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唐敖庆^*（1940化学）

在我的人生旅途中，有许多位老师、同事甚至学生给我以极大的帮助和影响，使我受益匪浅。在做人、处世、做学问方面给我影响最大的，当首推曾昭抡教授。

曾昭抡教授

湘黔滇旅行团教师辅导团成员合影。自左至右：李嘉言、毛应斗、李继侗、许维遹、黄钰生（黄子坚）、闻一多、袁复礼、曾昭抡、吴征镒、郭海峰

1936年夏，我在老家江苏宜兴准备投考大学。在选择什么方向这个问题上颇费脑筋。这时，有人告诉我：北京大学的化学系很好，那里有一位曾昭抡教授当系主任，治学有方。我也记起来了：曾经在《大公报》上读过曾先生的日记体连载文章《东行日记》，写他到日本的见闻和感想。文笔很出众，很有文采。时任《大公报》记者的范长江亦很推崇曾先生的文章；他认为，作为一位自然科学家，能有如此文采，实属少见。于是，怀着对曾先生的尊崇，我决定投考北京大学化学系，去曾先生门下求学。1936年秋，我考入了北大化学系。

曾昭抡先生是1931年从南京大央中学来北京大学当化学系主任的，他来北大后提出：教员要从事科学研究，要以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充实教学；把教学和科研结合起来。同时，他还抓实验教学，一改在黑板上搞化学反应的传统做法，并于1934年建立了本科生作毕业论文的制度。他特别注意教师队伍的建设，从外面聘请了一些有才华的青年教授到北大化学系任教。这些对北大化学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时聘到北大化学系的一些年轻教授给我们开出了一些水平相当高的课程。比如，孙承谔教授主讲的普通化学、钱思亮教授主讲的分析化学、朱汝华教授主讲的有机化学等。

1937年，抗战爆发。北大、清华、南开决定南迁。先是在长沙成立临时大学，半年后，又继续向西南迁徙，到昆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

1938年3月，我们由长沙向昆明迁徙。学校200多名家庭比较困难而无力支付乘车绕香港赴昆明的路费的同学，组织了赴昆明的步行团。一共有5位教授参加了步行团，他们是：曾昭抡、闻一多、李继侗（生物学家）、袁复礼（地质学家）、黄子坚（教育学家，步行团团长，后来担任过天津图书馆馆长）。几位教授边步行边搞社会调查，我们每天早晨五六点钟天还没太亮就起床吃饭，然后上路，中午在路上吃。学校给每人每天2角钱，除了吃饭，还要用来喝茶、买草鞋等零用。晚上五六点钟到住地休息。每天早晨，当我们披着星光走了二三十里路时，天才放亮。这时远远看见曾昭抡教授已经坐在路边的公里标记石碑上写日记了。等我们赶上来后，他又和我们一起赶路。曾先生每天如此。看来，他至少比我们早起一两个小时。

在昆明时，我听了曾先生两门课，《有机工业化学》和《高等有机化学》。当时西南联大的化学系力量很强，特别是有机化学更为突出。有杨石先教授、曾昭抡教授、朱汝华教授、钱思亮教授，他们4人分别讲了4门不同内容的高等有机化学，我都听了。曾先生的课讲得很精彩，内容丰富，逻辑性强，听后收获很大。曾先生主张启发学生自己努力学习，钻研问题。我从曾先生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曾先生还关心和支持进步学生运动，是一位很进步的教授。

1945年，抗战胜利。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准备回北方复校。1946年春天，华罗庚教授从重庆回到昆明，告诉我：曾先生要他转告我，兵工署要派3位教授去美国考察原子能。3位教授是曾先生、华罗庚、吴大猷，允许他们3人每人带2位青年助手。曾先生准备带我出去，另一位是王瑞（后来留在了美国）；吴大猷带李政道、朱光亚；华罗庚带了1位，是孙本旺。5人中最大的是孙本旺，其次是我。朱光亚和王瑞是1945年毕业留校的青年教师，当时李政道是大学三年级学生。为了让我们做好出国准备，华罗庚教授、吴大猷教授还给我们讲课指导。

1946年9月初，我们到了美国。曾先生比我们先到达，他住在旧金山加州大学一位华人教授的家里。我到了美国后立刻去看望曾先生，曾先生告诉我：“你到哥伦比亚大学去读书。”实际上，我们5位青年人（李政道、朱光亚、孙本旺、王瑞和我）一到美国就分头到不同的大学去读书了；他们3位先生（曾昭抡、华罗庚、吴大猷）则分别到大学去做访问教授。曾先生到加州大学后，遇到了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的化学教授Halford。曾先生把我推荐给Halford教授，Halford很愿意接受我做他的学生。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每学期给曾先生写一封信，汇报我的学习情况。曾先生在回信中给了我很多鼓励，勉励我努力读书，准备报效祖国。

在美国时，曾先生和我的一次谈话至今难忘。当时国内正在进行解放战争，东北战场的形势发展很快，有一些原来属于我们的城市又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了。这些情况使我很担忧，于是，有一次我就这个问题去请教曾先生。曾先生说：“这表面看，好像于我们很不利，其实不然。这些城市就像给国民党背上了一个一个包袱。早晚会把它压垮。总有一天，这些城市都会回来的。”曾先生的话使我在迷茫中看到光明。后来回国以后，我在毛主席的书中看到了类似的话。看来，当时曾先生已经读过毛主席的书，他是在按毛泽东思想和我谈形势。在曾先生的影响下，我在美国参加了进步学生运动。

1948年，曾先生写信告诉我，他要先回国了。后来我才知道，他是经香港去北京参加第一次政协会议。他要我在美国安心读书，等待祖国解放。1949年，我写信告诉曾先生，我的书已经读完了，要求回国。曾先生很高兴，要我回来后到北京大学任教。根据曾先生的意见，我于1950年正月初五经香港转天津回到北京。我在北京住在教育部招待所，等待分配工作。曾先生当时住在沙滩一套三间房子里，一间是他住室，另一间用作会客，还有一间空着，他让我住进去。第二天，我就从招待所搬到了曾先生那里，开始了和曾先生朝夕相处的一段生活。

曾先生告诉我：“马上要开学了，这学期你要开普通化学课，不能用现成讲义，必须自己写。”因为春节已过，开学在即，时间相当紧张，我就抓紧时间赶写讲义，写出一部分就送一部分给曾先生审阅。看过两部分以后，他就不看了，看来他比较放心了，但我还是按照曾先生的要求写讲义。

曾先生为了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想得很深，想得很远。他四处寻觅人才投身祖国的科学事业。记得我刚回国，他问我：“国外有没有好的学生，可以请来北大任教？”我马上想到了我在美国的同学徐光宪先生。曾先生听了我介绍的徐光宪的情况，很感兴趣，并明确表态：“聘请徐光宪先生和他夫人高小霞（也在美国）来北大任教。”我立刻给徐光宪写信。徐光宪在1951年五六月间和夫人高小霞先生一起回到了北京大学任教。

1952年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曾先生找到我说：“东北是一个重工业基地，但还没有一所综合性大学。中央决定在东北人民大学增设理科。现在北大、清华、燕京调整后可以抽出人去支援东北。你怎么想？”我回答说：“我服从组织分配。”并照此填了“服从组织分配”的志愿，同时附了个条件：希望不要做行政工作。1952年，我被调到东北人民大学工作。同时调去的还有清华大学的余瑞璜教授（物理）、燕京大学的蔡馏生教授（化学）、北京大学的朱光亚教授（物理）和王湘浩教授（数学）。

1957年，曾先生被错划为右派，但很快就摘了帽子。1958年，他被调往武汉大学任教。他一到武大立即投入工作，开创了我国的元素有机化学学科。他是我国元素有机化学的奠基人。

1967年12月8日，曾先生武汉逝世。

我深深地怀念给我以深刻影响的老师、一带学人—曾昭抡教授。

（转自《一代宗师——曾昭抡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唐敖庆，量子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化学系。其师曾昭抡，化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20年毕业于清华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