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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麟（1902—1992），四川金堂人。哲学家，翻译家，教育家。1919年入清华学校学习。1926年赴美国留学，先后在奥柏林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攻读西方哲学，获奥柏林大学学士学位和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30年到德国柏林大学学习德国古典哲学。1931年回国，到北京大学任教。1955年调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任研究员。曾任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著有《近代唯心论简释》《文化与人生》《当代中国哲学》《黑格尔理则学简述》《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黑格尔哲学讲演集》《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等。译有《小逻辑》《精神现象学》《哲学史讲演录》《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伦理学》等。

贺麟先生1992年去世后，中国社科院出版纪念文集，对贺先生的评价为：“贺先生是中国著名学者，国内外久享盛名的黑格尔哲学专家、翻译家。”（宋祖良、范进编《会通集——贺麟生平与学术》，三联书店，1993年）此评价固然妥当，然似忽视了贺先生“教育家”的身份。贺先生老家成都金堂的“贺麟纪念馆”，在对他的介绍中增添了“教育家”的称号，但鲜有人以此视角深入探究。

贺先生之所以称得上“教育家”，并非因其名扬天下且具有教师身份，而是基于其在哲学教育上的卓越贡献，务实的教育理念，以及知、情、意相融的教育实践。

培育一流人才

贺先生培养了一大批一流人才，支撑起一段时间内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半壁江山，可谓贡献卓越。1992年，学界举办会议庆祝贺先生九十岁寿辰，百余位学者出席，皆是哲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弟子洪汉鼎曾对到场的贺门弟子进行分期：第一代学生有任继愈、熊伟，可能还有苗力田、齐良骥、王玖兴；第二代弟子有王太庆、陈修斋、汪子嵩、杨宪邦、张世英、张岂之、杨祖陶及劳思光等；第三代弟子有叶秀山、梁存秀、王荫庭等；第四代弟子有王树人、洪汉鼎、薛华等；最后一代弟子有宋祖良、范进（范建荣）等。其实，在第四代、第五代之间，尚有张祥龙的加入，祥龙先生虽非“形式上”的学生，却是“亲炙弟子”。若再加上贺先生指导的翻译人员，这个名单还可延长。梁存秀则认为贺先生的弟子有八代之多，上述名字还应增添周辅成、乔冠华等人。

诚如洪汉鼎所言，“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初，中国大陆西方哲学的研究大部分就是靠这五代的学生”（洪汉鼎《贺麟教授与我的哲学生命》）。当下，中国大陆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许多优秀学者都是贺先生的再传弟子，如杨祖陶的弟子邓晓芒，齐良骥的弟子韩水法，苗力田的弟子李秋零，叶秀山的弟子黄裕生、吴国盛，熊伟的弟子陈嘉映、王庆节。经过“代际”转换，新一代学者研究视野更加开阔，涉及德国古典哲学、解释学、现象学、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等领域。

昔日孔子三千弟子，贤者七十二，被尊为大教育家；今朝贺先生成名弟子当不下七十二，有此贡献，称其为优秀教育家当不为过。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贺麟（前排中）与学生在一起。资料图片

务实的教育理念

贺先生能取得如此的教育成就，与其深厚学识有关，亦与其务实的教育理念相关。贺氏虽未专门从事教育研究，亦未写过大部头教育学著作，但他提出了一系列深具可行性的教育理念。

传统观念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贺麟先生则有“十年树人”之理想，这源于他1946年返乡之感悟。离乡十年，房前屋后树木如故，而乡人则面目全非，于是贺先生提出“十年树人”的理想。他认为，一个好的学校，一个大教育家或政治家十年尽力教育，即可达到深远伟大之效果：曾国藩十年内就培植了许多人才，在政治军事诸领域产生很大影响；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前后不过六年，即培育出许多影响巨大的新文化运动人才。

如何实现“十年树人”之理想？贺先生提出一系列教育观念。他认为，首先要变传统的“学问全在书本”为“学问既在书本亦在实际的劳作和服务之中”，要重视书本以外的肢体活动，将劳力与劳心结合起来。其次，改变传统“士或学者为独特阶层”之观念，以后“一切职业都将学术化”。以前人们言“耕读传家”，今后亦可言“工读传家”“商读传家”甚至言“兵读传家”，因为任何活动皆需学术指引。再次，要摈弃“读书为做官”之陈念，树立“读书在于求得真实学问”之新旨，此为教育理念的根本改变。贺先生指出，新式教育当谓“价值教育”，既包括真、善、美三位一体的纯粹文化价值，亦包括服务社会大众的“实用”价值，人们读书须围绕以上价值用功。此外，贺先生还对不同阶段的教育重点提出洞见。比如，就教育重心言，小学阶段应注重生活，中学应严格训练，大学应重视真正的学术；以德育言，小学应重乐教的陶冶，中学应重礼教的约束，大学则重诗教与信仰的熏沐。上述见解，对今天的教育亦有重要启迪意义。

在“教”“学”这个对子中，贺氏认为：学为主，教为从。首先，“有学自然能教。学有心得，自然不期教而能有教的效果。学不进步，虽名为教师，而终无以符教师之实”。其次，“教育是为人，学是为己。教人是做教师的天职，求学是做人的天职”。

既然教育的主要矛盾是“学”，而“学”很大程度上主要靠阅读，因此掌握好的读书方法就显得特别重要。贺先生对此颇为重视，曾撰写《读书方法与思想方法》。在该文中，他强调“读书、做学问贵自用思想”，“自用思想”当知晓“思想的方法”。思想的方法，即逻辑的方法、体验的方法及玄学的方法。其中，逻辑的方法能使思维严密系统，避免散漫支离；体验的方法，可使学问具备亲切、丰富之内容，避免枯燥；玄学的方法，能促使人们养成远大圆通之哲学见识，以消除偏执。在分析思想方法的基础上，他提出了“读书三法”，即逻辑的方法、体验的方法及“互观法”。逻辑的方法旨在把握全书之推理线条；体验的方法则以作者视角“涵泳其中”从而得其真义；“互观法”即“由全体观部分，复从部分观全体”，通过“由约而博、由博而约”之路径博涉作者其他相关著作（甚至包括同时代与此相关的著作），以便在整体上给著作以客观定位。“思想法”与“读书法”言简意赅，内涵丰富，既点出思想路径，又兼“知行合一”精义，整体上彰显了黑格尔辩证法精髓。

除了上述通用的读书方法外，贺先生还将治学经验传授给学生：一是要科班出身，二是要从“一点”做起。科班出身，强调学哲学须经严格的思维训练，否则容易流于散乱，不成体系；从“一点”做起，则言做学问之初切勿求广，要学会聚焦，从“一点”做起。活跃在哲学界的中坚力量皆为“科班出身”（接受过系统的哲学训练），借此理念，哲学界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学者。又，当今学界，成绩斐然者大抵从“一点”做起，如：康德之于邓晓芒，海德格尔之于孙周兴，胡塞尔之于倪梁康，皆是从“一点”做起而成就卓然之范例。

具体到西方哲学的学习，贺先生给出“直捣黄龙”“学译结合”的慧解。贺先生主张，读书学习贵在掌握第一手资料，故须“直捣黄龙”。外国哲学之“黄龙”乃作者以母语写就，故贺氏强调学习外语的重要性——至少会一门外语。若不懂外语，只读他人翻译的作品，就可能跟着译者走；若译者错译、误译，读者则离“真义”远矣。

克服语言障碍后，要尽可能去翻译原著。贺先生认为翻译工作并非仅是简单的语言学问题，它还意味着译者不仅要像作者那样思考问题、真切地进行哲学训练，而且还须调动自身的语言能力，按照“信达雅”的原则创造性地用另一种语言将其表达出来。因此之故，翻译哲学著作亦是在认识、理解基础之上的深层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堪称创造性的工作，因为“认识就是超越，理解就是征服”。在贺先生的“学译结合”理念的教诲下，他的学生王太庆、王玖兴、杨祖陶、陈修斋、王子嵩、苗力田、洪汉鼎、范进等，翻译了西方自古希腊以降的主要哲学著作，为中国的西方哲学思想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其再传弟子邓晓芒、李秋零、韩水法等人亦承“祖训”。其中，邓晓芒先生与其导师第一次将康德的“三大批判”从德文译出，李秋零教授近乎以一己之力翻译了《康德著作全集》，韩水法教授则独自从德文翻译了康德的“第二批判”，三者亦因此而成为康德研究的专家。

贺先生一向尊重学生的主体性，从不强迫学生顺从自己。张世英大学毕业保送研究生，选择了清华大学研究院。贺先生见到他，并没有责怪，反而笑着说，“原以为你会选择北大研究院，跟我研究黑格尔；也好，各有千秋，跟金先生（金岳霖）学分析哲学，会做出很好成绩的。”（张世英《引领我走向哲学的贺麟先生》）其实，除了杨祖陶、王玖兴等少数弟子以黑格尔为研究对象外，贺麟的多数弟子选择了其他研究方向，比如，洪汉鼎转向诠释学，王子嵩选择了古希腊哲学，苗力田成为亚里士多德专家……

贺先生之所以持此开放立场，与其学术追求有关。贺先生认为读书做学问“贵在追求真理”，既然如此，无论研究德国哲学还是其他哲学，它们皆是追求真理的工具，或曰皆是哲学研究的平台或手段——贺先生认为做哲学当研究“哲学本身”，而非要成为“研究某某哲学”的专家，故而对弟子从不设限。事实上，他本人亦是开放的，早岁醉心于心学，中岁聚焦于“黑学”，晚年除了翻译黑格尔哲学著作外，还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

贺先生的开放立场也与其“思想贵在创新”的主张有关。他在《论哲学纷无定论》一文中明确指出，真理也许只有一个，然而鉴于追求真理者的认知能力、经历、立场、方法等因素，其不同阶段将得出不同的看法，故言“哲学纷无定论”；反过来讲，假设哲学有定论，正是哲学的末路，势必扼杀人们的创造力。言“哲学无定论”并非意味着学哲学的人可以信口开河，胡言乱语，更不是说“每个哲学家没有他自认为苦思力索深信自得的真理”，而旨在“注重哲学的批判怀疑，以求思想的自由创新”。贺先生鼓励学生自由地创新，曾撰写《向青年学习》，即是明证。据弟子回忆，贺先生的两句口头禅之一就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另一句为“莲之出淤泥而不染”）。若将老师之是非定于一尊，弟子又将如何超越老师呢？

贺先生的开放立场还与黑格尔的影响有关。贺先生固然倡导直面哲学本身，但深受黑氏影响亦在情理之中。黑氏谓真理乃一整全过程，个体之所得，充其量不过是真理之局部；局部之真理颇似“盲人摸象”，仅得一端，当然不能定于一尊。故追求真理者当具开放心态，不可画地为牢。

贺氏的教育理念虽寥寥数则，却直中要核，且极具哲学意蕴。

知、情、意相融

陶行知先生认为，真正的教育家须将“知、情、意统一起来”。贺先生当然熟稔“知、情、意统一”的哲学内涵，他在教育学层面虽未言及此，但一生躬身践行了这个理念。

在教育实践中，贺先生做到了“授知融情”。贺先生学贯中西，乃学界翘楚，故能吸引青年才俊汇聚门下。任继愈曾回忆，贺先生在西南联大授课时，曾到其他学校兼课，当他回返西南联大时，好几名同学主动转学，跟随贺先生进入西南联大哲学系。张世英先后在西南联大经济系、社会系就读，直到选修了贺先生的哲学概论课，才找到自己的目标，最终转入哲学系。

贺先生缘何有此魅力？“是贺先生讲课的技术特别高超吗？当然，就这方面说，贺先生也是一位好老师；但就讲课技术而言，即使当时政校教师中比贺先生好的也不乏其人。”（陈修斋《回忆贺麟先生》）陈修斋先生认为，贺先生具备“一种难以言传的、以自己对所讲内容的真诚而潜移默化地感动人的精神力量”。譬如谈及晦涩的黑格尔思想，贺先生即以浪漫抒情的文学语言表达出来：“莲之出淤泥而不染”即为其对“对立统一”和“扬弃”之辩证法思想的恰切解释，其中既有贺先生的独特理解，又含其对传统文化的温情（以“中”通“西”），颇能引起学生共鸣。

贺先生“上课采取闲谈的方式”（陈修斋语），他总是娓娓道来，这种平易近人的授课方式拉近了师生的情感距离，能抓住学生的心，使学生处于自由的状态。诸弟子回忆恩师授课之场景，皆以“如坐春风”描述之，其向往之情，溢于言表。此亦为贺氏“授知融情”之日常体现。

贺先生的“授知融情”还表现在其崇高的师德上。梁存秀在《回忆吾师贺麟》一文中提到，《小逻辑》第二版出版后，北大研究生班的同学通过党支部书记请贺先生为他们讲解此书，并准备付给他若干讲课费。贺先生欣然同意授课，讲了六次，但是他拒绝接受课酬：“我是北大的教授，你们是北大的学生，传授学业是我应尽的职责。我谢谢你们，但绝不能收这个报酬！”拒绝授课费的背后，实则融入了贺先生尊重知识、尊重学生的高尚师德，这当然是伟大的情感。

在教育实践中，贺先生也做到了“以情涵意”。范进在贺先生120周年诞辰会议上，道出学生们的共识：贺先生“仁智”并举。先生之智，世人言之甚多，姑言其仁。仁者，爱也，发而为情，则表现为对弟子的宽容之情、佑护之情与“坦诚之情”。

西南联大时期，贺先生家中常有学生造访。据汪子嵩回忆，几位同学曾就“黑格尔哲学到底该联系朱熹还是王阳明”的问题与贺先生争辩起来，让老师有点不高兴。然而，下次同学到家中上课时，贺先生依然尽量帮助同学，贺师母还给同学做点心吃。20世纪70年代中期，仅有中专文凭的张祥龙问学于贺先生，贺先生不但予以系统指导，更以平等、亲切的态度与其交谈，“他眼中没有我的幼稚、偏执和可笑，而只有那慢慢显露出来的精神生命”（张祥龙《我与贺麟的师生缘》）。贺先生对学生的包容、宽容之情可见一斑。

自西南联大返京后，贺先生曾担任北大训导长一职，在这个岗位上设法保护学生。无怪乎北大学生自发地送锦旗给贺先生，上书“我们的保姆”五个大字。贺先生主持的“西洋哲学编译会”，最初几名成员中，汪子嵩、邓艾民、黄楠森三人都是地下党员，有人向贺氏告状，他置之不理，佑护之情尽在其中。

贺先生历来对学生坦诚相待。新中国成立前夕，贺麟先生被国民党列入首批“转运”名单，汪子嵩受命挽留先生，不惜“冒险”说明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贺先生不仅对国民党当局守口如瓶，且最终接受学生的建议留在大陆。任继愈回忆了先生的另一种坦诚：贺先生谈到曾国藩与其师倭仁交换日记的美谈，故邀任继愈同其交换日记，以此相互促进。日记作为私密之物，贺先生却能于弟子面前敞开心扉，毫无遮掩。

情感背后，蕴含深意——贺先生并非毫无原则地滥用情感，他始终将情感与激发学生追求真理的意志结合起来。换言之，无论学生是何种身份、有何种立场，只要以追求真理为务，贺先生都是支持、鼓励的。洪汉鼎遭遇坎坷时，贺先生给予力所能及之帮助，并用工整的蝇头小楷写信鼓励：“你今后能以古典哲学为重点，深入系统研究，很好。但须知德国古典哲学与生活实际关系密切……”关爱、鼓励学生追求真理之意，尽在情感之中。

在教育实践中，贺先生还做到了“以意进知”。意即意志，按康德的说法，即是自己实现自己对象的能力。因此，“以意进知”，首先表现在“主体在实现自己对象过程中的学习能力”。贺先生本人即“以意进知”的典范。他在研究德国哲学时就立下了翻译黑格尔哲学的“意志”，此意志被他视为哲学意义上的“自由尽性”之事。在耳提面命中，弟子亦被此“意志”（指“翻译著作”）所感染、调动。譬如，杨祖陶为完成此黑格尔的《耶拿逻辑》，八十岁高龄仍在“劳作”，在完成老师“意志”之时，也尽了“己之性”。

“以意进知”也表现为“意志”激发“干劲”。持“心学”立场的贺先生，认同美国哲学家詹姆斯“信念产生干劲”之信条，故而尽量鼓励学生。叶秀山北大毕业后，在贺麟先生“麾下”工作。叶秀山一度对美学产生兴趣，欲离开哲学所。贺先生“拦”住了他，并告知他毕业分配之原委：叶的毕业论文未得到指导教师郑昕先生的认可，成绩只同意给“中”，故未能留在北大。贺先生认为叶脱稿亦能把问题说清楚，故坚持给了“良”，并将其调到中国科学院哲学所。贺先生还劝他，“研究美学要有哲学史基础，你先在这里学一年哲学史，一年以后再考虑转”（叶秀山《我是怎样喜欢起哲学来的》）。此种意志上的鼓励对叶秀山影响极大，诚如叶氏所言，“他当时这一拦，对我以后在学术道路上的进步关系太大了”。换言之，叶秀山的“干劲”是被贺先生激发出来的。

贺麟的部分著作、译作 资料图片

“以意进知”还表明“追求真理”之意志。20世纪30年代，贺先生作《德国三大哲人歌德、黑格尔、费希特的爱国主义》，旨在以追求真理的理性精神启蒙并激励国人，此书读者对象不仅限于学生，而是针对四万万同胞，故其教育作用大矣。又，贺先生所秉持的“读书当追求真理”亦是一种意志，此意志俨然成为一种精神，传承于其弟子间，亦传承于未曾谋面的“私淑弟子”之中。

“立功”“立德”“立言”是古儒追求的“三不朽”。若从教育的视角观之，贺先生的“师功（人才培养）”“师德”“师言”之成就，皆达到了相当高度。

（作者：郭继民，系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