春城》等书所载回忆文章不仅少，而且有些问题没有说清，不说社团成立和结束时间等具体问题，连文学主张和刊载的一些作品的内容都弄不清，研究起来困惑颇多。”他却不厌其烦，仍然耐心地回答我的问题。我曾问过他：“《文艺》壁报托一位留在昆明的人保管，此人是谁？”“您的《庄严的殡仪》为重庆何报转载？现在找得到否？”他的答复是：“我自己记不清了。文艺社同仁赵少伟生前曾设法寻找此人，无结果。”“在当年重庆《民主报》转载。我无此报。不知何处能找到。”这样的问题，如果不是知情者，绝对无从回答；几十年前的事情，回答也难得完满。

在另一封信中，他回答了我的五个问题，前三个是：

一、关于《文艺》和《耕耘》两壁报论争情况，因我不是当事人，而且事隔数十年，实在记不清了。记得联大《校史》和其他一些文集中收有张源潜回忆文艺社的文字，或可参阅。

二、在《文艺》和《耕耘》两壁报的论争中，《文艺》是主张“为人生”的，同时当然也是主张“贴近现实”、偏重“现实主义”的。壁报上发表的文章无从寻找了，但《文艺新报》和《世界文艺季刊》(杨振声、李广田合编)上有些文艺社社员的诗歌、小说、评论，从中大概是可以看出他们的倾向性的。

三、一九四六年夏联大复员平津，我留在昆明教了一年书，一九四七年暑假才回北京，在北大读大学的最后一年。我不记得除夕社有什么活动，也许已经没有除夕社了吧。清华有文艺社，郭良夫可能提供一些情况。北大文艺社当时负责人徐承晏（罗良）、朱谷怀、赵少伟，都已去世。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写过一篇《北大文艺社忆旧》，好像发表在当年的《北京大学校友通讯》上，一时找不到了，非常抱歉。

指导不一定是解决问题，提出思路，阐述情况，告诉参考资料，提供知情人等也是指导。王先生虽然不能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但他帮我想了办法，指给我路子，启发我的思考。我对社团的论述并没有依照王先生的思想观点，他也没有直接给出结论或者提供足以支撑社团历史和评价的思想观点，但他给我的鼓励、启发及提供的一些情况，是特有的，别人不能代替。我所谓的“点亮心灯”，指的就是这个。

与王景山夫妇在赵家楼进餐时合影

兼容并包

当时我们并不欣赏沈从文，可是刊名却是请他写的

2004年秋，我去看望王先生二老。他家住七楼，没有电梯，这才明白他上西山为什么那么利索。由于我和他曾多次相见，交谈比较随便，谈的问题涉及面广，下面选述几个：

第一，文艺社的壁报上为何刊登耕耘社的作品。耕耘社的文艺思想倾向唯美，文艺社不赞成，发起了一场现实主义与唯美主义的论战，双方各持己见，互不相让。后来文艺社出倍大号壁报，却发表了耕耘社社员的唯美诗。是壁报缺乏稿件，还是文艺社放弃了现实主义，抑或两社走向了联合？

他说：都不是。首先，两社进行的是思想论争，这不影响个人的关系，社员之间照样是朋友。即使壁报的思想不一致，但不是“洪洞县里无好人”，大家可以相互来往，共同交流。鲁迅的文章也发在论敌的刊物上。再如当时我们并不欣赏沈从文先生，和沈先生并不接近，可是刊名“文艺新报”是沈先生写的，《文艺新报》曾用一版刊登沈先生的文章。至于唯美的诗歌出现在文艺社的壁报上，只能从包容性上理解。北大的兼容并包传统在联大发扬光大，刊物并没有多少排他性。我们反对唯美，但有人觉得唯美的诗很好；那首诗很好，照样可以登。

王先生的话不仅使我认识了文艺社和耕耘社的论争与合作，而且帮我打开观察西南联大的一个视角。1944年西南联大为便于对外联系，成立壁报联合会，最初选出的代表是“生活”“文艺”“耕耘”三家。联大后期，各个社团相互合作，共同组织大型活动。由此扩展开去，可以理解西南联大的思想政治各个方面，而不局限于某个思想派别。

第二，如何确定社团的文艺思想问题。西南联大的文学社团，大多没有明确的文艺思想，成立时也没有发表宣言、章程等，只是凭兴趣写作，以作品形成一定的风格特色。但文学社团研究必须弄清其宗旨、追求之类，以让读者能明确认识该社团。这事困惑着我。王先生说：可以试着从导师的思想去看社团的倾向。社团一般请与自己追求相近的先生为导师。导师都是文学大家，有一定的文艺主张和风格，通过导师的特色可以看出该社团的倾向和追求。

这无异于给我指出了一条研究路线，我的心豁然开朗。比如，闻一多的人民性，沈从文的艺术性，李广田的现实性，卞之琳的现代性，对照他们所指导的社团，可以看出一些思想痕迹。再研究社员的创作和言论，与导师的艺术思想相对照，大致可以明白该社团的文艺主张与追求。

第三，关于何达和叶华的情况。他俩多才多艺，都是文艺社的成员，更是新诗社、阳光美术社的骨干，当时已有文名。毕业后何达去了香港，叶华去了越南，因此在国内声名寂寂。王先生告诉我：何达原名何孝达，福建人，文艺社元老之一，我参编《文艺新报》，他在上面发表了《灯》《选举》《图书馆》等诗。清华毕业后他去香港定居，活跃于香港文坛，1979年曾出席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我请他去首都师大做过一次讲座，1994年病逝。叶华原名叶传华，南洋华侨，矮个子，脸孔黑黑的，总是笑眯眯的，他在《文艺新报》上发表了《夜太阳》《鼓》《阳光》等诗，后在越南出版了《叶华诗集》，1970年逝世。

由此追索下去，我搞清了他俩在文学社团的基本情况，对评价何达朗诵诗的群众性、“我们”性、艺术性有一个基本的把握，对叶华，我则发现了他的现代意识，用象征、联想、意象、电影手法写诗的特点，认识到文艺社、新诗社的丰富性，也印证了文艺壁报上发表唯美诗歌，各社团的包容共生的现象。

面对一个未经探索的新领域，谁都不可能指出一条明朗的大路，能够给人启发，提供联想，打开思路就是最好的指引。

作者（右）与王景山先生合影

鉴定奖掖

原本担心对那时的创作评价不很高，他会不高兴

就是这次访问，王先生送我三种稀见资料：《文艺新报》《缪弘遗诗》《我们开会》复印件。《文艺新报》是文艺社的社报，既是文艺社唯一的，也是西南联大唯一的一份连续性的报纸。《文艺新报》今存极少。而找不到该报，对文艺社的研究就难以展开。《缪弘遗诗》仅印五百册，世事沧桑，已无几本存世。缪弘战死沙场，文艺社搜集其遗作编辑此书以纪念社友。李广田作序，出版后冯至撰文评介，在同学中影响较大。这本书是缪弘心灵的独白，虽然大多是急就章，笔调稚嫩，但找不到它，对文艺社的评价就会缺一角。《我们开会》是研究何达和新诗社的必读书，何达是新诗社的代表诗人，新诗社的朗诵诗建构由这本书支撑，可见其重要性。这些东西之于我是研究的必备材料，凭借它们，可以通达文艺社和新诗社。

我研究西南联大各个时期文学社团的文章发表后，第一个想到要寄送的就是王先生，但我还是走了北京校友会的程序。他收到校友会寄的三篇拙作读后，写了一篇读后感。“我反复拜读了李光荣先生的三篇研究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文章，深感这不仅是有关史料搜索、整理的可喜成果，同时也是对之进行分析、评论的学术性著作，我非常佩服”，我“可以说是亲历了联大后期文学活动的全过程，对联大前期、中期文学社团的情况也略知一二。现在我却必须承认，我对联大三个时期文学社团之所知，远不如光荣先生所知之详、之细、之准、之深。”

我深知，这是他对一个后学的奖掖，就像西南联大的教授夸赞学生习作那样。不过，这是校友会要求他写的文章“鉴定”，他用正式的稿纸亲笔写了交给校友会，校友会再转寄我的，可见不是虚夸，而是负责任的评语。这给我的鼓励是巨大的！因为它出于一个文学当事人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家之手，给我进一步研究西南联大文学以信心和勇气。

我的课题结项书修改完成后，曾提出请他作序，他谦虚地说：“我对联大文学知之不多，作不好序。等大著出版后，我写一篇评论吧。”

果然，小书寄给他，他以九十高龄写了一篇评论，并投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发表。文章说：“近年有两部关于西南联大的书先后问世：一本是2011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西南联大文学作品选》，李光荣编选；一本是同年12月中华书局出版的《季节燃起的花朵——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研究》，李光荣、宣淑君合著。2012年是西南联大建校75周年，我赶上了联大的最后三年，从大一到大三，读外文系，我以为这两本书可说是馈赠联大的一份厚礼。”

他以自己参与建设的文艺社为例，说明《季节》的客观公允：“以联大文艺社为例，此社一向不为绍介联大文学的著作所重视，光荣却仍把文艺社视为当年联大的一个重要的文学社团。估计肯定是光荣掌握的有关材料、史料证明，在联大后期风起云涌的争取民主自由的学生运动中起过作用。然而从1943年《文艺》壁报创刊的二十来人到1945年成立文艺社的六十多人，其主要成员多为一些不事张扬、只知埋头苦干的进步青年，他们独力创办《文艺新报》，受命编辑《罢委会通讯》，至今也鲜为人知。《季节》肯定了联大文艺社的这些值得肯定之处，是实事求是。光荣同时指出文艺社的文学创作成绩‘单薄’，是实话实说。”文艺社是他倾注了心力，怀念至深的社团，《文艺》壁报、《文艺新报》和《罢委会通讯》都有他的一份编辑功劳。

我原想对文艺社的创作实绩评价不很高，他会不高兴。看到以上话，我放心了：他以一个当事人的身份证明，我的书是“实事求是”“实话实说”的。这又是一份“鉴定”，对我的鼓舞是巨大的！

后来，我们曾互赠新书。但渐渐地，联系少了，多数时候是电话问安，由他夫人转达。再后来，电话打不通了，失联了。去年初，我与他女儿联系上，知道他住在养老院，条件挺好的。她说：母亲已先他而去，疫情过后，将接他回家。6月9日，他女儿发来微信：父亲下午已离世了。哀哉！为我点亮西南联大文学研究心灯的人走了，再也不能向他讨教了

2023年6月21日于成都

（本文作者李光荣，为西南民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