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馈母校

张宗植先生照片

       对于张宗植先生，清华学子并不陌生，他是清华的杰出校友，“一二·九奖学金”的捐赠人。

2006年，学校老领导贺美英老师为《张宗植纪念文集》撰文，详细讲述了“一二·九奖学金”设立始末：

我最早知道张宗植先生是在1987年，当时我在学校主管学生工作，听蒋南翔老校长（当时他在北京医院住院）说起他们“一二·九”时期的同宿舍同学，小同乡张宗植先生是旅日华侨，在日本做企业，改革开放后回来取得联系，要捐款30万美元，设立“一二·九奖学金”，奖励优秀的学生和教师。这在当时是学校得到的最大一笔奖学金基金，由校友会将其存入中国银行。这对青年学生的学习和青年教师的工作将是重要的帮助和支持。我们都感到非常振奋，对奖学金名称、获奖条件、评审办法和奖金金额、监管人等都做了详细的规定，并征得了张先生的同意。到1988年11月第一次颁奖会时，张宗植先生和夫人春江女士应邀参加。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张先生个子不高，精干儒雅，文质彬彬，为人谦和，完全不像大家想象中叱咤商海几十年的企业家。在颁奖会上，他讲话简短深刻，鼓励同学们为国家振兴努力学习。他讲话虽然细声慢语，但内心却蕴藏着一股巨大的热情。我们感谢他对学校的支持和对学生的关怀，他却感谢学校给了他一次为青年做点事的机会。

贺美英教授2004年春天赴日访问时与张宗植学长夫妇合影

张先生非常重视“一二·九奖学金”的工作，把它作为一项事业来做，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虽已80多岁，但身体尚可，他每年回来参加颁奖会，总要精心准备讲稿，给同学讲话。对获奖学生和青年教师情况，也认真了解，对学生取得的好成绩感到欣慰。90年代中，当他了解到由于物价上涨，银行利率不断降低，奖学金金额偏低，获奖学生人数也不得不减少等情况后，他又千方百计想办法，筹集资金，两次增加奖学金基金，使基金额达到60万美元。2000年以后，他知道人民币对美元面临升值压力，又写信来建议把美金换成人民币，以减少损失。2004年春天，张先生希望把“一二·九奖学金”基金增加到100万美元，即再筹集40万美元，他把自己在新加坡的所有存款全部捐出来只有25万美元还不够40万美元。他的行动使他的秘书小出栗女士非常感动，小出栗女士是日本人，和张先生共事几十年，他非常钦佩张先生的为人，也为张先生对母校，对青年的深厚感情所感动，她也把自己存在新加坡的15万美元捐献出来，这样就凑够了40万美元，使“一二·九奖学金”的基金总额达到100万美元。他给校友总会承宪康老师的电话中，还说他今后还想继续想办法，使“一二·九奖学金”基金达到129万美元。2004年5月我访问日本时去看他，他身体还好，每日还乘地铁上班。我代表学校送他一幅芦荡白鹤的水粉画，庆贺他90岁生日，祝他健康长寿。那时他眼睛黄斑病变，已看不太清楚，但他拿着画非常高兴。他当时也说起他还准备努力把奖学金基金增加到129万美元，但万万没想到，当年11月6日他突然去世，他留下的遗憾，只有我们基金会今后努力增值基金，逐年使“一二·九奖学金”基金达到129万美元了。

张宗植先生并不是一个腰缠万贯的大老板，他是靠劳动所得的高级管理人员，他自己的生活非常俭朴。90年代初，我访问日本时，曾到他“洗足池”畔的家中看望他，他家周围的环境很好，正像他在《海天一色》文集中《洗足池波影》一文中所描述的。房子是二战日本战败后，以很便宜的价格买下的，至今已50多年，房子已有些旧了，一点都不豪华，陈设简朴、雅致，他有一辆汽车，但基本不用，他说怕上班堵车，另外养车花销也大，想把它卖了。他每天乘地铁上班。家里所有家务，包括收拾院子，都是夫人自己料理。他当时拿出50万美元的个人积蓄在清华大学（30万美元）和中国科技大学（20万美元）设立二项奖学金，而且后来又三次为清华追加“一二·九奖学金”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不是一般的慈善行为，也完全没有功利的目的，我们沿着他的人生轨迹就可以找到答案。

张宗植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初“九一八”事变后（1933年）来到北京，由表兄何凤元带他到清华大学旁听借读，（他1932年考清华大学，由于患肋膜炎体检不合格而未被录取）和何凤元、蒋南翔住在一间宿舍，他们都是江苏宜兴人，友谊很深。张宗植喜爱文学，他选修的课程都是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方面的，他晚年出版的《樱花岛国余话》《比邻天涯》《海天一色》等几部书，文字优美，文风清新，受到在我国文学界有很大影响的他“一二·九”时期的朋友端木蕻良、韦君宜、王作民以及未曾见过面的著名作家、诗人徐迟的赞扬和推荐。可见他的文学功底和水平了。但是在那个山河破碎，国家危亡的30年代，美丽的清华园里真是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受何凤元、蒋南翔等人的影响（当时何凤元、蒋南翔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先后担任过清华地下党的支部书记），他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和“社会科学研究会”（简称“社研”），在学校参加了进步刊物的编辑，他与“一二·九”时期的热血青年，为追求真理结下了深厚友谊，也形成了他们的人生理想：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复兴，为国家的富强而奋斗。由于积极参加“一二·九”运动，他遭到国民党反动派逮捕，被押解到南京。后经家人多方营救，得以出狱，家里把他送到日本念书。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回到国内，先后在民生公司和广大华行工作，这两家公司都是爱国进步的公司，为抗日筹集资金和物资。抗战胜利后，他被派往日本工作。1949年新中国成立，广大华行解散，成为后来香港华润公司。他因已在日本成家，留在了日本。但他一直“身在海外，心向祖国”，关心着中华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改革开放以后，他才有机会又回到国内，他多次回来，每次都看到国家的新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他说，从外面看和在国外的感受，才更体会国家强盛的意义，才更宏观地看到国家的巨大变化和进步，以及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他为此由衷地感到高兴。他深爱自己的祖国，总觉得自己为国家做得太少。

1935年张宗植被捕后，就与“一二·九”时期的青年伙伴失去了联系，直到80年代才陆续联系上，他形容是“欣喜若狂”，唤起了他关注国家前途命运的纯真热情，回到那激情燃烧的年代，他说他想念最深的是在清华“一二·九”学运中的同志们，提到他们的名字“就活现在记忆中，有说不尽的亲密感，觉得心志相逢，无话不可谈。”因此他每次回国，从不安排参观名胜古迹、旅游景点，主要就是看望当年的“小朋友”。他多次看望蒋南翔、高承志、旷壁城、韦君宜、端木蕻良、王作民等，何凤元在文革中过世了，他多次看望何凤元夫人张滢华女士。老同学有病就到医院去看望，蒋南翔、韦君宜等同志过世后，他都写下了感人至深的纪念文章。对他们在为国家民族独立、解放和振兴中所做的贡献，对他们在教育、文学等领域取得的成就感到钦佩和高兴。他觉得他们做了他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他们是他理想的化身。他热爱这些同学，不只是“旧友相逢”，更是“理想与共”。当然由此他也热爱清华大学，这是他们学习知识的殿堂，是青春年少，确立理想的地方。他为学校每一点进步感到高兴，总想为学校做点什么。

设立“一二·九”奖学金，就是他自己所说：“为学校做点工作，给同学们一点小小帮助”的事情，是他对青年学生献出的一份爱心。他关心青年学生的成长，80年代末90年代初，只要公司离得开，他每年都来参加颁奖会。精心准备讲话稿，他说，当年他们读书时，“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现在同学们有了这么好的学习条件，一定要努力学习，好好做人，把“一二·九”时代青年们的理想继承下去，能为国家民族的富强做出自己的贡献。后来他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不能出席颁奖会，就写信来鼓励同学们。后来他眼睛不好，不能写信，就打电话来。他不仅关心在校的同学，东京清华校友会成立时，他也亲自去参加，大家选他为名誉会长。每次校友会活动，他想到参加的绝大多数人是在东京读书的留学生，很多要靠打工维持生活，因此他总是为活动捐款。只要身体可以，他也去参加活动，鼓励同学们学成后为国家多做一些事情。当他知道有一些同学曾是“一二·九奖学金”获得者时，就非常高兴和欣慰。他愿意和青年人在一起，把他们看成自己的希望。他希望清华的年轻一代，中国的年轻一代能把他们当年实现民族复兴，富国强民的理想继续下去，把他们还没有做到的事情继续做下去。这是他的厚望啊！

他爱学校，在这里开始了他的人生起步，形成了他的人生理想；他爱他的同学们，和他们一起追求真理、探讨人生、共同奋斗，在共同理想下建立了纯真的友情；他爱现在的青年学生，这是他的希望，希望他们能继续他们的理想。他曾说：“自己离祖国太久了，对故国和对中华民族应尽的责任没有做够。”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他晚年要把建立“一二·九奖学金”做为自己的一件大事来做，尽其所有四次捐赠基金，直到过世的前几天，还在关心奖学金。我们也更明白他为什么要把奖学金命名为“一二·九奖学金”。这一切都体现着他的大爱啊！这也是他想为国家为民族做的最后的贡献，尽最后的责任。

2002年3月，原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曾留学日本）胡和平回忆和张宗植先生交往的片段：

1991年12月初的一天，我作为青年教师“一二•九”一等奖获得者，参加了清华大学“一二•九”奖学金颁奖仪式。虽然过去对“一二•九”奖学金和张先生有所耳闻，知道张先生捐了40万美元作为奖学金，但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那天看到坐在主席台上慈祥可亲、温文尔雅的张先生时，觉得有些与众不同的地方，特别是听了他的讲话，我被他吸引住了、打动了。他的讲话不很长，谈了对获奖者的祝贺与期望，同时表达了他对祖国深深的眷恋之情。他谈到虽然他身居海外，但无时不在怀念自己的祖国，每当他回到祖国，就像小羊依偎在母亲的怀抱，接受着母羊的舔抚。我的心中涌现出了一种敬重、一种激动，也有了一种冲动，平生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请别人签字，拿起我的获奖证书请张宗植先生和森春江夫人签了字……第一次来张先生家拜访是在1994年3月，那也是我第二次见到张先生。……坐在张先生简朴、典雅的客厅里，我们沉浸在老朋友久别重逢的欢欣之中。张先生详细地询问了学校目前各方面的情况，表示了对学校极大的关心和关注，并提出再向学校捐赠款项的事。张先生已经退休，经济条件已不象过去，而他却计划将一部分房产卖掉，再向清华捐款。他将钱捐给清华，而不是留给自己的子女，这种举动除了“伟大”和“崇高”，我想不出别的词来形容。尽管我也向他转达了太阳成集团tyc33455cc副会长承宪康老师在我临来日本时交代过的，考虑到张先生目前的情况，不一定追加捐款的想法，而他却一点也不理会，他说他要尽一份力，让清华、让中国尽快地发展起来、富强起来是他惟一的心愿。交谈之中，他又将我们带回了他在清华的那些日子，他说他是感谢清华的，感谢清华所教给他的一切和对他的教诲。近70年过去了，他仍能叫出很多老师的名字，由此可以看出他对清华的感情。

张宏在《怀念我的父亲张宗植》一文中对张宗植先生的一生做了简要的概括：

父亲年轻时就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他在清华读书的学生时代，就积极参加“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前期活动，蒋南翔、何凤元、牛佩中、李一清等都曾是他当年志同道合、交往频繁的亲密校友；“七七事变”后，正在日本留学的他，毅然中止学业，回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他在武汉三镇参加了许多抗日宣传；到重庆后，他在民族资本企业的民生轮船公司为抢运抗日救亡物资曾废寝忘食地忘我工作；他为配合打通西南运输通道，曾亲自冒险乘小船去金沙江探查长江上游的航路；抗战胜利不久他奉派去英国学习海上保险，不久被党的地下商号——广大华行的老总卢绪章借调纽约，为保守革命的秘密，他对思想上一直志同道合的妈妈也守口如瓶，直到解放后卢绪章出任新中国的外贸部长，我们才恍然大悟：他一直是在为祖国的解放战争默默地做着工作。……70年代末祖国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他的积极促成，新加坡石油公司是第一批来华与石化部商讨联合勘探和开发海上油气田的跨国公司，此后他们的一系列业务活动，对我国海上油气田的勘探和开发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父亲一直对祖国非常有感情，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他对祖国的未来更是充满信心，1988年他第一次来中国科技大学颁发奖学金，我陪他参观合肥市容时，我说：“如果和东京相比，也许您会感到合肥的房子到处都是很低矮破旧的？”但父亲说：“我去过世界上许多国家，可以说没有一个国家象今天的中国这样欣欣向荣、到处都在建设，到处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气象……相信不久后，合肥将会是一个很繁荣美丽的城市。”他深信中华民族是个很优秀的民族，只要国家能保持和平稳定的环境，人们埋头苦干、努力建设，中国一定会很快富强起来的。他一直深信科教救国的道理，所以，尽管他平时的日常生活十分勤俭，处处精打细算，自己是八九十岁高龄的老人，却舍不得给自己的这个“空巢家庭”请个打扫卫生的“钟点工”，但为支持祖国科技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他却一掷万金，从1987年至2004年间，他先后5次，把自己多年的积蓄和退职养老金、连同变卖家产所得，全都无条件地捐赠给祖国的清华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设立奖学金基金。他常说：自己中年以后一直侨居海外，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没有多少为祖国出力的机会，所以晚年总想要尽力争取为祖国的科教事业出一点微力，这也是他长期以来的心愿。……曾有不少亲戚朋友劝爸爸说：“您把那么多钱都捐献给国家，也要多少留一点给您的儿女。”爸爸回答说：“父辈的家业，儿子可以心安理得地继承，这是封建社会的恶习”，“我从来不主张把家产留给儿女，因为这样会助长儿女们的依赖思想”，“如果儿女有困难时，最多也只能是‘救急不救穷’，一定要鼓励子女们自力更生地去努力开创自己的天地”，爸爸认为：“如果子女有能力，家产继承与否也无关重要；如果子女没有能力，留给他们金山银山也是没有用的。”

张宗植先生有一颗忠诚于祖国的心，他是一位赤诚的爱国者，清华人永远怀念他，祖国人民永远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