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 1989级

一分钟谈话决定博士后学历

我于1994年7月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本科毕业后直接到清华大学核研院直接攻读环境工程专业博士。因为我所在的教研室同德国有科研项目合作，1996年8月我被派到柏林工业大学环境技术学院做高级访问学者，1997年5月1日回到清华继续博士学业。

我在德国期间给柏林工业大学的导师、同事和大学外事办的Skurski女士都留下了较好的印象。1998年10月德国导师Jekel教授再次来清华期间，我向他提出了1999年4月博士毕业后到德国从事博士后研究的请求，他一口答应，并表示帮我找资金解决博士后期间的研究和生活费用。我们2人的谈话不到一分钟。

1998年11月，Jekel教授给我回电子邮件，说我的研究经费可以来自他的科研经费，大学外事办的Skurski女士同意承担我大半年的博士后期间的生活费用。因此我1999年4月博士毕业后，参加完4月25日的校庆，26日早上离开清华大学1号楼宿舍，飞往柏林。6月初，我妻子也赶到柏林。我们是1998年4月网上认识，11月在北京结婚的。

一次考察决定投身环保产业

我们夫妻2000年2月回国后就面临着如何找、在哪里找工作的选择。首选地还是我们熟悉的北京，但是几十份求职邮件都石沉大海。3月份，我在核研院学习期间的教研室同安徽国祯环保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该公司刚组建不久，希望同清华大学合作，获取一些科研成果，同时也急需环保专业人才，因此，教研室主任吴天宝老师把我推荐了过去。

4月，我就到合肥考察。公司成立了快2年，原来从事热电行业，年营业额有6000多万元，2000年初收购了国营企业中联环保设备厂，从而获得了进入环保行业的基础资源。公司总经理左毅先生鼓励我走出象牙塔，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左总当时只有33岁，已经担任总经理1年多。谈话中，我感觉到左总气度格局很大，为人实在。虽然这次考察没有见到公司老板李炜（他当时在国外），但是从大胆任用左总，就可以想象到其气魄和胸襟。因此，2天考察后，我就定下了离开熟悉的北京到无亲无故的合肥工作的决心。妻子也随后到合肥工作。

我们在合肥努力工作，2001年在我的带领下，公司开拓了云南市场。从2001年11月，我第1次孤身1人走出昆明机场都不知道往哪儿去，到2003年公司在云南市场的销售额已经达到几千万元。公司也快速发展，从纯粹的环保设备生产逐步拓展到环保工程投资、设计、施工、运行管理等。我在高校学习环保10年积淀的书本知识也逐步转化为实践经验。

合肥的生活也很快乐，没有北京等特大城市的堵车等烦恼。我的女儿2003年4月生于合肥。

进入2002年，公司人事有较大变化。左总不再担任总经理，到集团公司担任副总裁。公司新的管理者的思路和作风，我有些不太认同，工作中有些困惑，特别是进入2003年下半年，更逐步感觉到公司的管理问题较多。

两席话开启公务员生涯

2003年11月中旬，我请了3天事假，到妻子老家广西柳州办事。事情很快办完，朋友开车带我到广西首府南宁去玩，晚饭上认识了广西建设厅厅长宋继东。大家聊了一会，我简要介绍了自己学习和工作情况，没有想到宋厅长当场邀请我到广西建设厅工作。我非常惊讶，稍考虑了一下，当场推辞说，我可能不合适，并解释因为我的性格太直率，我在清华的博士导师之一张坤民老师（我读博士时，他任国家环保局副局长，兼职指导我）就在1998年9月专门告诫我博士毕业后，不要到政府部门工作。因此，我找工作时就根本没有考虑过到政府部门工作。但是宋厅长耐心地劝说我，鼓励我到政府部门的广阔天地发挥聪明才智。

回到合肥，我和妻子商议后，都认为我还是继续在企业从事环保技术和技术管理工作比较合适，如果对公司不满意，可以考虑自己创业，可是创业又何其困难！

没有想到1个月后，12月中旬，宋厅长打电话再次邀请我，并安排人事处长给我打电话，询问调动事宜。盛情难却，我只好说过完年后过去工作，但是内心却非常矛盾。

那段时间，公司邀请了中山大学的管理学博士后丁汉鹏先生对公司进行诊断，寻找公司的管理漏洞，帮助提出公司未来的发展规划。此项工作，在公司内部由我牵头对接。丁博士很忙，只能利用节假日从广州过来工作。2004年1月1日元旦放假，他傍晚从广州飞到合肥，我陪他吃晚饭。席间，因为知道他还有半年就要结束博士后研究，我关心地询问他计划博士后出站后到哪里工作。他说头一天晚上还同朋友商议，曾经考虑到政府部门工作，但是他已经38岁，没有了年龄优势，所以研究后决定放弃此想法。他突然说，你可以到政府部门工作呀，你的学历和年龄优势很大（我当时不满31周岁）。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我就让他详细解释一下。他给我谈了大半个小时，说政府部门现在很重视人才，到政府部门工作可以实现一些个人的理想和抱负等。我很认可他的说法，说了我的处境，他建议我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又同我详谈了1个小时。晚上我们夫妻再次商议，并考虑到公司的现状，一致同意到广西工作。当然，还有一个考虑是我妻子是独生子女，岳父岳母从柳州来合肥交通很不方便。到广西工作，家庭也可得到照顾。

1月2日早上，我就主动给宋厅长打电话，表示感谢和接受邀请，春节后到广西工作。没有想到的是，他说，前些天感觉我有些犹豫，厅党组又专门开会研究了，决定让我直接担任科技处处长（2003年12月中旬打电话时，是拟让我担任科技处主持工作的副处长）。我于3月25日到任履职。鉴于我工作努力，小有成绩，并考虑到我先后在环保领域学习和工作了14年，2009年11月，我被调离广西建设厅，提拔为广西环保厅党组成员、总工程师，2011年12月又转任为副厅长至今。

机会不总是上天赐予的

我是1989年8月从湖北十堰老家考上清华大学的，至今25年的经历是先北上清华和德国求学11年，再南下合肥和南宁工作14年。无论是在学术界学习和研究，还是在企业、政府部门工作，我最大的感受一是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二是对待工作和生活必须要有真心、细心和耐心。

在本科阶段，我的学习成绩在班级属于中游，因此，1993年9月确定环境工程系内直博直硕名单时，我并不够资格。10月下旬，老师突然通知核研院有1、2个读环境工程专业直博的名额。我琢磨了一下，在可能去读的几名同学中按成绩排名，我比较靠前。思考了一个中午，我就立即主动去办公室拜访核研院的导师云桂春教授和教研室主任吴天宝老师，我们谈了1个多小时，双方都很满意。于是，只用了半天的时间，我就做出了去核研院读博士的决定，云教授也决定招收我这名学生。现在来看，云教授和吴老师满意我的原因还是通过面谈，看中了我的综合素质较高，这要得益于我在本科阶段虽然学习成绩中等，但是阅读了大量的人文专业的书籍：“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有了本科阶段4年多勤奋学习的积淀，才能有1993年10月底同云教授的成功谈话，再加上自己读博士期间的努力，才有1998年10月的同Jekel教授的一分钟谈话决定了我的博士后学历。

2004年2月下旬，广西建设厅在没有通知我的情况下，派2名人事干部专程到北京清华大学调查我的档案。调查过程出奇地顺利：出租车司机把他们从首都机场直接带到清华大学核研院办公楼门前；虽然我已经毕业5年，核研院办公楼的门卫还记得我的名字，直接带他们去找教务科的老师，老师找出我的学习档案给他们查阅。然后他们又飞往合肥，先到合肥市委组织部调查。我正好在2003年底被合肥市委组织部评为“合肥市(青年)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市委组织部找出考核我时的30名同事的谈话记录给他们看，他们阅后说，感谢合肥市委组织部帮我们广西建设厅考核了该同志。然后，他们才电话通知我，告知我要到公司来考核我。前面这些情况都是事后他们告诉我的。

另外，安徽省大企业工委1998年就有正式的文件将国祯集团明确为相当于副厅级单位，按此套算，我在公司工作，相当于副处级已经3年多了，提拔正处也符合时间要求，再加上有合肥市委组织部2003年底的正规考核，2004年3月广西建设厅任命我为处长就名正言顺了。

我经常想，如果没有我在清华大学10年的勤奋学习和在合肥3年多的努力工作，广西建设厅对我的考核和任命或许就没有这么顺利了。

真心就是对工作和生活要真心诚意地付出，不怕吃苦。回忆这些年的工作，我曾为了准备投标文件，连续几天加班工作，没有洗澡，衣领黑丑；我曾忍受着味精厂刺鼻的氨味，冒着生命危险（可能被熏晕）去提取实验水样。2001年10月，我带领公司几名员工乘汽车出差，主动将有安全带的座位让给同事并叮嘱其一定要系好安全带，结果途中汽车发生侧翻，全车就我一人受伤，锁骨骨折躺在床上一个多礼拜。此事故也提高了我的保险意识，不久我就购买了每年缴纳近2万元保费的人寿保险。

细心就是工作必须严谨。2002年初，我代表公司到昆明参加一个项目的投标。全英文的投标文件足足准备了一个多月，当我到达昆明，当天晚上10点再次检查投标文件时，突然发现银行保函中有1个字母打印错了：on打印成了in！我没有放过这个可能都没人能察觉出的错误，马上电话联系合肥的银行说明情况，让银行修订后重新打印签字盖章，又找次日早上的飞机托运，这才在中午及时拿到了新的文件，保证了那次中标。我亲眼目睹过因为几秒钟的迟到，使得几个月辛辛苦苦制作的投标文件付诸东流。我亲身经历过因为报价千分之四的差距惊险中标。

小孩子出生时互相没有大的区别，可几十年后的差距却很大，差距正是由对一些小细节不同的态度逐年放大导致的。

耐心就是对工作要有一定时间的坚守。换工作不是不好，尤其机会来了还是要把握。但是，如果没有三、四年的坚持，恐怕很难做出能拿得出手的成绩，这对未来的发展甚至是自己的自信都很有很大的影响。

清华大学培养了我们严谨的作风，但是也使我们容易只顾细节，有时忽视了大局，导致清华的学生总体上谦虚有余，气度格局不够大。建议学校要加强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培养学生的大局观和宏观意识、担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