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追忆随笔之一

2014年元月，海豚出版社出版了父亲毕树棠先生的一本书，内容是1944年父亲以“螺君”为笔名在北京的《艺文杂志》发表的一组日记，名为《螺君日记》。编者赵龙江先生在《出版说明》中详细地讲述了他发现螺君、关注螺君、寻找螺君的过程。书中有中外文人学者的往来轶事、国内外文坛动态、图书评论以及作者的真知灼见。赵先生的心愿是出于“对这位校龄六十多年的老清华人的敬意，为保存文献，使文坛史迹不致湮灭，把这部日记重新排印，以广流传，让更多人知道并记住这位文坛前辈”。作为子女，我们非常欣喜父亲的作品现在还有人重视并出版。当时父亲已逝世三十一年矣！在他老人家今年诞辰120周年之际，衷心感谢赵龙江先生及海豚出版社的辛勤劳动。

毕树棠在图书馆

父亲一生著作颇丰，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登上文坛，他的翻译工作始于1922年，作品大多发表于《晨报》副刊。解放前的作品很多散见于三十至四十年代的报刊杂志中，大多散失了。现在发现的有他的散文集《昼梦集》、译作《贼及其它》《君子之风》《不测》《一夜之爱》等。解放后翻译和出版了马克·吐温的长篇小说《密西西比河上》，可谓他的代表作。解放后，他以翻译为主，在上海《文汇报》副刊等也有文章发表。父亲的笔名较多，有“碧君”“忧民”“犹民”等，但从未听过“螺君”这个笔名。

《螺君日记》原发表于1944年，收集的是1932年到1941年的部分日记，主要是抗日战争期间的轶事。当时正是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想想“螺”的形象，其特点是永远把壳驮在身上，壳是它的家，它永远是背着壳蠕动前行。这多么像父亲的人生形象。他是家中长子，20岁师范毕业后，就担起了家庭重担。他想上大学，家里穷，等着他早日挣钱养活父母兄弟，只能望大学门而兴叹！家，给了父亲沉重的负担，也给了父亲奋斗的力量。他自幼刻苦读书，在济南第一师范学习时，他业余时间进补习班学习英语，仅三个月即入门，以后在学习和工作中继续刻苦自学。凭借这门学问，1921年他进了清华大学图书馆，在处处用英语的清华园打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我妈妈说：“你爸爸靠三个月的英语吃了一辈子。”父亲曾说，他到清华大学图书馆报到时馆长不在，留给他一张字条，是用英文草书写的，内容是他今天的具体任务。这就是一张试卷，看错一点，这一天的工作就会出错误，这份工作可能就会丢掉。父亲激动地说：“清华这饭碗我端得真不容易啊！”

父亲酷爱文学，心高志远，在师范读书时就在杂志上发表文章,第一次给他的报酬是几本杂志，以后他一发不可收。因为喜爱，他读了《左传》就决心写散文要超过《左传》；因为家里需要钱，他就写文章去挣钱。他说“山东老家的轶闻奇事都被我写出来换饭吃了”。他的书桌前挂着两个人的相片，一个是周总理，一个是契诃夫。父亲说，周总理是他最崇敬的政治家，契诃夫是他最喜欢的小说家，他以他们为榜样。

大约上世纪三十年代,《宇宙风》杂志介绍系列作家,其中有父亲的相片和他的手迹。那是马致远的词《天净沙》，"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孩子们把相片和手迹合成一幅挂像，我们兄妹每家有一幅，都把它挂在书房里。这首词反映了父亲的人生，浸渍着他内心的苦闷。他向往的是“小桥流水人家"的幸福美景，面临的却是灰色生活中的断肠人生。曾经有人向领导告状说父亲在上班时写稿子挣钱，父亲在日记中说：“我上班从不办私事，我把阳光都留给了公事，留给自己的只有月光。”他每晚辛苦劳作，甚至通宵达旦，早上洗洗脸又去上班了。妹妹可纫说：“儿时每次夜里起来上厕所，总看到父亲在灯下写作或是在房中搓着手走来走去，那时我以为爸爸不会睡觉。”妈妈说：“你爸爸是生铁做的人,不知道累。”每每看着相片和手迹，细品父亲一生的苦涩，情何以堪!

抗日战争期间，父亲因家庭拖累未能随校去西南联大，被校方确定为校产保管员，成为名副其实的清华守望者。父亲日记中记载：1937年8月31日，日军很快占领了清华大学。1939年春，日本陆军野战军医院152病院进驻清华园，图书馆变成了医院本部，馆中约30万册图书都被日军军部掠走，图书设备荡然无存。接之而来的是断绝了来自清华大学留守处的补助费，我们家当时老的老小的小，全家13口人的生活顿时陷入极困之境。出任伪职的周作人邀父亲到伪教育部任职，他坚辞不就，只能蜗居北京城里忍辱抗争，以一支笔养活一家13口人的生活。在这期间，他在天津民国日报做主笔，在中国大学、辅仁大学任教或在中学教中文，同时写作。在这期间，爷爷和小叔也先后病故，可谓雪上加霜。

俞平伯先生因家庭的关系也未能随校南迁，在北京城里和我家住的炒面胡同相距很近，两人过从甚密，经常晤谈，互倾积悰，竟成莫逆。1938年他举荐父亲到中国大学国学系讲授“欧洲文艺思潮”。在我家生活极其艰难之时，俞先生以每月50元的高薪请父亲给他的孩子做家庭教师。父亲说那时没有这么高的价，的确是雪中送炭啊！我们曾听妈妈说，1942年爷爷病逝，那是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俞平伯先生的父亲——晚清探花俞陛云老先生亲临我家为爷爷主持并亲笔点主，给困境中的我们一家以极大的安慰。这也是俞平伯先生对父亲坚守民族气节坚强地活下去的精神支持。抗日战争期间，家庭这个螺壳压得父亲心里太苦啦！他咬牙让自己坚强。父亲对可绣说，年轻时很自信，面对重重困难就像一座大山，他认为自己有能力用肩膀把家里的每一个人都扛过去，追求那美好的生活。

毕树棠四十年代清华复员后与朱自清先生和图书馆全体同仁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父亲重回清华大学，承担了大量的复员工作。当时父亲受命先行，着手恢复图书馆工作。他与同事们一同拆除日军的遗留物，找回丢失的大量被掠图书，接应西南联大迁运回来的图书。1946年10月图书馆重新开馆。在当时开放的各部门中，最盛的是图书馆。北京解放之初，父亲以知名作家和无党派人士身份受到周总理和董必武的接见。1949年6月父亲作为中国作家协会首批会员应邀出席了首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受到毛主席与周总理的接见。

父亲埋头于清华图书馆工作50余年，撰写大量中外书刊介绍，向读者通报出版界的新闻和世界文坛动态。他为人谦诚，学识广博，得到清华许多名教授的礼遇。陈寅恪和吴宓常因一些学术问题与父亲来往密切，甚至求助求教。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吴宓兼任《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辑，他特约父亲为副刊撰写书评和外国文坛消息。朱自清先生担任清华文学院院长期间，邀请父亲到文学院主讲“小说选”。俞平伯将他的著名长诗《遥夜闺思引》的手抄本赠予父亲，并请父亲为此书写跋。

有人说父亲是“馆员模范”，是的，他的模范体现在他精道的专业水平，广博的各科学识，超常的外语能力，但最重要的是他对清华的爱，对图书馆的爱，对工作的爱，对人的爱。所以，每当青年教师和学生在教学科研及专业学习中遇到问题请求帮助时，父亲总能信手拈来并拓展分析讲解，使求助者受益匪浅，因此父亲在清华师生中享有“活字典”的美誉。季羡林先生在《温馨的回忆》一文中说：“我在校时，有一位馆员毕树棠老先生，胸罗万卷，对馆内藏书极为熟悉，听他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学生们乐意同他谈天，看样子他也乐意同青年们侃大山，是一个极受尊敬和欢迎的人。”

毕树棠四十年代和张子高先生与图书馆全体同仁

父亲背负着“螺壳”从未懈怠，尽管如此，对于我们子女，他是身教多于言教。他很少耳提面命地教导我们，只以他兢兢业业的工作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影响着我们。1949年大哥毕可权在清华地下党的影响下，毅然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父亲坚决支持，瞒着爱子心切的母亲送子参军，为彻底解放全中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其他兄妹出于对教师职业的崇敬都从事了教育工作，秉承父亲的精神，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在各自的岗位上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父亲终于从螺壳中走了出来！晚年过上了幸福生活。

亲爱的父亲，你背负着螺壳孜孜以求，走过了83年的历程，一只笔养活了父母兄弟，培养了6个孩子，也成就了自己的事业，走进了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校史展览馆。望着“螺君”这个笔名，泪眼婆娑，谨以此文告慰父亲在天之灵，以启迪后辈追求更加辉煌的人生。

毕可绣  毕可纫  

2020年6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