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余寒生:唯自由和善不可辜负

2020-07-08 | 来源 公号“學人文”2020年5月29日 |

诗人无预,已亥年生人。原名余寒生,法名印善,学名余韩生。潮汕澄海人氏,现侨居新西兰。1978年考入清华大学土木与环境保护工程系建筑结构工程专业。1983年毕业后从事建筑结构设计及房地产开发至今。

诗人无预的诗集《三豕杂诗》经过漫长的等待终于出版了,这是學人文操作出版的第一本书。很多朋友拿到诗集说喜欢,喜欢装帧制作,喜欢里面的诗。我也喜欢着大家的喜欢。每一本书,当它的作者想到把自己的文字变成一本书的时候,也许开始的就是一场奇遇。而每次这样的奇遇发生时,身处其中的我都深觉有幸,不亚于过了别人的人生一次。

作品:三豕杂诗

作者:无预

出品方:學人文x洋火文化

装帧设计:蒋熙

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

唯自由和善不可辜负:诗人无预问答

學人文x余寒生

學:先从余兄你祖上说起。你们潮汕人的宗族观念很浓。你在《根本》一诗在题记里说到了你们余姓族人世世代代居住的村子永新村吧。你上回还跟我说过少时逃难的故事,也请跟我说说,包括这次后来给您这本书题字的蔡先生。

余:关于历史我知之甚少。我就讲点小时候逃难的事吧。时光倒到五十三年前,那年我八岁,小哥十一岁。最近村里挺热闹的,感觉从来没这么好玩。有段时间,有些叫做造反派的城里来的哥哥姐姐,三番五次骑单车到我家里来,听说是来找我爸爸的。可我爸爸没在家里呀。

这很正常,在我记忆中,爸爸很少回家。即使偶尔听说爸爸回来过,往往也是爸爸回来时我已经睡了,我还没醒爸爸又走了。记得有一天我醒来,赖在床上玩儿,突然摸到枕头下一把手枪。“爸爸!爸爸回来了。”我一骨碌溜下床,终于见到真实的爸爸!所以我真想跟那些哥哥姐姐说,别说你们,我都见不到我爸爸。

最后这次,他们找不到我爸爸就不走,还手拉手围成一圈。队里做了饭给他们吃,他们也不吃,说要绝食。这次我知道了,他们是要抓我爸爸回城里批斗。他妈的!干吗要斗我爸爸?休想!我偷偷把他们的单车全扎了轮胎放了气。最后他们推着单车走了……我那个乐啊。

这事儿过不了几天,突然看到村里到处都在打铁、磨刀,说是村里在跟人家打架。后来还有好多人抬着棺材在村的戏台前大埕开会。我也捡了好些宝贝做玩具,什么铁块啊、铁圈啊、子弹壳啊……

我在忙乎我的宝贝,母亲在收拾行李。到了晚上,来了一个不认识的哥哥,母亲说是“表哥”,要带我和我小哥去找“舅妈”,过几天就回来。还特别叮嘱,人家要抓你爸,你们千万不能说自己谁的孩子。一切要听“舅妈”的!

稀里糊涂地,我们哥俩就住在一个山里的小村子。刚开始几天我们还跟“舅妈”家的孩子一起玩儿,一起去游水。过了几天,“舅妈”说外头很乱,很多坏人,你们就躲在草房里不要出来。记得大人们用绳子绑住我的腰,从房子的天窗放下去的,还交代我们哥俩不要说话。难道那个房子没有门吗?反正我们在里面四周都是稻草,确实看不到门。但有个窗口,那个窗口不时有人扔东西进来,比如熟的番薯、梨子、花生什么的。也没人说话,反正有的吃我就吃。黑暗里,不敢说话,也忒无聊了。不曾想,草堆里居然钻出一只小猫咪。终于有小猫咪陪我度过了难熬的那段时间。那几天,几乎天天有枪声,有时都感觉到子弹打在屋面的瓦片上。

终于盼来了“舅妈”,舅妈把我们带回她家。但我们不能出门,只能藏在阁楼上。第二天就来了一群人,说要上个楼看看。因为没有梯子,那些人在下面吵吵嚷嚷。小哥说,他们是来抓咱们的,赶快藏起来。可是,阁楼上除了几个柜子和簸箕,没地方可藏啊。哥哥叫我钻进柜子之间的缝隙,然后自己拿个簸箕顶在前面也钻进去。来人找了把梯子终于上楼来,一下把我哥俩给拎下去。来人马上审问,哥哥按事先舅妈教的话,对答如流。来人找不出破绽,不死心,突然问,你们不是想藏起来,为什么人上去就把梯子拿走?哥哥说我们爬上去的。来人奸笑一声,你现在就给我再爬上去!边上有个窗户,哥哥就着窗台就爬上去。来人指着我:你,上!(事后“舅妈”说,当时她怕死了,这么个小不点如何上得了啊。)话音刚落,我已经在阁楼上(比我哥爬的还快)。

来人无话可说,但还是说了:我们回去查,马上就知道真假。当晚“舅妈”把我哥俩的小行李收拾好,说阿姆保护不了你们了,他们明天就会来抓你们。只好夜里把你们送走,你们自己去“超生”吧。

背着书包,跟着阿姆深一脚浅一脚穿过田埂、水沟。不敢走大路啊,主要地方都有岗哨。走啊走啊,在一个拱桥上,哥哥跟阿姆说,阿姆,这里我认路了,远处就是我们村。阿姆紧紧地搂着我俩,流着眼泪说:对不起!对不起!你们去超生,你们自己去超生吧……我们边走边回头看,阿姆一直站在桥上挥手。拐弯,再也看不到阿姆了。哥哥说,小弟,快跑!天很快就要亮了……从此就开始了我哥俩的流浪生活。

四库武溪残,催归也叫冤。

幸留风采阁,尤庇永新村。

甘露肥苗裔,青禾慰祖魂。

千年同一脉,未敢忘家园。

——根本·步韵余靖先祖《子规》

若当时在阿姆家里被他们知道我们是谁,必死无疑!在我们躲在山里那段时间,造反派在支左解放军的支持下推毁了“余林反革命集团”的黑窝——永新村。村里看到解放军都出动了,知道大祸临头,年轻人纷纷逃难。造反派看不到“匪徒”的抵抗,仍然开炮轰炸,但只放了几颗炸弹,便冲进村里抓人。那种场面不必多说,有三条人命让他们的恶行有所收敛。第一个是老人,来人押着老人去找村长的家。老人无奈只好带他们去,来人看到那破旧的房子,就直接把老人推到水沟里,死了一命。他们不相信一个匪窝的头目怎么会住破房子?认为老人欺骗他们。老人的儿媳妇,抱着孙子,看到公公就这么死了,上前去理论。一把长矛嗖的一声就刺过来,可怜正中怀里的婴儿,死了二命。有个年轻人没有逃跑,因为他哥哥是军官,自以为能平安无事。不曾想,当时的宣传已经把永新的男人个个当成土匪,见到格杀勿论,死了三命。村里的老人愤怒了,抬着三具尸体,来到驻扎在学校的“指挥部”。部队首长终于鸣号收兵。

无辜的人都就这么给杀害,更别说我们了。我的亲大哥就是在最乱的那几天被抓着,便给他们活埋了。二伯的大儿子,被他们抓到后,押到村里戏台前的大埕,当着全村老人、妇女的面,活活用长矛挑死!还不让收尸。夜里几个邻居老人才偷偷把我堂哥埋在戏台后边。四人帮倒台后,才告诉我伯母,转移到山上安葬。而我亲大哥却再也找不到尸骨,因为埋的地方是在韩江的沙滩上,早就让大水冲到海里去了吧。

挥泪告别了阿姆,哥俩朝着永新村的方向一路狂奔。明知道家已经不能回了,但还能到哪去呢?趁着夜色我们还是来到家里,大门关着,哥哥敲了敲门,院里的邻居圆卵姆出来开门,见到是我们,圆卵姆吓得直哆嗦:“奴啊,你们怎么敢回来!他们天天到家里来找你们,有时一天来好几次啊。进来吧,进来吧。趁天还早看一眼就赶快逃!”圆卵姆点了煤油灯,引着我们走进自家的屋子。昏暗的灯光下,我看到屋里一片狼藉,衣服挂在零乱的家具上,好似破旧的寺庙,鬼鬼祟祟的,地上全是瓦砾,好像还有谷子、地瓜什么的。我心里害怕极了,紧紧地拽着哥哥的衣角,哥哥跟圆卵姆小声说着话,我全然听不进去,只顾低头踩着哥哥的脚步,高高低低绕着障碍走。走到门口,才清楚地听到哥哥跟圆卵姆说:“我们只好去找小姨妈,我们知道怎么走。”

此时天很暗很暗,我们知道天就要亮了。小哥拽着我又是一路狂奔,一次次摔倒一次次爬起来继续跑,顾不得擦去流淌的血……。天蒙蒙亮了,小姨村庄的凉亭已经有零星的老人在活动。我们低着头闯进了小姨的家,小姨吓了一跳:“奴哦!你们从哪钻出来?”那天好像是什么农村的节日,吃的是现成的,哥哥在跟小姨商量什么我不知道,只管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吃完了,稀里糊涂我又被小姨父塞进稻草堆里。到了夜里小姨父把我从稻草堆里挖出来,如此几天忘了。有天晚上在小姨家见到了我二哥,抱着二哥哭自不必说。擦干眼泪,又跟着二哥、三哥(小哥)赶夜路出门。原来,小姨家的成分不太好,小姨也不敢收留我们,二哥要带我去找大姨。大姨家是贫农,又是寡妇,不太引人注目。寄人篱下的日子不好过啊,但我太小,而且哥仨在外头流浪目标太大,容易出事,所以就把我一个人托给大姨,二哥(十四岁)三哥就结伴儿在外头流浪。久不久他们也会在夜里潜进大姨家来看我,也是偷偷来吃点东西……

有一天天刚亮,大姨拿稀饭给我吃后,她就下地干活去。我乖乖地又跟往常一样爬进我的小窝。由于外面的风声紧,大姨怕突然有“同志”来搜查,就让我白天躲到小窝里,等天黑了才回屋里的阁楼睡。

小窝是高低斜屋顶叠沓形成的一个三角形空隙,那里常常是野猫——我们把那些得不到主人温暖的家猫叫做野猫——晚上栖身的地方,白天就“转让”给我。地方虽然不大,但蜷缩身子还是可以挤进去,甚至还能铺一些稻草。一垄一垄的瓦顶对一个从小就“上墙揭瓦”的乡下孩子来说不算什么,但要整天侧卧在上面,有一层稻草那还是舒服了许多。况且,一根稻草就可以让我掐好长一段时间。掐稻草是种技术活,比如一根稻草我可以制作成捕蜂器。只是那里没有蜜蜂,苍蝇倒是不少……

今天我却一点心情都没有,嘴里咬着稻草,小泪珠不禁噗噗往下掉。近两天,不知是学校里又宣传了什么,小表哥放学回来讲了一些很难听的话,今早甚至赶我走,不要老躲在他们家。我也好多天没见到两位亲哥哥了,心里盼啊!哥哥你们快来吧,我一定要跟你们在一起,宁可在外面流浪,也不寄人篱下。我都七岁了!我不怕黑,更不怕狗,我什么都不怕!躲,我最善捉迷藏;避,我身如泥鳅;逃,爬树游泳谁也比不上我……

“小七,小七……”,寂静的村庄突然传来了二哥的呼唤声,我滚出小窝,一溜烟窜出大门——鬼知道我是怎么从屋顶下来的。两位哥哥喘着大气、拉着我的手:“弟弟,咱们可以回家了!”

我们终于可以回到久别的家里了。

然而家已成了废墟,屋顶被造反派掀掉,日晒雨淋,屋里散落一地的地瓜稻谷已经长出长长的芽藤。不愿意弃家的老母鸡孵出了一窝小鸡,叽叽呀呀迎接着三位小主人。13岁的二哥带着我们两个弟弟,开始了重建家园的劳作。废物可以清理掉,没有床铺,我们可以席地而睡,但屋顶露天是个大问题。第二天邻居的伯伯悄悄扔下两捆稻草,从小长在农村的哥哥懂得怎样编草席,终于把屋顶盖上。可怜的是害得送稻草的伯伯被抓去批斗,居然敢帮助这三个反革命的狗崽子!

但无论如何,我们终于结束了流浪生活。

收留我们的山里阿姆去世若干年后,我也出国,就再也没去那个村庄。去年在一个微信群里聊起当年逃难的故事,有个在群里从未交集的群友看完讲给他的朋友听,他的朋友一听马上要跟我联系,原来他的奶奶就是故事里的阿姆。阿姆的孙子现在是个画家,我也就请他帮我书写了《三豕杂诗》的书名,给《三豕杂诗》平添点传奇色彩。

學:你父亲余锡希有很多故事吧,跟我讲讲他49年前和49年后的故事吧。就从两首步韵诗说说。从许士杰、吴南生两位老先生的诗里,能看到英雄相惜的意思。有一些细节需要跟您确认,倒步韵许士杰这首,注释里说“三茔,指许士杰、余锡渠、余锡希在故乡澄海塔山三塚”,他们三个人的墓碑并在一处吗?这里有什么说法吗?您父亲也写诗吗?他是什么文化水平?许、吴所交往不是泛泛之辈。他们彼此之间的交往,你听说过一些吗?中共领导人之间也没有相互写诗的传统对吧?

余:父亲的事我了解的很少,除了我的鸡鸭鹅和数理化,其它的我都不太懂。甚至到了读大学时收到小哥的信,说爸爸平反了官复原职。我回信傻傻地问,爸爸的官比吴五大吗?吴五是当年我们公社的主任,是我之前见过的最大的官。记得农忙时在田里插秧,突然看到很多人都跑去看热闹。我问发生什么事了?人家说公社吴五主任来视察,远远穿白衣服的被人簇拥着的人就是。所以,我以为公社主任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官。

据说我们祖上还是荣耀过,但父亲五岁时便丧父,家境就不好了,父亲也就没怎么读书。伯父读过几年私塾,据说聪明过人。参加革命后,伯父写了大量唤醒村民参加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诗歌,还创制了现在被评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表演艺术的“鳌鱼舞”,特别是潮剧剧本,号称“专员戏”。

许士杰、余锡渠、余锡希分别是解放后澄海县的第一任县委书记、县长、常委兼公安局长,是澄海人的骄傲。父亲离休后,常回家乡做些公益事业。他利用自己的关系,向海外华侨募捐了善款,在塔山搞个旅游区。当时他希望死后能葬在山上,说死也要看到家乡父老过上好日子。88年去世后,我们子女就遵从他的遗愿,葬在塔山。再后来,县里要给我伯父建纪念亭,也选在我父亲墓的旁边。1991年许士杰伯伯去世,县里也要给他修纪念亭,应其子女的要求,也选在那里。

吴南生曾经是潮汕地下党的领导,我父亲是他的老部下。文革时他也被冲击,要整他在潮汕工作时的所谓问题,那么我父亲的供词至关重要。可能会造成吴南生不好影响的事,我父亲全部承当起来,按父亲的说法,要死就我一个人去死吧!因这些渊源吧,我结婚时,吴南生夫妇俩还给我送了礼物(绣花枕头套)。

许士杰、吴南生知道我们兄弟姐妹在文革时受尽苦难,所以对我们也很好。小哥跟我说,77年考上大学,利用第一个暑期去肇庆地区(许士杰时任肇庆地委第一书记)找许伯伯。到政府大楼门口,他跟门卫说要见许士杰,门卫就撵他走。小哥比我狡猾,在大门口就大声用潮州话喊:“许伯伯,许伯伯……”高堂大院,许伯伯哪里听得到?但这么一闹,秘书处的人都出来,见此情形,赶快打电话请示许书记。许伯伯扔下电话,一路小跑出来,一边跑一边伸着双手:“老鹰,老鹰……”(小哥的小名)搂着劫后余生的侄儿就直接朝食堂走去。

说句实话,假如我们兄弟几个不恪守父亲的教诲,何愁不飞黄腾达?

天海茫茫一间间,波涛滚滚去还还。

诗仙何必登高望,僧肇元知物不迁。

——观海有感

學:你家在文革遭了很大的灾难。我们再讲讲。你那会多大年纪?对你影响最深的是什么?

余:那年我七岁。没去想那么多,如今想来大概有两点吧:一个是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也造成了日后不受约束,自由散漫,我行我素的行事风格。一个是很早就懂得一切要靠自己!只要自己肯努力,很多事情都可以做成;不成,也不要死磕,可以换一种方式。

小时候听姐姐给我讲鲁滨逊的故事,心里想这有啥呢?我觉得在一个荒岛上我也能活下来,这似乎并不太难。与大自然相处,我觉得远比跟人相处容易得多。这并不说我会变成孤僻,恰恰相反,我一直都是学生干部(除了插班那一年),一直是个活跃分子。只不过再怎么热闹,我一定要留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候,我喜欢不受干扰的胡思乱想。我好像天生不会悲哀,只有愤怒;即使愤怒,之后可能嘻哈,之后可能捣乱报复。因此也往往吃亏,亦不后悔,大有人生难免有吃亏的时候的阿Q精神。

學:我们在编这本诗集的时候,发现你写了很多给母亲的诗作。不同形式不同内容。家庭教育这块、做事做人就是从母亲领受的吧?

余:父亲对我来说,更多的是精神上的父亲。甚至后来在生活上我不太会处理跟父亲的关系。

父亲对我来说就是个传奇。比如,他光屁股的时候就去卖萝卜;哥哥被大户人家欺负了,他扛着大刀到人家院里潇洒走一回;搞地下工作,夜里要抓捕他,他一个猛子就潜游到池塘对面的芦苇丛里;我曾经问他,咱们这里有条公路名字为什么叫做铁路?他说,嗯,原来有铁路,我把它给炸了;甚至文革时他躲在蔗园里,居然想带着村里的民兵营长重上凤凰山(这也是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

文革前爸爸的形象我已模糊,等到能跟他生活在一起,我已经是大小伙子了。他失去自由的这十年,我得以见到他的屈指可数,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这样的:

好久好久没见到爸爸了。据说关押在“防空指挥部”大院的爸爸偶尔会到围墙外放鹅。我们想去碰碰运气,那天二哥带我走了二十多里地,来到“防空指挥部”那里等。哥哥交代我,假如爸爸出来,咱们要假装不认识爸爸,那样才能多看爸爸几眼,我说好。为了不让看管的士兵发现,我们在周边假装割草什么的。不知等了多长时间,突然看到爸爸从房子里出来,好像要去院子里浇菜。一看到爸爸,哥哥的叮嘱就忘到九霄。等不及爸爸到外面挑水,我便飞奔过去,边跑边喊爸爸。两个站岗放哨的士兵冲过来一把把我抓住,老鹰捉小鸡似的把我拎了出来,随即把大铁门重重地关上。我使劲儿摇晃着铁栏杆哭喊着,爸爸,爸爸……。士兵倒也没对我怎么样,只是紧握着冲锋枪,隔着大铁门并排挡在我前面。我从人缝里,看到爸爸放下水桶,扬了扬手就转身进房子里去了。我更加撕心裂肺地喊爸爸爸爸,可爸爸再也没出现……

所以,当我现在说这些事时,我有点恍惚,好像在说电影里的故事。

而母亲在我的成长中才是我的天,也是我的地!母亲目不识丁,但她认为印有字的纸是不能垫在屁股下面坐着的。家里穷,但每次知道老师要来家访,妈妈都会把家里打扫干干净净,木凳子擦了又擦,烧上一大锅地瓜,恭候着老师。当然,这一天也是母亲最开心的一天,因为班主任老师总会带来一大摞奖状,母亲会对着老师,不断的说:感谢老师!感谢老师!

母亲太忙了,每天都是一刻不停地干活,没有时间跟我讲什么大道理。也常常打我,很狠。很小的时候,有次我的手割破了,流血,我在玩流出来的血。外婆看到,问我不疼吗?我说哪有我妈打我疼啊。高中了,有次我跟小哥拌嘴,我妈拿着晾衣服的竹竿抡起来就打。小哥的同学在旁边劝说:婶婶这次不是无预的错啊。妈妈更加用力地打:不是你错,为什么不说?我笑眯眯地一动不动,欣赏着妈妈的打。因为妈妈快要打不动我了,以后没机会了。

母亲很爱我!七岁那年不知道谁在我们家旁边的茅坑墙壁上写了反动标语。县里立马成立专案小组,把我抓起来,连续十天十晚对我进行逼供讯,要我承认写反动标语并说出后背的指使人。大概第九天,早上我又要自动去接受批斗。突然我第一次忍不住哭了起来,母亲心疼的安慰我:妈妈没办法呀,妈妈没办法呀。我说不是的,皮肉的痛我不怕。那么多天了,我怕我糊涂了说错话,害了妈妈!母亲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头嗵嗵地磕着地:老天啊!求求你放过孩子吧,让我替孩子去死吧!我和姐姐扶起母亲,擦了眼泪,扭头就走……

母亲教会了我很多活,鸡鸭鹅怎么养,成长的哪个阶段该吃什么料;怎么烧炉子又旺又省柴火;田埂上的青草药,哪些是治毒疮,哪些是清凉去火的;踩水车要怎样掌握节奏,才不会掉到水里,还可以轻松地便踩便哼曲儿;母亲教我走湿泥路,要连续碎步颠跑才不会滑倒;中秋节到了,母亲教我用地瓜来做月饼……母亲真是无所不能!什么都能做到最好、恰到好处。有次邻居养了一头猪,越养越抽抽。母亲把猪拉到家里,小哥都气哭了,那头猪骨瘦如柴,出奇的丑。没多长时间,在母亲的喂养下,白里透红,温润可爱。

母亲是善良的。有天我看到邻居一个哥哥靠在墙边,有气无力地晒太阳。我问母亲他怎么啦?母亲说他们家没饭吃了,你卖粪积攒了多少钱?我数了数,差不多有五块钱。母亲说这么多啊,够他们吃一个月啦。钱就让母亲给拿走了。

母亲力气大,她可以挑比自己体重还重的担子。但手更巧,我的短裤子补得都没有原来的底子,但别人不靠近都看不出补丁。抄家以后,家里啥东西都没了。但比如我要参加毕业典礼什么出场面的,母亲就会用铝口缸装上热水,帮我把旧白衬衫熨出折来。

學:恢复高考后第二年,也就是1978年,你就考上了清华。那你在文革中的学业是怎么保持下来的?你父亲同年才恢复名誉。(1978年10月18日中共汕头地委作出决定,对余锡希给予平反昭雪和恢复名誉。)

余:正当我适龄读书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来了,再加上受“余林反革命集团”事件的影响,我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我从小就渴望读书,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二哥给我的刺激。很小的时候,大姐姐、哥哥们在县城读书,周末才回来。很多时候是二哥带着我,晚上也是二哥(大我六岁)陪我睡。每晚都求二哥给我讲故事,他也挺烦的,就想尽办法来应付我。讲三国演义,每当说到军队行军出去打战,就停下来。我问接着呢?他就说军队还在走路呢。我觉得有道理,就睡了。明晚要接着讲,他说这次路很长,还在走。如此几次,我不干了,他也觉得再也骗不下去,就说书里面还有更多故事,自己看可以很快。你以后好好读书,就能知道很多事。所以我就渴望着能早点去读书。谁知当我可以去读书时,政府却不让我读。

到了1970年我十一岁了,政府说我们是属于可以教育好的人,才同意我们到学校接受教育。十一岁去读一年级确实太难为情,就插班读二年级(半日制)。虽然条件很差,但终于可以读书了,我如饥似渴地听讲,收罗任何有文字的纸张来看。那个年代课本是很简单的,很快我便从最差的插班生变成学校的优等生。然而,成绩再好,在那个年代,别说没有大学可上,连找份工作都不可能,高中毕业了也只能回村里种田。但这些对我没有任何影响,只要是知识我就想知道,就是这么简单!而知道的越多,我就知道我不知道的越多,也就越想去学。就这么不断循环下来。至于这些知识有什么用,我也不知道。也没想去知道可以去做什么,因为知道不知道最终还是回村种田。以至于我没有什么偏科,可以说任何一种课本都不够我学。遗憾的是,除了课本我几乎没有任何课外读物。由于抄家,哥哥姐姐们以前的课本都没了。村里小伙伴们传来传去的就那么一些没头没尾的小人书。

不过,话又说回来,即使有很多的课外书,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看。除了读书上课,我家里还有鸡鸭鹅猪要养,家里烧饭的柴火要去捡,粪坑里的肥料还要补充,自留地也要帮哥哥去照料……呵呵,然后我还要跟小伙伴玩耍呀,还要去钓鱼捞虾祭祭牙,时不时还要去打架呀,为自己打为朋友打,可忙不过来啊!除了作文在夜里完成,平常的作业我多数在课堂上完成掉。

不问春风意,虚名轻可抛。

天然生态度,窘境显情操。

思想焉能固,奔驰也要飙。

冷魂分两半,一半化为妖。

——飙车

学业怎么保持下来?我觉得这不是个问题!除了早期不让读书,我怎样活下来,学业就自然而然继续下来。我努力在想,读书跟玩儿除了形式不同,实质上有区别吗?或者说,读书本来也是玩儿的一种形式而已。能问玩儿怎么保持下来吗?哦,我知道了,假如把学业当成是事业的前奏,那就不是玩的事儿了。

但对我而言,初始我就没有把读书跟做什么联系起来,以至于后来念了土木专业,也弱化了工程师这种职业(我现在在做工程师的工作,但我没有工程师的职称证书)。甚至,我常常糊涂:专业是学问吗?学问又是什么?我固执地认为专业只是谋生的一种手段,一种生活的技能而已,与种田无异。学问就是知道、懂得很多事情(知识)。用知识学知识还是学问;用知识做事情,那就变成跟种田无异的一种技能而已。

所以,学问就是玩儿。至于学问多思想丰富,那是别人的感觉,与玩儿的人没有什么关系。很有些所谓读书人喜欢自诩“腹有诗书气自华”,当此,我总想笑,吃了“烹瓠叶”气还华吗?

在现实生活中,若听到别人在一本正经高谈阔论所谓学问时,我心里总想发笑:不就玩儿嘛,你玩这个我玩那个,大家说出来乐一乐就行啦,用得着这么俨然么?无论如何,我现在算是个读书人了,甚至可以算是知识分子了,但心中仍然有股放牛娃的痞性。

其实,第一次恢复高考,77年我高一,学校就推荐我去参加,算是演习吧。最后我也入围了,但没被录取。第二年高考,我已经熟门熟路,所以也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投入疯狂的复习。记得当时村里第一次分了宅基地,我天天上山去拉石头,敲石子,准备建房子。最后还是以418.5的高分考入清华大学(当时清华在广东的录取分数线好像是368分)。选专业时,我根本就不懂什么专业,连专业的名词都不懂。是我姐夫说著名的建筑家梁思成就是清华的,所以我就填了建筑工程系。

还有个笑话,填完志愿,父亲越想越担忧,这个小子刺不愣登傻乎乎的,普通话都不懂,如果让清华给录取,到北京可怎么活下来啊。最后找到高教局的朋友,试图去修改志愿,逼我写申请书,硬把清华大学改为中山大学。申请书送上去,里面的人说无能为力了,考生的档案早就让清华大学招生办调走了。最后“无可奈何”上了清华。

學:说说在清华的学习吧。18岁读清华,你那会应该是小弟弟?让你感念较深的教授、同学有哪些人呢?又是怎么做起旧诗来的?

余:年纪太大的比较难上清华,即使分数不低,所以我在班里属于中等年龄,有一批同学入学时只有16岁。

我们进清华,已经很难见到大师级人物(我们称之为先生)了。尽管我们的老师有些后来成为院士,但在当时只是老师而已。我很尊重我的老师,但还真的没有特异的。或者说比起老清华的教授,已难以成为传说。若作为纪念某位教授,我还是有些话可以说说。在这里就省略吧。同学呢?无疑是一帮天之骄子,多才多艺。毕业后各展风骚,社会中坚,同学间有情有义。但在中国似乎都以官阶为准尺,历数官名,好像意思不大。我虽水平不够,本可师友来凑。但我不想沾着师友的光环来抬高自己,还是说说自己的事好了。

我写古体诗词看起来很偶然,实则必然。跟我的乡下小伙伴相比,无疑我是属于天资聪明的。中学我参加县里的青年征文比赛,就得了第一名。无奈条件所限,文学底子很差。差到什么程度?中国的四大名著,除了没头没尾的小人书,我都没看过;世界名著,有哪些,连名字我都不知道。上了大学,听同学说有本书叫做《安娜卡列尼娜》,我想借来看,无奈普通话说不准,被图书管理员嘲笑一番后,落荒而逃,以后很少去图书馆借书了。加上大学选择土木专业,文学就离我越来越远了。

大学毕业分配到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初来乍到,少言寡语。有天听几个老工程师在讨论一根斜的梁(以前都是火柴盒的楼房,罕见有斜梁的),到底按梁设计呢还是叫按照柱设计?天啊!这是一个问题吗?在我们学结构工程的人眼里,应该只有结构的杆件。怎么能让外象来蒙蔽住事物的本质呢?他们在大学里,应该也是懂得怎么看待、怎样分析结构的,为什么到了实践工作中,慢慢就迷失了呢?我觉得这是个人的思维方式的问题,我想假如一个人能保持当学生时的思维方式,一以贯之,将能给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读书时虽然喜欢哲学,但也只是泛泛而已。(对了,说到这里,我要说回大学时期的事。我们学制五年,仅仅学个结构工程,我们觉得有点浪费,就要求学校让我们学第二个学士学位,老师也支持,但最后听说高教部不同意。不然我将会再修个哲学学位。)所以我就去书店看书查资料,了解到我所思考的问题,其实是个技术哲学的问题。西方四十年代就开始研究了,但当时国内只有零星的翻译文章,未见有研究的论文。我便暗暗以此作为我今后的努力方向,在完成大量的设计工作之余,我就学习起哲学,也做了很多手记。也尝试在实际设计工作中应用这方面的知识,在1986年全国第一届高层抗震技术会议论文集上,我便发表了《论高层结构抗震概念设计》的论文。

由于各种客观原因,我厌倦了体制内的工作,辞职了,严格来说是一走了之,没办理任何辞职手续。其实脱离体制除了厌倦,还有一个天真的想法,我谁也不依靠,等我赚到足够多的钱,我就停止赚钱,我用自己的钱支持自己搞技术哲学研究!刚开始下海很顺利,给香港老板打工很爽,他不断给我加工资,从月薪1500元(离开设计院时我的副处级工资是223.4元)起,第三年就涨到月薪20万出头。但可能是性格因素,不久我又辞职不干。自己创业,屡遭失败,研究技术哲学的梦就破裂了。我看书的习惯也就慢慢从为了研究技术的西方哲学转为为了修心养性的中国传统文化。看到一定程度,大概在七八年前,感觉要表达。就试着写了一首“七绝”,还颇为得意。回家就拿给我小哥(77级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看,小哥说意思不错,但不是七绝!因为不合格律。天啊!格律是啥玩意?现在还有人在用格律吗?我真是寡陋得可爱。

我一贯认为,创造知识那是天才者的事业,而学习知识是普通人的本分。只要有兴趣和时间,普通人没有学不会的知识!好了,既然有前人创造出格律的知识,我又有兴趣,那就学呗。终于让我找到启功写的关于格律的书,看了一半儿,不过尔尔。把书一扔就这么写开了。

知识是学不完的,关键是要学习学习方法,其实这也是技术哲学所要研究的课题。人家以为我看了很多很多唐诗宋词,其实我连《唐诗三百首》都没有,能背诵的诗词不超过十首(我从小就很反感背诵)。但叶嘉莹、顾随等人关于诗词欣赏、研究的书看得不少。

假如没有前面两个阶段对西方哲学、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仅仅懂得格律和背诵大量诗词,我想我是写不出诗来的。

我更想说的是,在我看来读书、做事、养猪、烧饭就是生活的各个部分,没有多大的区别,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如果一定要说一个方法,那便是一个好的生活的方法。懂生活就应该懂读书,懂读书就应该懂写诗,只要你感兴趣。母亲是一个文盲,她教不了我读书;但她教会了我生活,一种认真生活的态度。所以,假如说我有成绩,那便是母亲教出来的。

我对女儿的教育也是如此,女儿不管成绩如何,从未上课外班。我也从未指导她做过一次作业。有的只是聊天,即使她问的问题是作业,我也会聊到生活当中去。最后加一句,具体怎么做这道作业,那是你们老师的事儿。而往往跟我聊完天,孩子好像也就能自己处理掉那道作业了。

而保持一种好的方法,那便是形成习惯。在物理,便是惯性,物体保持运动状态的性质。思维也是一种运动。当你在做事很细心时,转去读书也是会很细心的。所以我很反对一些家长不让孩子做生活中的事,只专注于读书。

學:毕业分配那会是怎么安排呢?清华建筑系高材生那会肯定是各家单位抢着要吧?回头看,你的青春、爱情、理想都在八十年代,都可以分别谈谈吗?深圳大学那栋主楼还有深圳哪些地标建筑,说说你和他们的故事吧。

余:那个时代国家包分配,一切服从国家的需要。我们作为恢复高考的第二批大学毕业生,处在百废待兴的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确实是抱着改造社会的激情。我甚至没有想过考研究生,只想尽早出来工作,投身到热火朝天的改革开放的建设热潮中去。

由于我所学的是地下抗爆结构(课本都印着“机密”的戳),我都做好消失在边陲大山里的准备。等到毕业分配公布时,才知道自己可以回广州了。

1983年8月到了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在实习期,我做了一个四层高的仓库办公楼。说实在的,应该是做得很差,因为我在学校学抗爆理论、地下结构,主要做研究,毕业论文是“深井厚壳应力分析”。连怎么绘制施工图都不懂,据后来同事跟我说,当时结构组长说这个清华毕业生比建专生都差!差也得用呀,过完年便把我派到深圳分部,参加深圳大学教学楼的现场组,继续学习。

深圳大学是当年建设、当年招生、当年开学。作为最重要的教学大楼,那更是边钻探边设计边施工,紧张程度可想而知。中间一段时间,组长、各专业的老工程师出国考察。虽然组长事先也做了一些工作安排,但毕竟留下的是一帮贪玩的年轻人。可能我是学生干部出身的吧,我就根据具体的工程进展,逐一组织大家开展工作(我也不知道当时大家怎么会听我的)。忐忑的组长回国后,发现工作比走之前做得更好,可以跷二郎腿喝茶了。主要设计工作完成后,现场组撤走,院里就指定我个试用期还未满的人做现场设计代表,并负责我院在深圳所有现场暂时没有设计人的工程的问题处理人,包括火车站旁边的香格里拉大酒店(原名亚洲大厦)。

请记开工这一天,晴空万里彩旗鲜。

故乡经济齐飞起,新凯投资更领先。

造福黎民余荫永,拓荒祖辈美名延。

他时大厦高楼立,但愿长随汕尾蓝。

——汕尾蓝

这下便一发不可收拾,设计工程一个接着一个,从主计算人、主设计人到工种负责人,而此时我还没有任何职称。1986年正当我要参与当时全国最高楼广东国际大厦(63层)的设计工作时,被党组织抽调到省委整党办公室,参加茂名市的农村整党工作。鉴于我在工作中的突出表现,省委整党办对我做出了通报表扬。期间我也曾书面向省院做了自己的工作汇报,并提出对省院工作的看法和建议。据说此举在省院前所未有,这叫初生牛犊不怕虎吧。在结束整党工作,准备打道回府的时候,我被告知,我已经是省院党委委员,负责青年工作和兼管共青团。

回到单位后,我找了党委书记,对莫名其妙的工作调动表示异议,强调自己更愿意留在设计室搞设计。党委书记表示理解,但要求我同时也在党委办办公。这种“三心二意”的处境,为后来的窘境留下隐患。业务上,设计室主任是我的上司;职务上,我是设计室主任的领导。那个别扭劲儿啊,就甭提了。

大概过了一年多两年,政府在进行体制改革,设计院的一把手慢慢地从党委书记转移到院长,在这个过程中,明争暗斗就像激流中的旋涡,我身不由己。便连党委会都不去参加,只埋头搞我的设计。再加上1987年开始晋升职称,我这个早就负责过高级工程才能负责的工作、平均每年有一篇论文在全国性技术会议上发表的技术人员,却因为我在清华读五年制的书,而不能参加中级职称的晋级!还有很多很多现实问题,我失望了,对僵化的体制失望了。其实,当时只要我稍稍做某一方面的一点点妥协,我仍然可以风生水起。

1988年底,我父亲去世了。虽然表面上极尽哀荣,但我也看尽了人间冷暖。我不得不反躬自省,我的性格能在这种政治生态中生存吗?我的抱负能在这种现实体制中施展吗?1990年5月1日,我不辞而别……

爱情,不是一个可以随便拿来说的隐私,那是只关乎我和她的事儿。爱情的那些事儿,那就另当别论了,有兴趣的话可以大论特论。《三豕杂诗》里的《七律·珍珠婚》有所交代。爱情是个过程,我们的爱情从配合工程设计开始,兴许能在两个人的最后合作下完成了爱巢小筑的设计中臻于完善。

學:现在回头来看,诗歌对你意味着什么呢?现在诗出版之后送给朋友们,得来的反馈里,让你最有感触的是什么?

答:前面已经说了,我写诗只是个人的一种表达。说好听一点,就是《序》中所说的“人之为人”的确证。至于出不出版,之前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似乎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这点也可能是我的性格使然。我不会去预设某个目标,然后去努力实现。不!什么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执着,我更怕的是成了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悲哀。我永远对格言心存疑虑,同样的我也极其害怕振奋人心的口号。当然,方向还是要有的。

我有强烈的向往美好生活的冲动和愿望,而什么是美好的生活?可能有很多种答案,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自由和善。一旦有预设,那就不自由了;我秉心而行,可与不可之间,我执善!

当在犹豫出版时,却又冒出了一个支持出版的念头,一个长期以来若隐若现的念头。女儿小时候,有次她生日,我送给她一本《苏菲的世界》。女儿知道这本书是作者写给女儿做生日礼物的,便说爸爸你也写本书给我做生日礼物吧?我吓了一跳,连忙摆手说不行不行,爸爸不是作家呀。女儿说我知道,但不管爸爸写什么,我都会喜欢的!我知道这是我这辈子不可为的事,但爸爸相对于女儿的这个称谓,时时震撼着我:没办法满足女儿这么单纯而美好的愿望,将是我一生的遗憾!也许,女儿已经忘记了,肯定忘记掉了。但哪天我真的能出一本书(我清楚女儿当时说的书肯定不是技术方面的书)送给她,无形的石头将会落地!尽管悄无声息、无人知道。

“诗歌对你意味着什么呢?”我很想知道别人会怎样回答这样的问题。就像我说我不是诗人一样,诗歌对我而言不是“诗歌”,只是表达的一种形式,与聊天唠嗑,或画画跳舞,一个样子。读书是单向的聆听,写诗是双向的对话。对着朋友,对着先人,对着花草,对着灵魂,你一句我一句,不亦说乎!一定要说意味,那就是意味着我的生活多了一份内容,多一分精彩。有人说,生活不仅眼前的苟且,还有诗与远方。我说诗与远方原本就是生活,诗是说话累了的休息,远方就是散步不小心走远了的意思。

假如把诗歌当成一种职业,那又另当别论。只是,写诗能作为一种职业吗?

送书给朋友,溢美之词不绝于耳,爽极了!但有一点我没想到的,我的高二的语文老师郑绵文先生,92岁了,忘记了老师的稳重和威严,他焦急的再三追问书什么时候能送到;我的高一语文老师蓝秀卿先生,收到书后打电话给我,她在电话那头哭了。每念及此,我惴惴不安!老师,这只是学生的一份迟交的语文作业啊。

學:你觉得你是成功人士吗?你怎么定义和理解成功?您上次跟我讲述,你和一些有权有势的老同学自觉保持一定距离,我觉得中国很多人都做不到,或者不想。

余:某件事,有成与不成。人,没有成与不成。禽兽不如,也不是禽兽啊。功,是人为的等级。而谁能确定等级呢?我不能,所以我无法定义。

我以为人生最要紧的是有趣还是无趣。一般二者皆有,我在努力用有趣去驱赶无趣,比如写诗。

当官很好,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很不赖的方式。只要适合自己就好。大学时期我就想以后要当官,当最后一次作为学生代表去人民大会堂开会,走下台阶时,我还默默回头,望着巨大的柱身,心里想大会堂再见了,以后我会常回来的。只不过后来发现自己不适合此种职业和不适应此种生活方式。至于距离,那是双方的。我视当官为一种职业,若对方视当官为一种权势,那么距离自然而然就产生了。我有很好的当官的朋友。在官本位特别严重的中国,我也成了不合时宜的物种。

學:余兄的业余爱好除了写诗之外还有哪些?我觉得见您第一面就觉得有那种精光充沛、活力四射的感觉。培养一个兴趣爱好主要是为了什么?

余:爱好很多,游泳、骑车、摄影、自驾游,职业以室内为主,爱好自然多偏于室外的。写诗是近几年增加的爱好,比较适合老人,所以以后会以写诗为主。人是有限的,所以爱好也不能太多。当然,都是爱好也就没有爱好了。

兴趣能培养吗?我觉得兴趣是一种直觉,所以不是培养,而是发现。发现之后,欲罢不能,成了爱好;不过尔尔,或力不从心,算了。若不算了,很可能就变得无趣。职业才有为了什么,爱好没有为了什么。总不能说生活为了生活。我在想,若能把职业变成爱好,那将是非常美妙的事情了。

人要热爱生活!当你每天醒来时,发现你热爱的生活又开始了,难道不值得雀跃吗?没有什么比我还活着更令人惊喜的了!至于好坏、贫富、幸运与灾难、健康与生病,那都是生活的体验。没有坏的体验,你能知道好吗?体验得越多越深刻,你的人生就越丰富越精彩。每念及此,我便时时跃跃欲试。

前年心脏要做支架手术,我的感受新鲜极了。第一次住院,第一次坐轮椅,第一次进手术室,多奇妙啊。在坐轮椅去手术室途中,我让护士笑得灿烂一点,我自拍一张照片留念,要把她作为背景。手术中,医生把造影图给我看,全堵死了,医生问我用什么支架?我说医生你是打死狗要价呀。我拒绝任何探访,把住院当成一次神秘的探险。啊!人生不就是一次探险么,而写诗将是我余生的探险随笔。

年来成病老,顿觉与人疏。

故旧频期望,新诗尚阙如。

遥知春水满,但问白云无?

赊得它三朵,聊遮我敝庐。

——病愈出院

學:子女教育这块,您也相当成功。除了孩子本身的资质之外,您觉得作为一个过来人,可以给年轻的家长们传递哪些经验?

答:任何经验都是有边界条件。所以任何不讲边界条件,只讲经验的人都是骗子。

人这种智能生物分为三类:一类天才,一类白痴,剩下的是普通人。咱们普通人的脑结构是一样的,即咱们的资质是一样的,或者说咱们一样的有天生的智慧。出生后人有聪明和不聪明的差别,但智慧还在,不增不减。只是开发出来多少,和什么时候开发出来而已。

而早期的开发主要的是父母,千万不能认为是老师。老师主要的是教授知识,孩子不聪明不能怪老师,要怪就怪父母。有些父母本来就不是很智慧,如何开发出孩子的智慧?若说这方面也有“经验”可借鉴的话,我想谁也比不上《老子》。

我能劝说的是,正视现实,生活是有很多种形式的,不要去强挤那道独木桥,用心处处有风景。学知识不是独木桥,独木桥是指你心中的预设,比如名校情结。放下这个,春暖花开!反而会出现柳暗花明又一村。

读书分两种情形:你若把读书当成是将来谋生的手段,那么不要埋怨,人家怎么做大多数时候你就怎么做吧;你若把读书当成一种对学问的追求,那么不要埋怨,人家怎么做大多数时候你就不要那样去做了。

女儿将要去读博士,我问她读博士是为了什么?她就想听爸爸的奇谈怪论。我告诉她:你要记住,读博士不是为了职业,甚至也不是为了学问,而是为了让你的人生过得尽量精彩!职业、学问只不过是你在追求生活精彩的过程中的副产品而已。如若读博士成了你对生活精彩的追求过程中的障碍时,你可毫不犹疑的把它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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