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我21岁,是河北省张家口市邮电局的一名工人,每天骑着一辆旧自行车上班,月收入20元。虽然已经粉碎了“四人帮”,但未来会怎么样,谁也想不清。按照长辈们的经历,我自己的未来是很清楚的:再过一年就出徒,两年后达到一生的“顶点”——二级工,每月挣36元,一直到老。由于我喜好无线电,还时常帮邻居朋友修收音机,日子比其他同龄人稍微丰富一点。
1977年10月,报纸刊登全国恢复高考的消息,全社会一下子沸腾了,考试上大学,这可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事。于是,我和很多年轻人报了名,准备考试。那时候什么复习资料也没有,一位好心的同事从家里给我找来一本让耗子咬坏了的“文革”前的高中数学书。尽管每页都缺一块,但我也当宝贝看。还有人找到些“文革”前的高考题,也是用复写纸抄出来的“手抄本”,由于抄拓的次数过多,有些字都认不出来了。
考试结束后一个多月,我收到了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的录取通知书,单位炸开了锅。可是大家都不明白“工程物理”是学什么的,都猜是盖房子的。
1978年3月,我到清华大学报到,成了著名的“77级”的一员,据说当年全国平均录取率不到5%。我们班里最大的同学32岁,最小的还不到16岁。大家对上大学的机会非常珍惜,怀着对生活、对社会、对整个国家的美好愿景,发奋苦读,如饥似渴地吸取各种养料。
当时学校图书资料匮乏,图书馆仅有的几本微积分习题集都被借走了,我们便拐弯抹角地找到借书人,约好时间,在他还书时,马上借过来。以后全班同学轮流续借,一个学期里,这本习题集没出过我们班。我们如饥似渴地读书学习,每天往返在教室、食堂、宿舍之间,晚上在教室看书看到半夜。老师们很感动,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学生。学校担心学生身体劳累,强制教室晚上9点熄灯,就连唯一一个号称“不夜城”的主楼3区208教室,后来也关了。为了督促学生锻炼身体,学校每天下午4点准时广播,大喇叭震天响,没法看书就只能去运动了。
1988年10月,我毕业获得博士学位,设计并成功研制我国第一台实验工业CT系统,开创了我国工业CT的新研究领域。2000年,我成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04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回想起来,在清华学习的那段日子是我一生中受益最多的时期,我得到的不仅是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人格的塑造,终生学习和探索的能力。“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爱国奉献”的传统,“行胜于言”的校风,都成为激励我前进的巨大动力。
来源:《中国教育报》2008-1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