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宗璞／口述 陈洁／整理

冯友兰和宗璞父女

１９３５年冯母吴清芝将返回河南，全家在清华大学住所前合影。中为吴清芝，左二为任载坤，右为冯友兰。首排四子女，左起：长女钟琏，长子钟辽，次女钟璞，次子钟越。

父亲一生有三方面的贡献，一是写出了第一部完整的、用现代逻辑方法的中国哲学史，是这个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二是建立了他自己的哲学体系；第三他是一位教育家。很多人对这点不熟悉。我想着重讲一讲。他一生没有离开过讲台和学校。１９１８年他在北大读书时就曾到中学进行考察，写了《参观北京中等学校记》的调查报告。对当时的军事化教育提出不同看法。所谓军事化教育是指教材、教法整齐划一。他觉得这不利于人的发展。

他从美国留学回来，担任中州大学哲学系主任、文科主任。中州大学是新建的，河南历史上第一所大学。１９２５年校务主任离职，父亲主动向校长要求接任，他说，“我刚从国外回来，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前途，可选择的前途有两个，一是事功，一是学术。我在事功方面抱负不大，只想办一个好大学，所以需要指挥全局的权力。否则，我就要走学术研究的路子，那就要离开开封，去一个学术文化中心”。校长没有答应，但对他的直言很赞赏。父亲当年八月就去了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后来１９３０年河南中山大学（即中州大学）再聘他为校长，但他“已经在清华找到安身立命之地”，没有去。

１９３５年冯母吴清芝将返回河南，全家在清华大学住所前合影。中为吴清芝，左二为任载坤，右为冯友兰。首排四子女，左起：长女钟琏，长子钟辽，次女钟璞，次子钟越。

父亲长期做高校管理工作，担任清华文学院院长１８年，在西南联大也任文学院院长。１９３０年和１９４８年，两次被推选为清华校务会议临时主席，主持清华校务。写过大量的教育论著，《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国立清华大学教授会宣言》、《大学与学术独立》、《论大学教育》等。

父亲很爱护学生。他曾说在学潮中，学校负行政责任的人是政府任命的，不可能公开站在学生一边，但和学生又有师生关系，爱护学生是当然。所以只能中立，希望学生不要罢课。这一态度与蔡元培、梅贻琦都是一样的。国民党军警迫害的学生只要信得过他，到家里来隐蔽，他都尽力掩护，从不问他们姓名。他保释和掩护过的学生有黄诚、姚依林等。

他认为大学要培养的是“人”而不是“器”。器是供人使用的，知识和技能都可以供人使用，技术学校就能做到。大学则是培养完整灵魂的人，有清楚的脑子和热烈的心，有自己辨别事物的能力，承担对社会的责任，对以往及现在所有的有价值的东西都可以欣赏。

他是自由主义的教育家，几十年如一日，始终在北大、清华、联大维护和贯彻那些教育理念：学术至上、为学术而学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等。

１９４０年，教育部长陈立夫三度训令联大，要求统一全国教材、统一考试、设立核定的必修课程。联大教授抵制这一命令。信是父亲写的，列出不从命的几大理由，说“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教育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关……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教育部为有权者，大学为有能者，权、能分职，事乃以治”、“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师严而后道尊……今教授所受之课程，必经教部之指定，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之一科员不若。在教授固已不能自展其才，在学生尤启轻视教授之念”等，后来联大没有按照教育部要求统一教材和课程。

教育部提出给联大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们特别办公费，也被拒绝了，信显然也是父亲写的，说“同仁等献身教育，原以研究学术启迪后进为天职，于教课之外肩负一部分行政责任，亦为当然之义务，并不希冀任何权利。……倘只瞻顾行政人员，恐失均平之宜，且令受之者无以对其同事”。联大能够“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也有父亲的努力。

这些教育思想在父亲是一贯的。在１９４９年后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批判，他还想方设法写文章或发言，为之辩护。提出“抽象继承法”，写《树立一个对立面》，提出大学哲学系应该培养哲学工作者，而不是普通劳动者，当然受到更严厉的批判。

父亲是爱国的，别人问他１９４８年为什么从美国回国，我对这个问题很惊讶，他不可能不回来。政权可以更换，父母之邦不能变的。父亲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他在西南联大碑文里写中国：“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他曾撰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写了挂在书房东墙，人谓“东铭”，与张载的《西铭》并列。父亲尝引用《西铭》的末两句：“存，吾顺事；殁，吾宁也。”来说明自己对待生死的态度，虽然风狂雨暴，他活得很怡然、泰然。他生前自撰茔联，“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这联现在就用甲骨文刻在父亲的墓碑背面。

下面说些杂事。我几十年在他身边，身兼数职，秘书、管家、门房、护士兼跑堂。他的脑子很好使，什么都记着。平时看起来完全不问家事，但会突然提醒我：“明天该订牛奶了。”１９４５年祖母去世，父亲回家奔丧，县长来家拜望，父亲不送，而家里旧亲友来，都送到大门。乡里一时传为美谈。１９４８年他从美国带回一个冰箱，在清华是惟一的，大概全北京城也不多。得知校医院需要，当即就捐了。

父亲喜酒，但从不多饮。３１岁时曾和另三位先生，一夜喝了１２斤花雕，这是少有的豪放了。父亲还很幽默，他在家时常给我们讲笑话，比如柏拉图买面包。哲学教授们自称为“哲学动物”，有时用哲学开玩笑。抗战初期，西南联大几个教师从长沙赴昆明，过镇南关时，父亲的手臂触到城墙骨折。金岳霖对我说，司机警告大家，要过城门了，不要把手放到窗外。别人都照办，只有我父亲开始考虑，为什么不能放车外，放和不放的区别何在，其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何在，还没考虑完，就骨折了。

父亲晚年耳目失其聪明，自称“呆若木鸡”。一个人的时候就背诗文，最喜韩文杜诗，还有《古诗十九首》。我现在知道他８５岁以后从头开始写《新编》有多难，我现在才７９岁就不行了。

１９９０年１２月，父亲毁去了皮囊。他去世后，我还能收到寄给他的信。第一次拿到时，心里又凄然又异样，好像混淆了阴阳界，好像父亲还活着……

摘自 宗璞著《旧事与新说——我的父亲冯友兰》，新星出版社2010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