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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稼先用手比划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大小。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局供图

位于四川省绵阳市梓潼县长卿山西麓的“两弹城”,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简称九院）曾经的“大本营”，也是最重要的核武器研制基地之一。邓稼先任九院院长时的故居就坐落于此。

不久前，曾与邓稼先共事20多年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故地重游——从黑风口过长卿山，再过潼江的漫水桥，最后去往梓潼县大街。这条路，他曾陪着邓稼先悠然走过。

潼江边有一家小饭馆，专做从潼江打上来的鱼。有一次，正值午饭时间，邓稼先招呼杜祥琬：“走，我请你吃鱼！”

“潼江水照流，漫水桥仍在，江边的小饭馆却没有了，更重要的是老邓不在了，也不会再有人请我吃鱼了。”已经86岁高龄的杜祥琬难掩酸楚之感，潸然泪下。

6月25日，是“两弹一星”元勋、中国科学院院士邓稼先百年诞辰日。杜祥琬向《中国科学报》回忆起有关邓稼先的故事。

“老邓是一个铸成大业的带头人，又是一位感情细腻的男子汉。我们永远怀念他！”

从丁香花畔的少年到马兰花般的功勋

儿时的邓稼先，随父母居住在当时北平丰盛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院子雅致，后院的一株丁香更为这个书香之家增添了几分逸致。丁香，是邓稼先一生最爱的花。

在这样的环境下，邓稼先一边受《诗经》《尔雅》的熏陶，一边在父亲的启蒙下，读莫泊桑、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小小的年纪，他就从屠格涅夫的《罗亭》中懂得，不做“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安静的读书生活只持续到了中学时代。侵略者的铁蹄踏破了祖国的山河和家园，邓稼先愤怒，却无能为力。在南下昆明求学的前夕，父亲语重心长的一句话点醒了他：“学科学对国家有用。”

接下来的10年，他以行动完成父亲的嘱托，一路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美国普渡大学物理系，并于26岁获得博士学位。

1950年，他义无反顾回国，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担任助理研究员，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从此，他的余生全部献给了中国的核事业。

除了负责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邓稼先还踏遍了青海、新疆，在祖国西北的荒漠戈壁上隐姓埋名，建基地、做核试验。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后，邓稼先与其他研究人员一鼓作气，又用了两年两个月的时间研制出氢弹。

“当时，老邓作为九院理论部主任，既是领导，也是做具体科研工作的专家，还是一位学术功底深厚的专家。”

杜祥琬刚进理论部工作时，有一次需要用到带电粒子在介质中能量变化的公式，即“阻止本领”公式。他从图书馆借到了《物理评论》杂志，找到公式的出处。但杂志上只说不难导出以下公式，并没做具体推导。

可他看到在杂志文字旁边的空白处，有人用笔密密麻麻地写出了具体的推导过程。“那是老邓的字体。”杜祥琬一眼认出，心生敬仰。

而到了试验场上，邓稼先就是身先士卒的领头人。在中国进行的40多次核试验中，他亲自指挥了15次。在一次空投核弹试验中，核装置未被引爆，直接摔向地面。

“邓稼先心急如焚，坐上吉普车就去找弹坑，找到弹坑后又不顾一切去查看已经受损的核装置。”杜祥琬说，正是这次“奋不顾身”，让邓稼先遭到严重辐射，不久就患上了直肠癌。

罗布泊核试验场旁，盛开着一种淡紫色的马兰花，它们从不独枝开放，而是相拥盛放，成为荒漠上最有生命力的点缀。邓稼先的家里也曾养了一盆，是参加核试验任务的同事特意从罗布泊带给他的。

后来，花败了、枯萎了，邓稼先妻子许鹿希也没舍得扔掉，还专门拍了照留作纪念。马兰花，是顽强品格的象征。

外号“泥瓦匠”

我国核事业的发展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十年浩劫”期间，核武器研制工作也受到波及。

“但推进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和进一步的小型化，是需要做一系列具体工作、解决许多实际问题的，需要大家一起干活！”杜祥琬说，“这一点邓稼先非常清楚。”

于是，邓稼先又有了一个“泥瓦匠”的外号。不管心里多着急，他都会心平气和地“挨家挨户”上门说服大家，暂时放下立场和观点的不同，投入实实在在的工作中。他更是以身作则，早出晚归、身先士卒。

能够“手挽左右成集体”，与邓稼先平时积累的好人缘不无关系。尽管工作中的他颇为严格，但私下总能照顾大家的情绪。

1959年的妇女节，九院食堂为妇女同志专门安排了会餐。男同志看到了心生羡慕，却只能咽咽口水。邓稼先听到了大家的议论，起初没有作声，等工作结束下班后，他大手一挥：“知道大家辛苦了，走，我请客。”

日常工作间隙，他还会变身“孩子王”，与同事们玩“跳马”游戏，活跃气氛。他弓着身，让年轻人从他身上一 一跳过，不摆一点架子。

后来，他的同事说：“老邓分配下来的任务，我们是不讲条件的。”

“大家之所以都愿意听老邓的，是因为他尊重所有人。他尊重工人，尊重解放军，尊重普通的科技工作者，尊重领导，也尊重每一位被领导的人。”这样的人格魅力，让杜祥琬十分感佩。

爱生活似顽童

邓稼先随和甚至有些顽皮的性格，自儿时起就已养成。

他总能和街坊邻居的小伙伴打成一片。他吆喝着召集大家一起放风筝、抖空竹、弹玻璃珠。几个小孩围在一起，趴在地上，各自展示着独门指法。每个人的手都被蹭得黢黑，五颜六色的玻璃球来回其间。

在杜祥琬眼里，工作之余的邓稼先，就像个孩子一样热爱生活。

有时回北京开会的间隙，只要时间允许，邓稼先就会跑到剧院门口，在来往的人群中“蹲票”。他甚至摸索出了经验，从脚步和眼神中就能判断来人是否想退票。

“顽童”还喜欢吃。杜祥琬记得，以前去四川梓潼找邓稼先，刚一见面，他就掏出巧克力欣然分享。同事们都知道，翻开老邓的抽屉，总能找到好东西——糖果、饼干……供大家解馋。

有意思的是，邓稼先和于敏之间的“暗号”，竟也和“吃”有关。

氢弹理论设计取得重要进展时，时任九院理论部副主任的于敏在上海给邓稼先去了个电话说：“我们几个人去打猎，打到了一只松鼠。”

“你们美美地饱餐了一顿野味？”邓稼先的回答充满期待。对方告知，目前还不能“煮熟”，有待进一步解剖，且需要增援。第二天，邓稼先就带人前往上海。

合力讨论研究后，研究人员得到了一套从材料、构型到原理都较为完整的理想方案。众人为之欢欣鼓舞，而庆祝的方式，就是让工资略高的老邓请客下馆子，饱餐一顿。

在紧要任务面前，这些生活的享受，只是须臾。

做原子弹理论设计时，邓稼先带领团队要进行大量计算工作。但他们手上只有落后的工具，有时靠拉计算尺，有时用手摇计算机。那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计算量，所用的穿孔纸带一捆接一捆，放入麻袋中很快就摞至房间的天花板。

碰到公式推导陷入僵局，年轻人没了思路，邓稼先就将这些复杂的数字和符号默记于心，回住处琢磨。安静的时候，思维更加开阔，他呆坐在房间，闭着眼，整理着千丝万缕的头绪。

想出解题方法后，他便酣然入睡，第二天起个大早，赶去给同伴们报告好消息。路上，他会在街边买一块刚出炉的烤白薯，热气腾腾，绵软可口。

一块烤白薯，足以给邓稼先片刻的放松。前路漫漫，心底对于美好的向往，让他在面临困苦时有了慰藉。

“死而无憾”

邓稼先抽屉里的糖果和饼干，大多是千里之外辗转而至的心意，饱含着妻子许鹿希的关怀。

当邓稼先在青海高寒草原和戈壁滩上奔波时，待在北京的许鹿希独自照顾着两个孩子的衣食住行。一听到有老邓的同事回北京了，可以帮忙捎带东西，她不顾天寒地冻，蹬上自行车就朝百货大楼冲去。

她将思念寄托于物时，也是在兑现自己的承诺。回想1958年8月的一天，下班回家的邓稼先有些沉默。晚饭后，他一个人呆坐一会儿后，早早就洗漱休息，但又辗转难眠。

在妻子的询问下，邓稼先告知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消息：“我要调动工作。”至于“调去哪儿”“做什么工作”，邓稼先都三缄其口。

人沉默了很久，邓稼先蹦出一句话：“这件事很重要，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尽管心中充满了对未知的担忧，许鹿希还是决定和他站在一起：“我支持你。”

邓稼先调离北京后，总是来无影去无踪。有时突然就回了家，接到一个电话后，又钻进楼下的汽车，不知去向。

当邓稼先不再奔波时，却已罹患癌症，生命进入倒计时。“好多地方我们两个都没有一起去过。”话音落下，尽是遗憾。

在最后的时光里，邓稼先没有过多时间去“遗憾”。杜祥琬谈到，病床上的邓稼先，仍然操心着和于敏共同执笔的那份关于加快我国核试验进程的建议书。

当时，几个核大国在技术上已经达到较为完美的水平，不需要进行更多发展，于是提出核禁试。邓稼先万分焦急，如果中国不能抢在这段时间内完成既定发展目标，就会丧失在国际政治、外交中的主动权，结果就可能是“多年努力，功亏一篑”。

邓稼先几乎是在和死神赛跑。医生不允许他再劳累工作，他便把收集来的英文、法文、德文的剪报和杂志藏在储物柜里。他仍坚持执笔书写，为缓解身体疼痛，便坐在橡胶圈上；实在太疼了，就注射止痛针，身上的针眼越来越多。

“老邓是很能忍耐的一个人，但我们所有人都能看出来，他很疼很疼。”杜祥琬不忍回忆。

建议书写成后，邓稼先把一大堆文稿交给了最亲近也是最信任的妻子，希望由妻子交给九院的领导。“希希，这份建议书比你的命还重要。”

1996年7月29日，中国成功进行了最后一次地下核试验，紧接着，中国政府向世界宣布，暂停核试验。而这一天，也是邓稼先逝世十周年的日子。

有人曾问过许鹿希，如果让邓稼先重新选择，他还会走这样一条路吗？许鹿希回答，他会的。

邓稼先一生无悔自己的选择，于国于民，只道“死而无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