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 1986级

1986年新生入学报到的时候第一次坐校车从南校门进入清华园，感觉校门很大，南北干道很宽，校园很深；迎新站的老生也特别多，好多人举着牌子和旗子围着校车喊系名，感觉很热闹，也很亲切。此后每年新生入学，只要有空我都会去迎新现场，那种感受至今还在。

入学后第一次了解到美国人为了培养亲美的中国精英而利用庚子赔款建了清华，心中五味杂陈，我想，这恐怕是清华对我最有影响的教育了。而礼堂门口草坪南侧日晷座上的“行胜于言”和三教外墙上的“严谨、勤奋、求实、创新”当然对我的人生原则、做人处事方式影响也很大，但想起来，庚子赔款的历史背景赋予它们更加厚重的内涵和强大的渗透力。

入学后和同学们关系处得很好，都是年轻人，几乎无所不谈。八十年代学生生活跟现在相比相对单调，至多有个随身听，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没有游戏机，甚至一座宿舍楼只有一部固定电话，一层楼共享一台电视机。但是这更加有利于我们班上的同学一起游乐、学习。班级会组织一些集体的周末郊游、节日联欢、文体比赛，或者党团组织活动等。我担任过班长和班上的生活委员，主要是为同学服务，平时组织一些活动，每个月给全班同学发放粮票和生活补助，因此跟全班同学联系的机会最多。

如果问问那个时代的校友，就知道大家最喜欢“卧谈”：宿舍熄灯后，同宿舍的同学神侃，有时候还有隔壁宿舍同学参加，话题无所不包，海阔天空，有争论、有调侃、有切磋、有宣泄。这种环境中大家彼此毫无保留，无所顾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宿舍文化。

寒暑假放假回家，互相之间还是喜欢多多联系，那时候没有电话和网络，要说时代特色当数“鸿雁传书”，彼此联系要通过书信来往。我每次假期都会收到不少信，大家交流假期回家后的体会，诉说思念之情，有时也借这种形式把过去一个学期发生的不愉快消除掉。现在时常拿出来翻看，时而沉默、时而微笑，这才是“青春的纪念册”啊。

很快就说到毕业了，我仍然记得本科毕业时，作为预备党员参加的一次组织生活的情况。当时，同学们面临毕业，毕业后的去向成了那次组织生活的主要话题。记得我当时讲了这么一段话，大意是：当年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劝谭嗣同一起去日本。谭嗣同说，没有人出走，将来就没有希望了；没有人留下，我们的君主怎么办呢？（“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天同学们分手，情况自然和当年戊戌变法绝然不同。但是，有去有留的道理却是一样的。我们中间相当一部分同学要到国外深造，将来很可能不会回来了。如果大家都这样，我们的国家怎么办呢？我愿意留在国内，做个坚定的留守者。这个国家总得有人来建设，有人愿意为此做出牺牲。我留在国内打基础，等到同学们学成了，国家也发展了，到时候你们回来条件要好得多。

二十多年过去了，情况确实如我当年所说，我们的相当一部分同学留在了国外。真正在国内工作的只有一半左右。留在清华大学工作的电子系86级本科毕业生只剩下包括我在内的两个人。国家的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过持续多年的高增长，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都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我个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虽然很微弱，但深感欣慰，因为我亲身参与了整个过程，为了这个国家、为了这个学校尽了自己的绵薄之力，兑现了自己当年的诺言。随着国内环境的改善，我的同学频繁往来于中美之间，经常有见面的机会。他们的发展也非常令人高兴，相当一部分已经事业有成，正在考虑回国干点什么，为国家做一点事情。有些已经通过千人计划、百人计划等陆续回来了，或者带着资金和技术回国创业来了。他们对国家的贡献也一定会很大。

二十年弹指一挥间。回想起来，当年组织生活会上的发言，虽然稚嫩，倒也成了我这么多年一直坚持的准则。或许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坚持，使得我能够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始终沿着一个方向努力，避免了太大的动荡和起伏，也躲过了太多的诱惑和陷阱，算是一种幸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