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 1977级

      林家彬，1978至1982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获工学学士学位。1982年就读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系，并于1983年10月公派至日本东京大学留学，1989年3月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研究生院工学研究科土木工程学专业，获区域规划方向工学博士学位。1990至1995年，就职于联合国区域开发中心，任研究员。1995年8月至今就职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现任社会发展研究部巡视员、研究员。

求学之路：河南乡村到日本东大

   1977年，林家彬20岁，正在河南农村插队。

林家彬是北京人，文革时跟着父亲所在的中国农科院某研究所迁转到河南。在河南上完中学后，他和同龄人一样到当地农村插队，也一样确信自己会扎根在那里。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林家彬看到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考完后我觉得发挥得不好，没希望了。结果通知说过了分数线，可以上大学了！”林家彬如是回忆当时的狂喜：“我插队的村子离家将近30里路，知道消息后我就骑上自行车往家里飞奔，天黑路暗，差点撞上前面的一辆驴车。赶车的说，你心里有事儿吧？我确实心里有事。”

林家彬的心事就是上大学，但当时他还不知道，自己考上的是全国最好的清华大学。通知书发下来，林家彬被清华大学建筑工程系录取。

77、78级的大学生大多因为文革浩劫而耽误了学业，对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自然格外珍惜。林家彬说当时同学们都是拼了命地学习。“每天吃完早饭，有课的上课去了，没课的就一窝蜂地往图书馆、自习教室飞奔。”他和同学们都只有一个念头：争分夺秒，抢回失去的青春。繁重的课业之余，林家彬还担任了班级体委，并加入校田径队的全能队，艰苦的训练磨练了他的体质和意志，也为以后的学习和生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土木工程系学习期间，谢文蕙老师主讲的“建筑经济学”成了转变他人生道路的一门课程。这门课让他明白，原来经济学之于土木工程，绝非算算钢筋混凝土用量那么简单。课上谢老师的一句话，深深地震动了他：“靠计算节省不了多少钢筋水泥，决策失误才是最大的浪费。”“决策失误是最大的浪费”，在这句话的震撼下，报考研究生时林家彬决定改学经济学，并由此获得了国家公派留学资格。在清华经管系打了半年基础，又到设在大连外国语学院的国家教委出国人员培训部补习了半年日语，他漂洋过海来到日本，成为东京大学工学科土木工学专业的一名研究生，主攻区域规划。当年那个在公路上差点撞到驴车的青年，没想到自己竟然跑得这么远，并最终跑上了研究“决策”这条路，一跑就是三十多年。

在日本的求学岁月里，林家彬幸运地成为了著名学者中村英夫教授的第一位中国弟子，接受了中村先生长达5年的耳提面命。后来担任过日本土木学会会长、世界交通安全学会会长等要职的中村先生 “外号‘瞬间热水器’，是出了名的急脾气，对学生很严厉，但心地特别善良。”有一次林家彬汇报研究进展时有个概念没弄清楚，还与先生争辩了两句，惹得中村先生拍了桌子。拍桌子归拍桌子。到了下午，刀子嘴豆腐心的中村先生又专门给林家彬打电话，邀他一起吃晚饭，安慰了他一通。日本大学的特点是导师对学生的学术乃至人生都有决定性的影响，中村先生的严格要求训练出了林家彬严谨的学术作风，他现在对待工作也如当年中村先生一般严格。“但我跟他性格不一样，我脾气好。”他半开玩笑地补充道。

影响国策：成就感来自为国为民

从东大获得博士学位后，林家彬进入位于日本名古屋的联合国区域开发中心任研究员，主攻与中国发展相关的课题。在工作中，他与现在的工作单位——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有了不少合作机会。接触促进了解，了解产生信任，信任催发认同，林家彬开始考虑回国。

很多人劝他，在日本十多年，刚刚站稳脚跟，何苦要回去从头做起？

“我从没想过不回国，国家派我出来学习，回去是理所应当的。”他如是说。1995年7月，在日本生活了12年的林家彬回到中国，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这是一个国务院下属的决策咨询机构，主要针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开展研究。

十几年前谢老师的那句“决策失误才是最大的浪费”，再次成为林家彬的研究宗旨，但这次他所面对的不再是某项工程的统筹规划，而是一个国家的国计民生。

“我们的日常工作，归结起来就是三个研究步骤——去发现主要的问题是什么，问题的原因是什么，怎么办。”林家彬介绍说。发展研究中心的课题主要有两类，一种是研究员依据个人关注上报并获批的，另一种则是上级布置的任务。“比如去年3月连出4起大的矿难和安全生产事故，主管安全生产的张德江副总理要求我们马上成立课题组，研究怎么搞好生产安全问题。近两年中小企业由于内外环境的重大变化而面临重重困难，比如说出口加工型企业由于人民币汇率升值利润空间被极度挤压，很多企业想转型却不知道怎么做，今年4月张副总理指示中心研究中小企业发展问题，我又被抽调去参加这个紧急的课题。”

从发展预测研究部再到社会发展部，林家彬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十多年，研究对象涵盖了许多曾成为报纸头条的社会热点。曾经参与的关于房地产税的方案设计、关于住房保障的制度设计，以及近两年的关于安全生产问题和扶持中小企业发展问题的研究，均在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时发挥了影响。“自己的研究能与当前国家经济发展紧密相关，成果能对国家决策起到参考作用，这是我工作最大的成就感。”林家彬的语气中有着淡淡的自豪。

敢讲真话：耿直学者的社会责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绝大部分研究成果都要上送高层决策者，林家彬在自己的工作中始终坚持求真求实，保持着作为学者的执着与责任心。

林家彬说，自己的直言不讳，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发展研究中心前辈的影响。他所在的社会部的前任部长丁宁宁，毕业于清华电机系，与林家彬同为77级，但老丁是属于“老三届”的老大哥。丁部长有个绰号叫“丁大炮”，素来以心直口快，敢讲真话著称。“不管你是多大的领导，只要说得不对，当场就敢批评。”

林家彬说，这位平时和他交流颇多的丁部长，给了他很大的支持和启示。“干我们这行要敢于针对当前的政策提出自己的看法，尤其是问题和不足，再通过调查研究找出解决的方法，这是我们的职责。”在丁部长的影响下，林家彬也把“讲真话”作为自己的使命。

2003年，“城市经营”在我国成为热潮。一些城市政府以此为幌子，采取出让土地、转让公共设施经营权等方式获取资金，扩充财源，却忽略了“城市经营”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提高公共服务效率。当时社会上有不少人力挺这一新生事物，连林家彬的经济学启蒙者谢老师也向他推荐了这方面的一些资料。

“我看了以后，觉得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虽然跟老师看法不一样，但还是要写出来。”通过观察一系列现实事例和冷静的分析思考，林家彬认为，中国的城市经营是以筹集资金为主要目的的，损害了公众的利益，负面作用很大。

林家彬的分析得到领导的支持，他撰写了一篇题为《对“城市经营热”的透视与思考》的文章，提出城市经营从实质内涵分析，可分为“资金获取指向型”和“服务效率指向型”两类，我国目前的城市经营热以“资金获取指向型”为主导，兴起的内在动力是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的不对称和土地制度的内在缺陷。这种城市经营存在和引发圈地卖地热、损害农民利益、牺牲居民的福利水平、加大企业负担等方面的道德风险。需要从重构中央与地方的行政、财政关系、改革征地制度、提升城市公共决策中公众参与度等方面进行努力，防止城市经营走入歧途。这篇不长的文章得到了中央领导的批示，也改变了社会上对城市经营的“一边倒”看法。

当然，研究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林家彬的提案也有不被领导认可的时候，但他从未因此放慢思考的脚步。他坚信，一个研究者最宝贵的品质就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研究也好，工作也好，都得对社会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我的工作需要以一副挑剔的眼光，看待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和政府出台的政策法规。找寻其中的问题，并且敢于把它写出来，负责任地写出来。”

“温总理前段时间与企业家谈话，说企业家要流淌道德的血液。我们经管学院培养的学生，有的会成为企业家，有的会做职业经理人，还有的会和我一样做研究。但无论做什么，社会责任感都是一个必要的前提。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不仅传授给我们经济管理的知识，还帮助我们在道德修养方面有所提升。不仅要做一个有能力的人，更要做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林家彬感念学校对自己的培养，他因为是一名清华人而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他也对年轻的学弟学妹们抱着殷切的期许。

采访时间：2011年9月13日

采访地点：清华经管学院舜德楼220会议室

采访：邢立君 王万忻 荀多多 王迪（学生记者）

撰稿：王迪（学生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