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追忆随笔之二

姥爷在我6岁那年去世，感觉是那么的遥远。但在帮三姨录入她回忆姥爷的文章时，却让我的脑海里浮现出儿时眼中的姥爷。那样清晰的一幕幕，仿佛在告诉自己，其实姥爷一直在你心里，对你影响甚深。是时候把这些点滴记录下来，以表达我对姥爷深深的爱和思念。

记忆中的姥爷，一个佝偻着的背影，一肩高一肩低。那副瘦得仿佛就剩下一把骨架的身躯，清矍，却有着一股向上的力量。就像一棵只剩枝桠的老树，却依然遒劲有力地望向天空。一张油和汗沁得已经看不出颜色的大书桌，一把绑了又绑看起来随时要散架的破藤椅和灯影下的驼背，日复一日地映在我眼中，也刻在我心里。虽然印象最清晰的是背影，但已经足够我读到专注、畅快、傲骨、有趣、古怪、执着、天真……也许在别人眼中，他是学贯中西的文学大家，他是笔耕不辍的孺子牛，他是默默无闻的清华扫地僧，他是传奇般的活字典，但在我眼里，他只是一个活生生的充满着人格魅力的可爱小老头——我的姥爷。

虽然我与姥爷的交集不过六年有余，但期间有趣的祖孙画面却比比皆是，温馨而难忘。每日从幼儿园回来，我第一件事便跑去姥爷的大书桌旁，踮起脚丫，伸出小舌头，姥爷则一边开心地说“小铲子回来啦！”一边将其珍贵的下酒菜葱拌芝麻酱用筷子蘸一些放到我的小嘴里，我用力地砸吧着，觉得这是天下最香的味道了！那时姥爷已八十有余，稀松散落的几颗牙齿很难发出 “小旋子”，便从漏风的嘴中叫出了带有浓浓胶东口音的“小铲子”。有时在饭桌上，我等不及大人到齐开饭，自顾自拿筷子去偷偷夹菜。姥爷又想严厉却又很难在淘气的我面前凶起来，只好半真半假地皱起眉板起脸从喉头发出闷闷的“嗯”的一声，而我见势则撅起小嘴拿起筷子朝姥爷狠狠比划毫不示弱。面对我这不敬的举止，姥爷非但不生气，还禁不住要笑出来。对于像姥爷这种有着山东大家长作风的人来说，真是遇见了克星。最令我难忘的是，儿时学琴，每天回家后都被逼无奈按在琴凳上，甚是痛苦。每每我练琴，家中便鸡飞狗跳。被妈妈追着打是常事，而我的避风港便是姥爷。有一次姥爷看我妈又因练琴打我，气得不行，拐棍在地上杵得咚咚作响，冲我妈厉声吼道：“那么小一个小人儿，能把那么大一个东西弹响就不错了！”。

姥爷每天都要喝一瓶牛奶，书桌上总有一把抹黄油用的西餐刀。记得姥爷忽然一日教了我几句英文，还记得最后一句是「Canyou speak English?」 ，我觉得姥爷好像突然变成了个外国老头，感染得我也边说边耸起了肩，再加上他使用起西餐餐具来如鱼得水，总是让人误以为姥爷是个完全西化的文人。但姥爷的另一面却是，他从不穿西装打领带，解放前一身大褂，解放后一身蓝制服。直到姥爷过世前每天仍然是那件已经洗得发灰的蓝制服和破沿帽，怎么看都让人无法和那个喝牛奶吃黄油满嘴嘀哩嘟噜的洋气老头联系到一起。白天到深夜一大杯酽酽的浓茶不离手，时不时姥爷还要来一瓶老北京二锅头砸吧两口。牛奶、茶、酒都是他一直以来的习惯。其实，如果读过姥爷的《螺君日记》，就不难发现，姥爷兴趣广泛，涉猎颇广，从文学赏鉴到艺术品评，从小道八卦到国际政治，像极了姥爷的餐桌，无论黄油的浓香，茶的清香，二锅头的辣香，皆品得头头是道……

很少有人知道，姥爷的身后有一位贤惠、善良、坚韧的姥姥支撑着这个大家庭十几口人每日生活的全部。从山东来到北京的清华校园，姥爷丝毫没有嫌弃这位裹着小脚、不识字，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的农村妇人。姥爷开始教姥姥认字，还给姥姥起了个特别好听的名字——王曼基，给姥姥置办了一身城里女人的行头——大衣和皮鞋，甚至还给姥姥制作了一个只属于他们的玩具——一个象棋棋盘，一边写着“毕树棠”，一边写着“王曼基”。听妈妈说，时常还能看到姥爷和姥姥在家中追逐打闹的情形。这也许是那个时代爱情最美的样子了。姥姥于1982年12月9日过世，随之姥爷越来越沉闷，经常独坐自斟自饮。妈妈就安排我每天下午不去幼儿园在家陪伴姥爷，但仅仅四个月后，姥爷便随姥姥而去。

毕树棠在抗战后复员工作中与张子高先生

姥爷身边的一圈好友，对于我而言，都是长大后才知道。那些熟悉的一个个人名都像从语文书中走出来，令人崇敬。在那个岁月，他们互为知己，切磋学问，亦在生活中处处扶持。1948年北京和平解放，姥爷全家所居清华所属的达园，因形势需要交还政府，全家居所一时没有了着落。吴晗听闻，便告知姥爷，他即将前往外地，全家可搬至西院12号其家宅暂住。姥爷携全家有赖于吴晗先生及时相助，直至一年后在新西院27号甲落户。在姥姥去世后不久，一次姥爷又独自喝起闷酒，几盏下咽后老泪纵横，一声声呼喊着：晗兄啊晗兄……

1945年末，俞平伯曾将《遥夜闺思引》抄录赠予姥爷并请姥爷写跋。在清华百年校庆时妈妈和其兄弟姊妹共同将其捐赠给清华大学，现陈于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姥爷在收到俞先生此诗手抄本后，于1947年在天津《民国日报》“图书”副刊中公开刊登了《题< 遥夜闺思引>》，其中写道“而其间能得一知己，道以正之，学以益之，使忍能自安，依有所归，久而不失其本，则亦一生之大幸也”。二人情谊可见一斑。抗战期间姥爷因家庭拖累未随清华南迁而困守清华，全家十三口人均靠其稿费养活。俞平伯不仅介绍姥爷去中国大学任教，还请他作自己孩子的家教，月俸50元大洋。1942年姥爷的父亲病逝时，俞平伯还请自己的父亲晚清探花俞陛云老先生来亲自主持“点主”仪式，三姨听姥姥说，当时老先生穿着令人炫目的朝服，仪态富贵而庄严，给困境中的姥爷一家以极大的安慰。解放后，1954年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随后陆续召开了8次批判会对俞先生研究红楼梦的观点展开批判。人人为自保避之不及，俞平伯被孤立独坐会场，听着昔日同仁一个个慷慨激昂的批判。姥爷看到此情此景，则径直走过去紧挨着坐到他身边。试想当时场景，不禁心中为之一振。妈妈说，曾听姥爷回忆，批判会后，那些慷慨激昂的批判者又走过来与俞先生热情握手，令姥爷甚是愤懑。

1937年，日本侵略者进驻清华园，未随校南迁的姥爷留守作为北京清华校产保管委员会保管员，负责图书馆的工作。在姥爷那段时期的日记中记载：“今日终日在图书馆作封窗锁户之最后工作，此后即不能自由再来视察矣！事事须先办许可，真奇辱也！”“这三天内，图书馆门窗被破开，受日本驻军及西苑宪兵队审问威迫，辱骂，反复挫折，忍气吞声，总算告一段落，疲惫极了！”。尽管家国皆忧，生活困顿，但姥爷坚决拒绝了周作人担任伪职之邀。四十年后，爸爸所在力学系有日本同行来校进行学术交流并提出到家中拜访。爸爸向姥爷请示，姥爷一摆手斩钉截铁地一句 “不行！”。但最终作为公事爸爸不便推辞，妈妈紧急把家中打扫一番，拖地至姥爷脚下时，姥爷则死活也不抬起双脚。次日，日本客人在翻译的陪同下到我家拜访，姥爷不卑不亢，几句寒暄过后，姥爷请翻译问下日本客人是否可以用英文交谈，日本客人回应其英文还是可以的。于是，姥爷便开始像换了一个人一样，语速极快地用英文侃侃而谈，日本客人从惊讶到敬佩，直至面露难色告饶，他请翻译询问：“老先生，您的英文在哪里学的？实在是水平太高，我实在不敌！”姥爷微微一笑，并未回答，面露傲色梗着脖子转脸去做自己的事情去了。谁又能料想，作为一位翻译家，姥爷从未留过洋，从在山东自己读英文补习班开始，一直到来清华后夜夜孜孜不倦地求学探索，精通了英、法、德、俄、拉丁五门外语，全凭自学。

毕树棠在家中工作

想起姥爷,仿佛有很多故事，但比起他坎坎坷坷八十三年的人生，这些还能遗留下来的故事也只能算是沧海一粟。碎片支离的记忆虽已串不成一条完整的项链，如珍珠洒落一地。时而拾起一颗，吹落尘埃，却依旧有光芒如初，或温暖，或闪烁，或耀眼……那光芒不会因漫漫岁月而磨灭，只会照见现在的我们，未来的道路。

深深致敬，

深深缅怀，

深深祝福，

我的姥爷！

最后只想说：姥爷，我想念您……

外孙女：崔力旋

2020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