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联络

一

上世纪90年代，我常到（南开大学）校内的东村看望远亲陈已同教授。我住在北村，与东村只隔着一条大中路，近在咫尺。我很愿意同陈先生聊天，聊那些家族往事。

当时申泮文先生也住在东村。这位老先生十分平易近人，不记得怎么就同他熟悉起来。我只知道他是理科的一位老教授，中科院院士。至于他是物理系还是化学系的，我都不清楚。

退休后，我开始撰写《张伯苓与张彭春》。我并没打算出书，只想在《天津日报》副刊上连载。说来惭愧，过去我对张伯苓、张彭春一无所知。1959年我已来到南开，直到80年代，从《南开校友通讯》上偶然读到几篇回忆张校长的文章，顿时感觉眼前一亮，这是位多么了不起的人物！ 我被这个巨人所震撼，产生了一种创作冲动，当即采访了张校长的在津亲属，以及几位南开元老，写成一篇两万字的文章，刊登在北京一家人物杂志。据那位编辑说，像张伯苓这样的人物可以写成大传。他的话让我更加明白张伯苓的分量。我计划退休后着手这一工作。

申泮文骑车去上课

在搜集资料过程中，我又意外发现了有关张彭春的材料，原来他也是位罕见的才子。于是决定将写张校长改为写张氏两兄弟。在写作过程中，若遇到问题，我便向几位“老南开”请教。申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一次，我去申先生家，见到他的夫人。申夫人也非常和蔼可亲。她曾好奇地问我；“你是搞外文的，怎么竟写起张伯苓？”我说：“张伯苓精神感动了我！”她便笑了。申先生夫妇没有任何架子，我在他们家并不感到拘束。申先生还送我一册他编写的有关南开学校的新书。

1996年，《张伯苓与张彭春》开始在《天津日报》连载。刚刚登了五六期，我就陆续接到读者热情洋溢的电话和来信，其中南开老校友反应尤为强烈，有的甚至直接找到我家。那些老南开热爱张校长，热爱母校，爱得都有点“疯狂”了。

广大读者希望能出版成书。有校友为出书慷慨解囊，然而这只是杯水车薪。让我没有料到的是，申先生一句话就将这个难题轻而易举地解决了。

据陈已同先生告诉我：“申先生对张元龙（张伯苓的嫡孙）说：你与其资助以各种名目拍张伯苓戏的那些人，不如给龙飞出书！”

就这样，我得到了一笔出版经费。我很感谢申泮文先生，也很感谢张元龙先生。

在我的恳请下，申先生欣然题写了书名。他的题字为这本书增添了光彩。尽管十多年后该书又被另一出版社再版，但我还是更喜欢原来这个版本。因为新版封面申先生的墨宝已荡然无存。

听一位北村居民说：申先生患了癌症。我很为他担忧。不过见他后来一直都很好，我也就放心了。

9月是新生入学的日子，申先生往往会用自行车，放上自制的展牌，在大中路边举办抗日战争图片展，讲述当年南开被日本侵略军炸毁的历史，这是南开园内的动人一景。也正因为如此，申先生成了全校的大名人。

自从申先生搬到校园深处新建的院士楼，我就再也没有见到他。只记得他给我来过一个电话，好像是问与报社有关的事。

大约在2012年，我从南开电视上看到，申先生住进天津总医院高干病房疗养。病房外有个大客厅，条件很好，不过申先生显得比较瘦削。后来一位邻居告诉我，申夫人已经去世。我听了很感惋惜，也为申先生的孤单而不安。

那时候我对申先生的了解也就仅此而已。

二

前不久，我正写南开大学化学系创始人邱宗岳教授，他在南开校史上也是位奇特人物。1922年12月初，美国罗氏基金团（即洛克菲勒基金会）来南开大学参观考察，并要求听课。张校长把讲公开课的任务交给了邱宗岳。罗氏基金团听了邱宗岳用英文讲授的“定性分析”，赞叹不已。他们感到南开的教学质量不同寻常，在美国大学也很难听到这么高水平的课，于是决定捐款12.5万元，为学校建一座科学馆，并捐助科学馆内的仪器设备。这件事立即轰动了全校：“邱先生的一堂课换来一幢楼！”

而更令大家没有想到的是邱宗岳不仅用高水平授课为学校赢得一座楼，并且他精通建筑学。这座宏伟壮观的科学馆就是由邱宗岳亲手设计并督建完成的。

在搜集邱宗岳资料时，我从校内各种出版物中竟然发现了一篇申泮文的自述。原来他是1946年5月在昆明被邱宗岳聘为南开化学系教员的。读了这篇长文，我对申泮文有了比较多的了解。

申泮文祖籍广东省从化市，1916年出生于吉林省吉林市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父亲为谋生携全家到了天津，盼望儿子成为有学问的人，历尽艰辛也要供他上学。申泮文13岁考入南开中学，中学毕业后考入南开大学化工系，他的成绩在班上一直是第一名，获得每年免交90元学宿费的奖学金，后又获“三六”奖学金（为纪念南开中学建校三十周年和张校长六十华诞而设立的奖学金），这项奖学金每人每年300元。因此他能够安心读书。

但好景不长，申泮文大学只念了一年，就赶上了“七七事变”，一切奖学金全部宣告终结，他的求学生涯也只得暂告中断。他一度投笔从戎，后辗转来到长沙。由于局势恶化，长沙临时大学被迫西迁。申泮文随三百多名师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行程3500里，横穿湘黔滇三省，历尽艰辛，日夜兼程68天，终于到达昆明，梅贻琦校长亲自来迎接。此时校名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申泮文进入西南联大化学系。他和查良铮、周珏良等是同届同学。他勤奋好学，是邱宗岳教授的得意学生。1940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此后四处漂泊，经历了一段动荡的生活。

抗战胜利后，申泮文得知西南联大校友在昆明办了一所中学，为弘扬江西籍爱国英雄文天祥的精神，校名定为昆明天祥中学（今昆明十一中学），由旅滇江西同乡会资助。学校以“北大之民主，清华之务实，南开之紧张、活泼”作为办学方针，并继承西南联大“爱国、民主、科学”精神。所以人们称它为“小联大”。西南联大外文系1943届校友许渊冲已在那里任教多年。申泮文回到昆明，到天祥中学当了化学教师。

1946年春，西南联大的三校在做复校工作。邱宗岳为了发展南开化学系，正在国内物色人才。西南联大化学系那几名优秀生，如王积涛、陈天池等已经出国留学，只有申泮文还在昆明。邱宗岳早就看中这名学生，认为是可造之材。征得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同意后（当时张校长长驻重庆南开中学，有关大学事宜由黄钰生代理），邱宗岳聘申泮文为南开化学系教员。当时学校交给申泮文的第一个仼务是，和同伴们将三校复员返校的公物押运回平津，时间花了将近一年。申泮文见证了西南联大的组建与圆满结束。

离开昆明时，申泮文同他的学生依依惜别，合影留念。这个“小联大”果然名不虚传，从该校师生中走出了朱光亚、申泮文等六位院士。

申泮文回到母校任教，他十分珍视这来之不易的机遇，全身心致力于无机化学的教学与研究。1953年，他由一名普通教员破格晋升为副教授，“文革”后第一批晋升为教授、博士生导师。1980年，他与高振衡、何炳林、陈茹玉、陈荣悌同时增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这一始料不及的荣誉，对申泮文起了很大的鼓励与鞭策作用。他未曾出国留学，也没有博士学位，然而丝毫不比“海归”学者逊色。这应归功于邱宗岳，当年是他慧眼识珠，选择了申泮文。从此，化学系成为全校大师云集、院士最多的一个系。

三

申泮文长期在南开大学任教，但也有一段时间离开了南开，时间长达二十年。1959年，上级要求各高校派教师去援建山西大学，系里最初指定的是无机化学教研室的王老师。而当时王老师患有糖尿病和冠心病，身体羸弱。作为无机教研室主任的申泮文自告奋勇，主动提出由他代替王老师去支援山西，获得批准。于是申泮文举家迁往太原，在一片空白的基础上建成山西大学化学系。他把一生的壮年时光全都献给了山西大学。

但是到了山西大学后一切并不顺利。从1964年开始，申泮文就挨整。“文革”在山西大学是从批判“申家村”开始的。搞得他斯文扫地，受尽屈辱。

在山西期间，申泮文的家庭也遭遇了不幸。他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1969年年底，由于战备疏散，申泮文的妻子带着两个最小的孩子，从太原被疏散到了郊区，住进一间多年不用的农房。因土炕烟道不通，当晚母子三人煤气中毒。而年仅6岁的小儿子受害最大，不可逆的大脑受损，以致经常癫痫发作，影响了他的一生。申泮文夫妇轮番带着孩子到处求医，但一直没能治愈。这也是全家人心中最大的痛。

到了“文革”后期，别人都无所事事时，申泮文主动寻找机会工作。因工业生产不足，农业化肥短缺，国家提倡用腐殖酸代替化肥。申泮文敏锐地抓住这一机遇，到山西各地考察腐殖酸资源的分布，绘制成《山西省风化煤腐殖酸资源分布图》。同时，他独自一人，克服困难，研究出一整套腐殖酸的提取、检测方法。此外，他经常到图书馆查阅资料，将一些先进科学成果综述后介绍到国内，发表在《国外科技动态》杂志。正由于申泮文做出的贡献，“文革”结束后，第一次晋升职称时被评为教授。

1978年12月，时任南开大学校长的杨石先，经过种种努力，终于将已经62岁的申泮文调回南开。这是申泮文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开始了他事业上的“黄金时代”。他说：“我已垂垂老矣！那风华正茂、奋发有为的年代已经一去不返，只有趁着夕阳尚美好，老牛自奋蹄了……”

申泮文回到无机化学研究室，重操旧业。无机教研室很快就获得博士学位授权点。他编写了我国化学界第一部中文教材，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简明化学教材，第一个在化学教学中引入计算机技术，主持完成我国第一部多媒体化学教科书软件。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电子教科书《化学元素周期系》于2000年底正式出版，并获得2001年国家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在全国高校推广。

四

读完申泮文的自述，我对他十分敬佩，也认为这是一位非常值得弘扬的人物。然而他已于2017年7月离开了我们。申泮文留下七十余卷、册，累计三千余万字的著作，成为我国最高产的化学家。由于长寿，他比化学系那几位专家、院士做的工作要更多一些。

随后，我和申泮文在校外的女儿通过电话，确认了一些历史事实。她还提供了一些宝贵材料，例如她的最小弟弟患病的缘由，以及弟弟的医药费每年需要三四十万元。父亲在时，他的工资比较高，还没有感到太困难，而如今这是一个相当沉重的负担。对此，她感到很无奈。

我又从北村“聊天群”中化学系唐老师那里知道了许多申先生的故事。他77岁那年罹患胃癌，切掉了五分之四的胃，可谓大难不死。上世纪90年代，计算机技术在我国尚未普及，那时候全校都没有几台计算机。申泮文80岁开始学计算机，将计算机技术引入了教学，让南开的化学改革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年过九旬，申泮文依然坚持给本科生上课，令学生们深受感动。他说：“老教授、名教授给本科生上基础课，这种情况在国际知名大学其实比较普遍，只是在国内越来越少,这是不正常的！”

申泮文与时俱进，九十多岁在网上开通个人博客。谈起自己的博客，申泮文很自豪：“全都是我一个字、一个字打的。我打字很快，然后贴上去就行了。”

有趣的是93岁的申泮文，一次在博客上和方舟子相遇，双方展开了一次激烈论战。方舟子毫不客气地嘲笑道：“这个老院士是不是老糊涂了？”申泮文看到后，敲出一篇千字文，文中最后写道：“欢迎方舟子先生来南开大学访问，看看我老不老，糊涂不糊涂？ 您没有听说过，我来往还骑自行车，有‘上坡不下车，下坡不刹车’之称？”

申泮文的心永远保持年轻：93岁的年纪，39岁的心，难怪人们叫他“潮”老头儿。

申泮文脚穿千层底布鞋，蹬着一辆老式自行车，像年轻人一样在校园里飞速穿行。“上坡不下车，下坡不捏闸”，他自己的总结，颇为自得。

一次发病，申泮文被送进重症监护室。过了一段时间，又回到了普通病房。他甚是得意：“很多人进了重症监护室就再也没有出来，而我又出来了。”他就这样豁达地活到了101岁。

一名校友留言悼念：“二十多年前，我读本科，每年9月新生入学时，都会看到一位儒雅的先生，推着自行车，驮着自制的展牌，在大中路边宣传南开抗日的光辉岁月，讲述南开的美丽校园被日本侵略者炸毁的辛酸历史。那段难忘的回忆赋予了南开人一份特殊的情怀。致敬申先生，您是南开精神的传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