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联络

编者按：西南联大旧址及博物馆作为各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其因底蕴丰厚、人杰辈出的历史文化资源，也是开展关心下一代工作的主阵地。近日，西南联大旧址及博物馆被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确定为“全国关心下一代党史国史教育基地”。为了发掘西南联大人关心下一代工作的历史文化，讲述西南联大人关心下一代工作的历史故事，我们特邀抗战时期中共云南省工委青委负责人何礼、西南联大校友郑延夫妇之子何吉林撰文讲述何礼、郑延夫妇及袁永熙、陈琏夫妇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青少年工作的故事，以飨读者。

1939年，在昆明时的何礼

1939年，在昆华女中就读时的郑延

我们党一贯重视对少年儿童的教育工作，因为他们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1949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决议中对青年团提出的第四项任务为：“领导少年与儿童工作。”并提出:“青年团应选派最好的干部领导这一工作，并在各级团委之下设立少年儿童部或少年儿童委员会，作为儿童团和少年先锋队的领导机关。”团中央根据党中央的决议进行了相应部署，于10月13日通过《关于建立中国少年儿童队的决议》（1953年改为中国少年先锋队），这一天也成为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纪念日。由团中央书记冯文彬推荐，经党中央书记处任弼时同志批准，我父亲何礼任团中央第一任学生部部长兼少年儿童部部长。袁永熙和陈琏夫妇分别在学生部和少儿部任秘书主任（副部长），我母亲郑延也调入团中央少儿部工作。

苏喆阿姨（少儿部最早的工作人员之一，团中央托儿所第一任所长）在纪念我父亲的文章中说：“大政方针决定之后，干部的选择就非常重要。谁在那儿做这件事，怎么做，具体到我们少儿部的第一任部长是谁，这对后来的工作开展和传承非常重要。有了何礼同志做我们的第一任部长，确定了正确的方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才能培养出我们这些从事新中国少年儿童教育工作的第一代人。”

新成立的团中央少儿部，是个特别有活力、有创造性的、团结的工作班子。当时团中央流传着一句玩笑话：少儿部里是“何礼领导陈琏，陈琏领导郑延，郑延领导何礼。”我父母和陈琏阿姨之间早就有着亲密的友谊。我父亲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心理系，一二·九运动时期担任北平学联常委，并加入共产党。抗战爆发后，我父亲于1939年受中共南方局委派，担任中共云南省工委青委书记和组织部长，直接领导西南联大的地下党组织。当时袁永熙担任西南联大地下党总支书记，陈琏任宣传委员，我父亲和他们共同从事党的隐蔽战线工作，成为革命战友。由于我外公和陈琏的父亲陈布雷曾是浙江省教育厅的同事，所以我母亲和陈琏在中学时就相识，1939年又一起考入西南联大，成为无话不说的亲密朋友。我母亲也在我父亲和陈琏的影响下，追求进步，参加了革命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们又作为团中央选派的最好的干部，同在少儿部工作，对开创新时期的少儿工作倾注了极大的精力和热忱。

陈琏、袁永熙结婚照

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百废待兴，党中央就非常重视对祖国的未来一代的培养教育工作。1949年9月1日，团中央少儿部创办了《中国儿童》杂志，这是第一个全国性的少年儿童杂志，郑延参与创办。9月8日《中国儿童》杂志社给毛泽东主席写信：“毛主席，为了帮助儿童学习，团中央办了一个《中国儿童》杂志。请您题几个字勉励儿童学习。特送上白纸两张，请您挪暇写好，为感。敬礼！中国儿童社。九月八日”。毛主席于9月10日即回信：“照写如另纸 毛泽东 九月十日”，题词是：“好好学习”。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日理万机的繁忙之中，毛主席拨冗给一个儿童杂志题词，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对新中国未来的建设者的殷切关怀和期望。

毛主席题词 （左）；《中国儿童》杂志（右）

为了更好地贯彻建队决议，总结建队以来的工作，1950年4月23日团中央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干部会议。何礼在大会上作了《少年儿童队工作报告》，团中央书记冯文彬作了《培养教育新的一代》的总结报告，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主任委员郭沫若作了题为《在春天抢着播种》的讲话。会议期间，毛泽东、朱德等党中央领导同志在怀仁堂亲切接见了与会代表。在这次会议上，颁布了《中国少年儿童队章程》，以及队旗、队歌、队礼、队员标志（红领巾和队干部标志）、口号、入队誓词及入队仪式。《章程》明确中国少年儿童队的目的是，团结与教育少年儿童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具有健康体魄和创造精神，培养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的好思想，好作风，成为新中国优秀儿女。第一次少年儿童工作干部大会开创了新中国少年儿童工作的先声，《中国少年儿童队章程》的颁布，为开展全国统一规范的少年儿童工作奠定了基本格局，从此全国亿万少年儿童伴随着星星火炬和红领巾健康成长。

第一次少代会文献

由于全国少年儿童教育工作的迅速开展，到1951年底，全国少先队员发展到二百六十多万人，《中国儿童》杂志月刊已不能满足需要，团中央决定创办中国少先队的队报——《中国少年报》,何礼兼任报社第一任社长。在团中央少儿部直接领导下，《中国少年报》于1951年11月5日创刊，它的任务和方针是：用共产主义精神对少年儿童进行思想品德教育；配合学校教育，帮助少年儿童学习，提高文化科学知识，扩大眼界；反映少年儿童生活，指导少先队的工作。《中国少年报》的创办受到全国广大少年儿童的热烈欢迎，在配合学校教育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由于发行量迅速超越其他报刊，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享有“全国第一大报”的声誉。《中国少年报》的创刊, 也是为日后少先队工作的蓬勃发展奠定基础的工作。

《中国少年报》创刊号（左）；第一次少代会资料（右）

据一些在少儿部工作过的老同志回忆：“在团中央少年儿童工作部担任领导工作的何礼、陈琏等同志，为创建少先队组织付出了辛勤劳动。他们和部里同志一起经常深入调查，研究问题，起草文件，总是日以继夜地工作着。”在何礼和陈琏领导少儿部工作期间，他们共同确立了一些重要的少年儿童工作指导思想，并树立了优良的工作作风：

一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把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教育工作的政治性要求，与少年儿童的具体特点结合起来，既要反对不问政治和单纯趣味化的倾向，又要避免脱离少年儿童特点的成人化倾向。少先队从建立那天起，就强调要充分体现出这个组织的特点，在活动中要充分发挥少年儿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让他们自己出主意，想办法，自己克服困难，总结经验，从小学会当家做主人。只有这样成长起来的人，将来才会以主人翁的态度来对待国家，对待集体，对待劳动。这是关系到把少年儿童培养成什么样的人的大问题。

二是坚持调查研究，深入城市和农村的学校和基层单位，了解少年儿童工作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好的经验及时向全国推广，对发现的问题及时纠偏。1953年，陈琏到京郊通县去了解情况。那时干部出差都是自带行李，陈琏正在怀孕，也背着背包下乡了。当时县团委干部也都下乡了，没有人接待，她就直接到学校去，听取老师和辅导员汇报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少先队工作情况，在学校食堂吃了饭，参加了少先队活动，和孩子们聊天、做游戏，忙了一整天，了解到大量第一手材料。部领导以身作则，不是坐在机关里等靠要材料，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三是坚持学习，提倡少儿工作的科学性。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大家都热衷于搞建设，少儿工作被称为“小儿科”，普遍不受重视，到少儿部工作的同志开始也不安心，不了解少年儿童的特点，也不知道怎么做工作。我父亲在清华大学学的是心理学，他很重视少儿工作的科学性，组织少儿部的工作人员学习儿童心理学、教育学和苏联先进的少先队工作经验，为从事少儿工作的干部打好业务基础，培养他们从事少儿工作的兴趣和热情。苏喆阿姨回忆她创办团中央托儿所的过程就很有典型性，她说：“组织上让我担任所长，我一心扑在具体工作上，当时想的只是把机关的女同志解放出来，为组织和同志们分忧。当我向有关部门汇报托儿所的工作时，也有人认为不就是办个托儿所带孩子那点儿事。然而何礼同志对我说，别看是小小的托儿所，你要把它看成是育人的研究院、设计院、实验基地。也就是说，幼教工作是一门科学，是需要花心血去研究的。少年儿童具有可塑性，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将来要承担建设社会主义的重任，这就要使他们在德智体美技几方面得到全面发展，而幼教工作就是最重要的基础。何礼同志还提出幼教工作要有科学性、先进性、前瞻性。何礼同志的话真像指路明灯，使我一下子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认识了幼教工作的意义和重要性，也极大地激发了我的工作兴趣，开始努力去研究儿童的特点，用科学方法保育好婴幼儿。……陈琏同志和何礼同志的夫人郑延为了帮助我提高理论水平，还送给我苏联教育家马卡连科和克鲁普斯卡娅教育文选等全套教育书籍。”

郑延主编的少先队和辅导员工作出版物

访苏时照片

我母亲郑延在少儿部工作期间，主编“中国少年儿童工作丛书”，撰写和推荐关于少儿工作和辅导员工作的一批文章。1951年7月，团中央派出第一个“中国少年儿童队辅导员代表队”，去苏联考察学习少先队和学校工作，郑延担任副队长，历时三个月。1953年底，郑延调至中国少年报社担任编委，她继承了团中央少儿部的优良传统，满腔热忱地投入新的工作。她负责少年报的“知心姐姐”专栏，经常到各地采访，成为少年儿童的知心朋友。1962年，郑延被借调回团中央少儿部，为第五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会议做准备，其间写了一篇《中队齐步前进》的长篇报道，介绍长春市一位优秀少先队辅导员刘靖慧的工作，发在人民日报整个一个版面。人民日报刊登关于少先队工作的长篇通讯还是首次，当时影响很大，周总理在第五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会议上接见了刘靖慧。

周总理接见刘靖慧

我父亲于1953年调到清华大学工作。陈琏接任少儿部部长，至1960年离开团中央少儿部，是任职时间最长的部长。我母亲于1964年离开中国少年报社。他们都是新中国少年儿童工作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他们在西南联大时期，就都有着崇高的革命理想。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在团中央少儿部所进行的多姿多彩的工作，就是他们的理想和初心的具体实践。七十多年过去，回顾他们年轻时所开创的事业，就像鲜艳的星星火炬少年先锋队队旗，永远高高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