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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东生（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地质地理气象系）在授课。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供图

“马兰黄土下面是什么黄土？”

“第一层有多厚？什么颜色？层析怎么样？”

“跟上面的黄土、下面的黄土比较如何？里面有什么化石？结构怎么样？”

问题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细。而且，还在继续：那么，第二层呢？第三层、第四层、第五层……

这是1961年，中国现代地质学开拓者李四光的一连串发问，此时，他已年过七旬；被提问的，是地质学界新星，44岁的刘东生。

为什么而问？为了一篇论文——《中国的黄土》。

跨越半个多世纪，这篇论文的手稿照片，出现在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张佳静的课堂上。张佳静把手稿照片放大，台下学生的眼睛也瞪得更大——格子纸上字迹工整，首页有一段致谢语以及多个人名。第一个名字，就是李四光。

论文，是刘东生为1961年在波兰华沙举行的第六届国际第四纪研究联合会准备的，他要参会做学术报告。第四纪是地球演化历史上距今最近的地质时期，黄土是研究地球环境变化的重要载体。论文写完后，刘东生找到李四光，请这位学术泰斗提提意见。于是，便有了上面的发问。

“你跑了多少地方？”李四光继续问。

这个问题，不太容易以数字作答。20世纪50年代，刘东生带领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第四纪研究室的同事们，开展了中国首次大规模黄土高原地质调查。从山西太行山、吕梁山，穿过陕甘交界的子午岭，到达甘肃临洮和宁夏固原；从内蒙古的大青山麓，到陕西的秦岭北坡……他们踏遍山山峁峁，行程上千公里，吃住在野外，完成了从东到西、从南到北10条黄土大剖面的调查。

彼时，国内外学界对于黄土的成因已争论了100多年，“风成说”“水成说”等说法众说纷纭。刘东生不相信任何一种说法，只相信脚下的黄土。他和团队成员根据这次调查的一手资料和样品分析，首次建立了对黄土高原的三维立体认识，并提出了后来被学界广为接受的“新风成说”：把风成沉积作用从黄土高原顶部黄土层，拓展到整个黄土序列，并把过去只强调搬运过程的风成作用，扩展到物源—搬运—沉积—沉积后变化这一完整过程。在这篇论文里，他分析了黄土的分布、颗粒等情况，以及黄土与气候变化的关系。

当刘东生把黄土高原一层一层地向李四光“掰开”时，这位老科学家的记忆或许也被打开——早在20世纪20年代，李四光跋山涉水，在太行山麓和大同盆地发现冰川遗迹，推翻国际学界“中国不存在第四纪冰川”的论断。后来，他的考察足迹又遍及贵州高原、川东、鄂西、湘西、桂北……

实地考察是地质学科的特色，也使地质学家铸造出一种品质——踏实研究，严谨治学。李四光如此，刘东生亦如此。

有了这样的考察，以及多年的地质学积累，李四光才放心与刘东生开始讨论：从论文框架，到遣词造句，事无巨细。为了某一个黄土地层的命名，甚至要讨论一天。这样的讨论，有时候在办公室，有时候在散步的路上。

几轮讨论后，论文重新清晰起来。刘东生据此完成学术报告。“反应很好，大家的这一工作在国际上得到了承认。”后来被誉为中国“黄土之父”的刘东生晚年回忆，轻描淡写。事实上，会场里的气氛热烈而激动——与会者被翔实的第一手调查资料和严谨的研究分析折服。

这种折服，60多年后也出现在张佳静的课堂上——当她讲起这些往事时，学生们肃然起敬。“一篇论文背后，是这么扎实的调查研究和讨论修改，我们以后做论文也得更踏实些！”一位学生感叹。

还有更让人敬佩的，刘东生老而弥坚。74岁他赴南极进行一个月的科学考察，79岁他登上北极斯瓦巴德岛的一座冰川，86岁他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87岁他进入罗布泊无人区考察。

“我喜欢实地踏访。为了掌握更多情况，便于与同行交流。”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刘东生，对脚下的土地，永远饱含敬畏与谦逊。

【感言】

一步一个脚印，走得更稳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张佳静

我在中国科学院大学开设科学通史课程，会侧重分析科学家在科学发展历程中的作用。科学的发展历史，也是科学家创造的历史。我经常给学生们讲一些科学家的故事，刘东生院士就是其中之一。

刘东生基于自己多年的野外调查资料和研究心得，撰写了《中国的黄土》初稿，并和李四光等人讨论后，进行了多次修改。他用丰富翔实的数据、图文并茂的内容和逻辑清晰的讲解，征服了国际学术会议上的所有听众。

我在整理刘东生的学术文稿时，还看到过他一篇文章的7次修改稿。我用这些手稿照片向学生们展示老一辈科学家严谨治学的传统。他们一下子就觉得与这些科学家离得更近了：再有名的科学家的论文也不是一次定稿，而是改了好多次，经过很多轮打磨。

像刘东生这样的科学家，还有很多。他们的故事，可以感染和激励更多年轻人走上科研之路。做研究，需要脚踏实地，心存敬畏。这样才能更加严谨地对待自己的工作，更加谦逊地对待别人的意见，一步一个脚印，走得更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