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忍涛,1918年在昆明师范学校毕业,考入北京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1925年毕业后以成绩优异被选送到美国留学,他选学军事,考入著名的维吉尼亚军校;1929年毕业时又以名列前茅的成绩被保送到德国留学;在德国,他进了参谋大学,专攻理化科学和军事化学;1931年,李忍涛自德国学成回国。1932年2月,中国首支防化部队——“军政部学兵队”在南京成立,李忍涛担任上校队长。
李忍涛(1904-1944)云南鹤庆人,先后毕业于清华学校、美国维吉尼亚军校与德国参谋大学,国民党军队中将,中国化学兵部队之父。
李忍涛最后的归宿,是与飞机一同化作耀眼的火球,消融在祖国的天空里。
这是1944年的10月28日,在结束了中国远征军缅甸兰姆加尔基地的视察工作后,民国化学兵部队总队长李忍涛乘飞机回国。但由于间谍泄密,在喜马拉雅山东南第三峰的上空,四架等候多时的日机袭击了将军的座机,机上九人,无一生还。
噩耗传来,国民党军队参谋总长何应钦悲痛至极,望天长哭道:“小日本毁我臂矣,此仇不报,死不瞑目。”
何应钦之痛,同时也是年轻的中国化学兵部队之痛。作为这支新式军队的一手缔造者,李将军的一生,便是中国化学兵部队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象征与缩影。
早在欧美留学时,李忍涛就以专攻军事化学而在同僚中小有名气。此时的中国军队中,不仅没有专业的化学兵部队,甚至大多数军官与士兵“皆不知化学战为何物”。1933年,在李忍涛的推动下,蒋介石决定成立化学兵部队,为对外保密起见,把“化”字去掉,称为学兵队。
在学兵队士兵的回忆中,这是个“身材魁梧,四方脸,浓眉大眼,英气逼人”的将军。针对当时军人普遍存在的各种病态,他亲手制定了学兵队的队训:“阳刚、诚实、乐观;我见我到我克服。”
这儿的士兵与其他部队有着明显的不同。他们走路时握拳直肘,转弯时不能走斜线,必须走出一个漂亮的直角。他们的训练时间长达两年半,除了普通士兵必须掌握的各种技能外,还专门有一年时间,学习各种先进的化学战术。
在这支部队成立两年后,民国政府为准备对日作战,举行了一场大规模军演。以江苏句容县为决战地区,当假想敌日军进入该区域时,学兵队施放烟幕弹以代替催泪性毒气。演习的结果,该区域的日军假想敌被全歼。
当时参加演习的部队,毫无化学战知识。据史载,看到满天烟雾,有人惊惶不安,有人高声谩骂,甚至有军官高喊:“打仗就打仗,这搞的是什么名堂。”在高处观战的蒋介石,看到化学战的真正威力,也惊出一身冷汗。
自此,这支初具雏形的化学兵部队引起各方瞩目。日军为此投入了大量财力物力,以李忍涛的部队为假想敌,在本土举行了多次化学战演习,还为准备用于侵华战争的30个师团近200万名士兵配备了防毒面具与解毒剂,就连近9万匹战马,也配备了防毒衣罩。
但不为外界所知的是,一直到1942年,李忍涛指挥的化学兵部队也只有4个团,武器装备大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过时产品,数量也严重不足,平均150名官兵才能分到一副防毒面具。由于蒋介石过于心爱这支部队,他们也很少投入战斗。
不仅如此,这支特殊部队,还几乎遇到被裁撤的命运。在一次最高军事会议上,有将领对学兵队的作用提出质疑,要求其改为普通步兵师开赴前线。于是,李忍涛据理直言,留下了一段足以载入军事史册的话语。
将军说:“在华的100多万日军,人人都背着防毒面具,这是怕谁呢?不是怕在座的各位将军,而是怕学兵队。化学兵虽然耗用国家粮饷,但比起日军花的钱,那就微不足道,若是将学兵队裁撤或改编,日军从此便可无所顾忌,请各位想想,学兵队是有好?还是没有好呢?”
在随后的滇缅战场上,学兵队终于开始大显身手。1943年2月,李忍涛率领学兵队的两个炮兵团,到印度兰姆加接受美式装备。由于学兵队的士兵受到过严格训练,与盟军的配合极其默契,他们有效阻遏了日军化学兵部队的袭击,立下了赫赫战功。
他早已做好了杀身成仁的准备,却未曾想过是这样一种结局。在将军阵亡之后,有属下翻阅遗物,看到其手书“将军百战阵前死,壮士十年裹尸还”,不由得叹道:“将军壮志未酬矣!”(林天宏)
转自 中国青年报 2010年6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