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联络

我1931年4月18日出生于江西九江。父亲当时在南浔铁路局工作，他是山东省蒲台县（今滨州市）人，在叔祖的资助下在南京的中央大学外文系读书，1927年毕业后先在南京的铁道部任调查研究员，工作两年后，调到九江的南浔铁路局任职员。那时家里生活条件比较好，在我三、四岁时，就给我买了一套儿童文库，据说我很喜欢看书，在参加全市儿童比赛时名列前茅得过奖。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秋天才开始上小学的我，不久即因随家人逃难而失学。我家先到江西的遂川，后到湖南长沙的乡下避难。父亲随铁路局的局长到昆明筹建21兵工厂的安宁分厂，我和母亲、弟弟住在长沙乡下，读小学一年级。1939年初从长沙到南宁，经越南坐火车到昆明。在昆明双塔寺的女师附小上二年级。

这是现存的最早一张有我的照片，当时我四岁。左起：母亲、弟弟、我（摄于1935年）

后因家搬到离市区20多公里的工厂家属宿舍居住，附近还没有小学，又停学了一段时间。后来父亲让我一个人住在工厂在市区的办事处寄住，跳了一年在咸和小学上四年级。学校旁边有一个只有一间门面、七八个书柜的区属小图书馆，放学后我就到这里看书，一年多时间几乎看遍了其中的杂志（如《科学画报》）和小说。父亲每周要来检查我的作业，其中包括写他特别布置的写大、小字，而我热衷于看书，大小字的作业经常没有完成，因此被打了多次屁股，可是我也没有改正，因此我的毛笔字一直写得不好。在咸和小学读完五年级上学期（春季始业的），1942年秋季就报考了西南联大的附属中学并获录取。由于两次跳级，弥补了因逃难而停学的时间，没满12周岁就上了中学，因此，和同班同学相比，我的年龄是较小的。

上一年级时，联大附中是借用北门街原中法大学的校园进行教学的。没有教室，只有“课场”，也就是在树荫底下上课，黑板挂在树上，课桌是一块漆过的小木板，下面带一个活动支架，椅子是可以折叠的帆布小椅子。如果下大雨就得停课，好在昆明的大雨常是阵雨，雨过天晴后，擦干了课椅，继续上课。当时干扰上课的不仅是老天爷，更可恨的是日本鬼子的飞机老来轰炸，常常是早上刚上了一两节课，警报就响了，我们就背上书包跑到北门外的山上。飞机来了，我们就躲进防空壕里；飞机走了，就出来自习，警报解除就回校上课。

“课场”这个词可能是我们学校的独创。记得当时每个班级上课的地方都立着一块像公园里草地上那样的小木牌，上面写着“第x课场”的字样。但就在这样的露天“课场”上，哪怕是烈日当头，或是细雨绵绵，上课的秩序都是极好的。只有下大雨时，才停课躲雨。我们这些顽皮的小男生就挤在大学教室的屋檐下玩起“挤油渣”的游戏，在“挤呀挤呀挤油渣呀”的喊声中驱去了身上的寒冷。后来同学聚会时，有的同学还记得：在一次“挤油渣”过程中，杨振宁的弟弟杨振平的裤带被挤掉了。

二年级时，学校搬迁到钱局街的一个年久失修的祠堂“芩公祠”里上课，在用社会捐助的钱修缮后有了教室和操场。虽然教室的采光不好，操场也很小，但比一年级时好多了。

学校的一部分是西南联大的女生宿舍(后来是我校部分学生和单身老师的宿舍)。学校的隔壁是西仓坡的联大教职员家属宿舍，许多著名的教授都住在那里。整个学校这边叫南院，过文林街是北院，其中有我们住校生的宿舍，由北院出城是联大的工学院，再往北走就是联大的“新校舍"了。记得当时，每天清晨，在我校的操场上，联大的马约翰教授就领着联大的女生们做操，那时他已六十多岁了，满头白发，但却红光满面，姿势健美地领操。即使是冬天，也是衬衣短裤，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从一年级开始， 我们的语文老师、班主任是冯钟芸老师。她是冯友兰教授的侄女儿，任继愈先生的夫人（当时不知道），课讲得深入浅出、生动有趣，同学们都爱听她的课。她对我们也非常严格，使我们打下较好的语文基础。历史老师吴大年，她讲的近百年史特别令人难忘。帝国主义的凶残、贪婪，以及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激发了我们的爱国主义热情。当时老师们生活都很清苦，但教学却十分认真。有位教数学的王老师，刚从联大毕业，据说是位高材生，课讲得不错，就是考试出题特难，同学们的分数得开方乘十才有一半能及格，但他却穷得要命，冬天上课只穿一件单上衣，冻得瑟瑟发抖，下课以后就在寝室里披着棉被批改作业。

在三年级时，杨振宁还到我们班代过几天物理课，因为我和他的弟弟杨振平同班，杨振汉也是同年级的，当时才特别注意他。那时他很瘦，修长的身材，有条不紊的讲解，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的教务主任是魏泽馨老师（也教数学），老师和同学都很尊重他。训导主任是闫修文老师（教地理）。校长是西南联大师范学院院长黄钰生先生兼任的。

总之，我们的老师大多数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以后多数都是大学教授。

那时的同学，按其家庭情况可分为三种类型。为数最多的是联大教职员和当时的“公教人员”，也就是知识分子的子女，例如闻一多先生就有三子一女：闻立鹤、闻立雕、闻立鹏和闻明在我校上学，立雕和我同班，故曾到他家去玩过。闻先生是著名的诗人、学者，但他家的住房和陈设却很简陋，一张方桌，几条长凳，就是他待客之处。他孩子多，微薄的薪水维持不了生活，就用刻图章的方式搞点副业收入来贴补家用和接济他人。当时在昆明的几家书店和文具店里，都挂出有精美印章式样的“闻一多治印”几个大字的小镜框，作为代收件的广告。 其实他老人家哪有那么多的时间，多数都是他写字，孩子们刻的。闻家尚且如此，可见在国民党统治区知识分子生活之艰难。学校里也有很少的达官贵人子弟，如龙云的两个小儿子曾和我同年级但不同班，李培天的侄女比我低一年级，还有杜聿明的女儿、后来的杨振宁夫人杜致礼比我们高三年级。由于当时学校收费较低，也有些工农子弟来上学的，如我们班的马天禄同学家在农村.一直比较进步，到四、五年级时是校学生自治会的主席，没有毕业就离校了，以后听说是参加了游击队，解放初是一个县的县委书记。

由于学校入学考试很严，入校后两门课不及格的就得留级或退学，如龙云的两个小儿子只学了一年就退学，因此多数同学都是学得好的。那时有钱人家子弟，多数人上私立南箐中学，那是当时著名的贵族学校，校舍、生活条件都特别好，学费也是一般人交不起的。

1946年5月9日联大附中四年级乙班师生合影，从后排到前排左起：

杨宣行、李本阳、高谦、马天禄、杨霖、闻立雕；

吴琦、李洪铭、冯钟越、张景明、李炳炎、朱长龄、庄任秋；

段民生、袁秀琦、蒋子愉、周祖荫、戴鋆、张荣昌、刘倜、许麟真；

吴大年老师、金瑞华、苏尔庄、崔士英、王植庚、赵悦霖、钱新；

王立本、齐宗华、胡淑云、郑修文、雷崇立、丁行璋、潘乃穆、阎修文；

谢佐慰、杨培松、黎剑光、陈听枢、杨振平

当时学校采取了不分高初中的“六年一贯制”，理、化、史、地、生等课程都只学一次，避免了不必要的重复，这样就可用较少的时间学到较多的内容，每周只有二十多节课，一般上午三节课，下午一节课，间以较多的自习和文体课外活动。教学方式是启发式的，很强调课前的预习。上课时老师做有重点的讲解，课堂提问和小测验比较多。学校经常举办数学等科的比赛活动。每个班级都办了自己的壁报，内容有小小说、诗歌、散文、论文，漫画等，形式多样，图文并茂，锻炼了大家的写作和绘画能力。

考试成绩都采取单科张贴公布方式，就是将每个班级按学号排列印成表格，每科考试后由老师填上每个学号的分数，以激励大家努力学习。在三年级前，都有劳作课，男生学着做一些手工活，如木匠活；女生则学习剪纸、刺绣之类，使同学们都有动手能力、会点手艺，我觉得效果很好。

我校学生的成绩，当时是昆明最好的，除因家境不好无力升学者外，差不多都能考上大学。毕业班的前五名，先是保送到西南联大，1946年后先后是保送到清华、北大和南开。1948年轮到南开，我被保送到南开数学系，因为当时有“南北分治”之说，家里怕与我失去联系而未去。

由于实行“六年一贯制”，因此同学们有较多时间参加文体活动，学校每年都要在云南大学的体育场开一次运动会。平时班级之间经常有球赛，篮、排、足、垒都有，除足球外，每个班都有球队，我个子高，参加了篮、排球队，但是比较瘦弱，打得不好。那时西南联大的校队常和飞虎队的球队比赛，篮、排球比赛就在我校的球场进行，我们是最热心的观众。比赛的水平在当时的昆明是最高的，曾任国家体委篮球司司长的牟作云就是当年西南联大校队著名的中锋。

1946年5月9日篮球赛后合影

歌咏比赛和话剧演出也是每年都有的，我参加过“钦差大臣”的演出，虽只扮演了只有几句台词的“小录事”，但也学到了一套从排练到演出的基本知识，为后来在浙大文工团话剧队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一到三年级的学生，有童子军课，负责授课的是一位归侨——吴能定老师，对我们的教学从理论到实践一丝不苟，内容包括天文、地理、星象、旗语、结绳、卫生、护理等军体知识，丰富多彩。每年童子军课最吸引我们的是露营，地点是昆明的郊区。到营地第一件事，就是自己动手平整土地，架设帐篷，埋锅造饭，游泳或者爬山。晚上就开营火晚会，唱歌跳舞，表演节目，尽情欢乐。夜晚轮流站岗放哨，还有紧张刺激的“偷营”活动。我参加过到海埂、金殿和安宁的三次，这些活动既实践了军体知识，又使同学们的身心在欢快中得到锻炼与休息，至今仍感到是少年时代最美好的时刻。

海埂露营（那时滇池北侧尚未被填，湖水十分清澈，埂上基本没有建筑物）

海埂露营，埋锅做饭

西南联大当时是“大后方”著名的“民主堡垒”。许多进步的教授如闻一多、吴晗站在团结抗日和争取民主斗争的最前列。抗日战争胜利后，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蓬勃开展。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经常以罢课方式表示抗议，我校师生总是积极参加。

记得当时比我们高三班的闻立鹤、罗广斌所在的班级，在学生运动中是积极带头的班级，他们出的“燎原”壁报，以生动多样的方式宣传革命的思想。罗广斌（《红岩》作者之一）四川口音、矮矮个子、瘦瘦黑黒的脸庞，他在母校上学约两年。他的航空模型做得特别好，在全校的比赛中获得第一名，因此大家都认识他。记得在一次罢课之前，他最先起来动员大家，他站在食堂的桌子上，话讲得十分有理，有号召力。学生运动最蓬勃时是1945—1946年，那时我才十四五岁，还不太理解学生运动的革命意义。但对于当时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国民党抽壮丁、欺压老百姓、、镇压学生运动等等行径都是亲眼看到的，是不满意的，这也是当时同学们普遍的认识。因此一有号召罢课都是积极响应的，这也是我校当时进步力量占上风的标志吧。

虽然当时教学很好，但是生活却十分艰苦。从初二开始我就住校，一个大房间里，排列着许多双层木床，每学期开学入住的第一晚是最难熬的，原因是那时还没有合适的杀虫药，床板缝隙中饿了很久的臭虫，倾巢而出；第二晚开始，臭虫的威胁减轻，慢慢就习以为常了。吃饭是八人一桌，四个菜，米饭和汤都装在大木桶里不限量。菜很少也没有荤腥，开吃不久就一扫而光，同学们只好用自己带来的“私菜”（咸菜、辣酱之类，有的加了一点肉末）下饭。晚上能到附近的小饭馆，吃碗米线或者猪肝汤就是很高的享受了。

1945年抗战胜利，1946年组成西南联大的清华、北大和南开迁回京津，一些单位也迁回原地，不少同学随家离开昆明，因此我所在的班级拍摄了一张难得的同学和老师集体照，留下了当时的形象。西南联大的师范学院留在昆明，并改称昆明师范学院（今云南师范大学），联大附中也改称昆明师范学院附中。1948年6月，我读完了六年级，那时的六年级仍然是天天上新课，不像现在的高三天天复习做题，准备应试。当时昆明可考的大学不多，因此，家里要我到上海去考大学，结果考上了浙大。

1988年昆明聚会部分同学合影

2010年上海聚会合影

改革开放后，和国内外附中的同学逐步恢复了联系，1988年云南省政府组织了纪念西南联大建立50周年的活动，也邀请附中同学参加，我们年级有近20人同学参加。2008年奥运会后、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举办过两次大型聚会，小型聚会也经常进行，然而现均已九十左右，除北京同学较多，仍有聚会外，其他地方都已不能。

2018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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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雷道炎阅“我的中学时代”后的来信——

和我们班学化工的不同，我们年级的附中同学的职业分布很广，有许多很早参加革命的离休干部，有击落美军飞机的战斗英雄，有党政干部，有设计导弹、军舰的专家，教师、教授、研究员、医生、作家、企业家，等等，在国外的也较多。

炳炎：级刊收到，“我的中学时代”早前似已收到，但当时未看，后滑过去了，今天仔细看了。你的童年挺不错，还得了奖。小学你跳级两次，中学六年倒完整的，我看了，感觉是：一、物质上你们太苦了，我们很幸运，虽是小城市，但教室、校园、住、吃都比你们好多了。二、教师你们不错，我们除重庆南开派来核心教工约40人外，其他自聘也均大学毕业，且专职，也不错，但生源也许你们好一点，我们除自贡本地，就附近几县。三、课程安排不太同，你们六年一贯，我们分初高中；你们每天4节课，我们好象每天6节，但3点半（或4点）后教室关门，都去操场活动，我们也有完整垒球场，也有劳作音乐课，但教学上你们似乎更启发式一点。四、课外活动也很多，很活跃，所以学习虽紧张但不苦。五、谈到童子军活动，如天文观测、旗语、打绳结、露营等我们也有，还有统一的童子军服，高中还有军训，一律穿麻子布军装，还有皮带、绑腿，每日早晨举行升旗仪式。总的应都算素质教育吧！六、你48年保送南开数学系，我46年也有保送南开资格，但年少轻狂，还看不上，认为出川就得读清华或浙大，出不了就读重庆大学（46年我考了4个学校，华西大学化学系、重大化工系、清华电机系、浙大化工系，首选清华，但考前严重失眠，发挥失常，落榜，其他3校都取了）。七、你因怕南北分治，家长不让去南开而来了浙大；我也因同样原因，48年暑假来上海小舅家小憩，准备回清华，但父亲坚决反对，幸好浙大办了休学手续，就回浙大了。总之，命该如此吧，我们都得各自感恩中学母校的培养，让我们人生还不算虚度。不知为何，每当在平板上听到关牧村的“一首难忘的歌”的首句“青春的岁月像条河”，我就想起釜溪河，想起蜀光！不思量、自难忘啊！

中秋快乐！

道炎  9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