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一代标杆：他是京城六十年代跳得最高的中学生，是那一代学生思考、奋斗的代表性人物

一生为证：从插队陕北的生产队会计，到全力筹建的国家会计学院院长

　　■陈小悦

　　1947年1月5日生于福建省福州市。原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国家会计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为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副会长、中国会计学会教育分会会长，是中国现代会计学的创始人之一。2008年被发现身患癌症，于2010年3月19日23时16分在广州逝世，享年63岁。

　　■本文作者阎阳生简介

　　1947年11月14日生于山西阳城。1967年清华附中毕业后，历经工农兵学商。1982年毕业于北京建工学院，后在联邦德国留学。回国后任北京科学院业务处长、全国工商联宣教部副部长、《中国工商》杂志社总编。

　　■他是北京市中学生跳高冠军，这一纪录保持了十一年

　　去年冬至，陈小悦送给我一本《家在清华》，书中的内容全由“文革”时清华大学教授的子弟细细道来。

　　陈小悦的一生虽然波澜迭起，但还是一个典型的清华子弟。他1947年1月出生，不到一岁就随父母来到清华园。从清华幼儿园、清华附小、清华附中到清华大学，从本科读到博士，从讲师、教授到系主任，直至出任清华经管学院副院长。

　　和他一起在清华园长大的张美怡回忆：“我还依稀记得和小悦手拉手上幼儿园的情景。那时，小悦已表现出兄长的姿态来保护女孩子。”在颐和园大戏台表演新疆舞的照片上，陈小悦戴着花帽，但裤子显得太短，表情严肃像个小大人。四男四女分站两边，他（她）们是华罗庚的女儿华苏、张光斗的女儿张美怡……

　　他们的父亲大都是从海外回到新中国的教授。陈小悦的父亲陈梁生，是清华大学唯一的哈佛博士毕业生。二战后期加入了对日作战的美国海军，1948年应校长梅贻琦聘请，从哈佛来到清华任教授。他桃李满天下，指导过的学生中包括国家主席胡锦涛。

　　陈小悦1960年以第一名考入清华附中初中，成绩是202分，比满分还高2分，因为他居然做出了一道“极限”的附加题。同学丁爱笛有一次和陈小悦踩着铁管过校河，不小心掉到河里。捞起陈小悦的大书包，竟发现有一本黑格尔的《小逻辑》。

　　作为清华附中精英教育的第一批预科生，陈小悦包揽了几乎所有的奖项。他平时只看英文原著，外语考试已经无法对他评分。

　　他双腿修长，身高1.85米，在中学生运动会上两次夺得跳高冠军。在体育崇拜的清华附中，他成为全校同学英雄般的偶像。在走廊上低年级学生让开道路追随其后，在操场上女生们远远地欣赏他做准备活动和练习过杆。

　　但是此时的陈小悦并不张扬，在同学的眼里甚至有些孤独。他是清华附中的骄傲，但并不是领导树立的榜样。在那个阶级路线的时代，榜样是那些品学兼优又出身好的干部子弟。他跟我说：“第一，学校也没有给我吃什么偏饭，我也不需要再怎么培养教育；第二，就是出身有一些问题，学校对这事心里也是很明白的。”

　　那时运动会高中分甲乙组。高一时他跳过1.76米，取得乙组冠军。高二时升入甲组，学校觉得他理所当然地应当蝉联，结果他冲冠失败。校领导找他谈话，提醒他说，是不是骄傲了。

　　这一年，陈小悦感到压力，默默地读书和训练。1966年5月中学生运动会，他跃过1.80米的横杆再次夺回全市冠军，成为全北京六十万中学生中跳得最高的人，也成为清华附中走上顶峰的象征。由于紧接着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这项纪录保持了十一年。

　　■一夜之间他变为“修正主义接班人”的标本

　　1966年5月，红卫兵在清华附中产生。几乎一夜之间学校领导垮台权威扫地，陈小悦也从德智体的尖子变成了“修正主义的苗子”。在红卫兵开始和学校领导、后来和团中央工作组的争斗中，“红卫兵老是拿我作例子批斗别人。”陈小悦后来回忆道。

　　而父亲在美军的历史被说成是“特务”，这是陈小悦从高峰跌落的转折点。“我父亲那时在美军还真是做情报工作，把收集到的资料，包括大量地图上的中文翻译成英文或者倒过来。”他的叔叔陈朴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曾任台湾国民党“最高法院”院长。

　　他亲眼目睹了校长万邦儒被打，校长曾经是清华附中“一条龙”改革的绝对权威。挨打的还包括邢家鲤，他是清华大学主管附中的领导。陈小悦对一个细节记忆犹新：“他一走进学校，看见操场上一大群人，就把眼镜摘下来了，放到了口袋里，因为他知道要挨打了。”

　　但是最使他痛苦的是母亲高恬惠被打成“叛徒”，因为她当时就在清华附中当老师。母亲在学校是语文教研室主任，在家里是勤俭持家的慈母。

　　陈小茁回忆：在食物奇缺的“三年灾害”时期，母亲总能想办法买一些高价食品，藏在家中慢慢分给我们三个孩子吃。那时上初中的小悦，正是长身体食欲旺盛的时候。不管母亲把食品藏在什么地方，总能被他很快找到，然后一扫而光。

　　现在看着母亲穿着破旧衣裳，在大太阳底下拔草，他作为家中的长子、学校的尖子，却无能为力。当时红卫兵既把他当成打校领导的靶子，又想当成反戈一击的武器。但他远离各派的拉拢，坚持独立的思考和孤傲的人格。在学校两派发生武斗时，他随同“大串联”浪迹四海，默默地从书籍中寻找答案。

　　对于红卫兵“为什么偏偏产生在清华附中？”他觉得：“学生的思维足够的活跃，也有足够的优越感。这是清华附中的特点。但是这种思潮有中国文化很劣根的一些东西在里头。”但在“文革”后，当对和他一起插队的红卫兵进行外调审查时，他出具了客观宽容的证明信。

　　荒唐岁月中也有逍遥的时刻。“文革”中，清华“臭老九”的孩子闲散在家，又不能像干部子弟那样打群架拍婆子，只能打篮球下围棋找禁书。那时清华子弟攒了个篮球队，每天下午都出去约球。小悦以出色的弹跳和灵活的反应成为绝对的主力，甚至敢挑战体育学院的本科生。清华下围棋的圈子已经盛不下小悦，竟撺掇他跟陈祖德杀了一盘。是役，陈小悦面对中国棋坛第一人毫无惧色，竟每每挑起厮杀。结果当然是惨败，但足够壮烈，围观者大呼过瘾。

　　那也是他读书最杂的时期，为彷徨的心灵寻求出路。他不仅被知识分子出身的问题长期压抑，也看到了干部子弟的瞬间跌落。他回忆起挚友杨力明的父亲是水利电力学院的院长，被逼得跳楼自杀。陈小悦知道无力对抗“出身”，只有用行动表白自己。

　　■陕北插队，他挑着上百斤的粪筐超过了所有的山地农民

　　1968年年初，被政治遗忘的老三届各谋出路。第一批“红五类”光荣参军，从红袖章变成红领章。陈小悦和丁爱笛等几个同学割破手指，写血书要求到最艰苦的北大荒，但遭到当政的军宣队拒绝，北大荒是敏感的中苏边界地区。

　　但他们还是扒上了去黑龙江的火车，辗转来到了千里冰封的北大荒。在宝清县完达山853农场，陈小悦像救赎原罪的教徒。他们创造了一天装车的最高纪录：一包250斤，一车60包，一天26车。

　　他对机械着迷，改造了康拜因，能降低15％油耗。不知他10年后报考清华汽车系是否缘于此。但当时场长却迟迟不予以推广。后来在一再催促下交了底：他属于“黑老九（反动知识分子）”子弟，要控制使用。

　　这时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他和丁爱笛又扒上入关的火车，要当“地道的农民”。但因和查票的列车长发生争吵，到山海关被赶下火车。这还算客气，同车被抓的逃票农民，必须扛石头偿还车费。

　　他说，“从黑土地到黄土地”，那是命运多舛又充满理想主义的年代。随着郭路生诗中“一声尖厉的汽笛长鸣”，北京中学生作为一个整体下到农村。陈小悦经过六天的行程，1969年1月19日，到达春寒料峭的陕北农村。

　　到了延川县关庄公社，他们才知道必须男女搭配，结果我们班的8个女生和陈小悦等6个男生成了仅剩的两个组。彭晶莹回忆当时的情景：“我们的组合就比较晚了。张家河离公社最远，当别的队都把学生领走时，天都擦黑了，村里才来人把我们领走。”

　　刚进村时没有柴禾烧，要去十几里的山里刨树根，砍荆棘。当这些女同学沿着大号解放鞋的足迹找到陈小悦他们时，热汤都快结冰了。在学校只能仰视陈小悦的女生们，如今成了朝夕相处相互扶持的“新农民”。

陈小悦一米八几的个子，几十斤的粪筐，十几里的山路，一天要往山上送好几趟，干了一辈子的村民没有敢和他叫板的。每次队里评分，他都是满分十分，成了队里的超壮劳力。第二年获得丰收，被推选为会计，县文化馆专门来给知青队照了这张唯一的合影。

1971年陈小悦（前蹲左3）在陕北延川插队时和同村知青合影（供图/彭晶莹）

　　在一度分灶派饭时，小悦挑选了一户最穷的人家。这个武姓人家是当年逃荒过来的，但有六个漂亮的女儿。他白天顶着太阳干活，晚上点着麻油看书，“但见土炕的被子旧衣脏袜滚成一个蛋推到墙角，炕上却是到处伸手可触及的各种书籍。”（籍传恕回忆）短短两年，陈小悦把大家带的几箱子书读了个遍：从黑格尔到费尔巴哈，从《资本论》到《资治通鉴》。

　　苍白的岁月中，也爆出小悦的不少趣事。无数人证明，常年缺油饭量奇大的陈小悦，过年一气吃了130个饺子。但他入乡随俗用土疙瘩解手，以致患痔疮动手术住院，房东最漂亮的小女儿还去看过他。

　　在窑洞的麻油灯下，他在读书之余苦苦思索。夏天的夜晚，他和段北星“到窑洞外撒泡尿，仰望高原上满天的星斗，那种惆怅，那种向往！”陈小悦说，农民其实和我们没什么两样。但决定命运的，却是一纸身份。三十年后，他重回张家河，捐资助学、烧香上坟，又匍匐在这片把他熬炼成男人的黄土地上。

　　■有学者称，他专注的学术专题，是可以冲击诺贝尔奖的课题

　　1977年，同样已为人父的我和陈小悦，分别参加了那扭转命运的高考。我由于内心愧疚，没敢填报清华大学。而陈小悦终于如愿以偿，以延安地区第一名考上清华。重回相濡以沫的清华园，他如鱼得水，一入学就夺得跳高冠军。

　　他在而立之年，开始了再攀高峰的第二个三十年。第一个十年，他在清华汽车系读到博士毕业。第二个十年，他毅然转型到加拿大攻读金融经济，再拿博士学位并出任会计系主任。第三个十年被清华经济管理学院聘为副院长，接着筹办国家会计学院并继任院长。

　　第一个十年我们像两条平行线，那正是改革初起空前解放的八十年代。我从西德留学回来后，下海卖起了时装和冰激凌，和成了电视主持人的霍秀儿邂逅，她是“文革”时清华附中的校花。她带我又见到陈小悦，一起去医院看望史铁生，并由此进入了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圈子。

　　这是一个哲学沙龙，几乎全是“文革”时受过批斗、或边缘化的知识分子子弟组成。作为黄金三角的史铁生、陈小悦和孙立哲，每次争辩都海阔天空，堪称经典。其中最多的是对“文革”和民族性的思考。我说：“如果你们要反思‘文革’，最好有一个当年对立面的老（红卫）兵。”

　　在这个学术气息浓厚的圈子里，我和陈小悦的交往最有动感。1994年我遭遇车祸，他从清华园骑着自行车斜穿京郊到小西天来探望，那时他已评上了清华大学第一批教授。有一次同学聚会酒后兴起，我们比起仰卧起坐，双双超过一百。这引起海外老同学的公愤：你竟敢瞎吹赢了陈小悦？！

　　2004年，我到经管学院看望，他送了我一套英文的新作。但他贵为副院长，却只穿着毛边的牛仔短裤。他最烦开会，但每天下午打篮球“雷打不动”，从不屑于为官之道。据他的弟子陈东说，在他年近60岁时，“还在国家会计学院运动会上，以1分钟连续做107个俯卧撑，力压各年龄组选手获得冠军。”

　　兼任清华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的朱镕基总理，对于这个个性桀骜的学者型教授十分了解，主要倚重他的教学和研究能力。陈小悦作为副院长，可以由此参与很多务实的研究，陪同接见西方的阁僚和专家。有机会追随朱总理，无疑给他打开了一个国际视野和操作平台。

　　朱镕基在国家会计学院组建期间，要求清华大学起“依托”作用，指名抽调陈小悦任主管教学的副院长，并把他的排名由最后提到第一。

　　总理的知遇之恩，和对开创中国现代会计体系的理想，使他离开资源丰厚的清华毅然赴任。几年后，他接任国家会计学院院长。对此，他并不矫情，“读书人也并非都那样清高，老杜（甫）不也喜欢别人称其为杜工部吗？”

　　陈小悦写道：“人生如幻如梦，但冥冥中又似有定数。我从1969年从北京下乡至陕北农村插队，当年冬季成为生产队会计，可能这也注定了我会以此为生。1994年我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受命筹建会计专业，并于1995年任清华大学第一任会计系主任，从此便走上了不归路。”

　　他为改变会计制度的弊端身体力行。他对朱镕基所写的校训十六字题词，最强调的是“不做假账”。得知小悦去世后，朱镕基专门送了花圈，这也是他唯一给一个小他20岁的后辈的花圈。

据兼任浙江大学商学院院长的美籍教授李志文介绍，陈小悦专注的“资产定价理论和财务管理理论的统一”的研究项目，是可以冲击诺贝尔奖的课题。他带领弟子元旦爬香山已成为固定的节目。他对追随其后的弟子答疑解难，指点江山：“在攀登顶峰时，最陡的坡也是最短的路。”

2009年9月9日，陈小悦教授在国家会计学院给研究生最后讲课（供图/阎阳生）

　　他跟自己的团队说：接好棒，就成功了一半。在他几次做癌症大手术之后，尽管辞去了院长职务，但还坚持带烧给研究生讲课。他魁梧的身姿和坚毅的人格，让人忽略了岁月的年轮，被女大学生粉丝称为“清华大学的高仓健”。

　　■他定的标准是：全场篮球、100个俯卧撑、十里竞走、爬上香山

　　去年立冬，我们谈到生死。我说，你应该做自己最紧迫的事情。陈小悦那时62岁，刚从国家会计学院院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他列举了一串必须做的事：带博士生、赴美讲学、作为多家公司独立董事的报告、云南农场的拓展……我说，你应该写一本书。

　　在一年多里，孙立哲动用了从“冰冻”和“火烧”的一切绝地治疗，他和在美国的陈小茁教授都是世界癌症协会的成员。在清华附中校友的邮件上，充满了无数的“加油祈福”，陈小悦以惊人的毅力一次次地和死神擦肩而过。

　　在去年11月7日最后的聚餐前，孙立哲提醒我们情况并不乐观。但席间陈小悦依然侃侃而谈，还论证了我山西老家黄河流域的“史文化”、他闽浙老家和长江流域的“卜文化”及西南少数民族的“巫文化”。

　　陈小悦属南方人血统，却身材高大棱角分明，可谓有领袖气概的“南人北相”。经我们推演，其远祖也来自山西。大家都避开病情，尽量说些轻松和祝福的话题。但他低声对我说：“阳生，我理解你的意思，会写一本书。当然，至于我还能活多久，就是立哲他们的事了。”

临别时，他忽然提到十年前和我比赛仰卧起坐的故事。他说：“我肚子上还有刀口，我们做一次俯卧撑吧。”而此时他刚做完两次大手术，取出了几十斤的癌变肿瘤。当我们看到他不顾劝阻，以标准的姿势撑起病重的身体时，在场的人无不震撼唏嘘，默默期盼奇迹再一次出现。

2009年11月26日，陈小悦在西双版纳（供图/萌萌）

　　他说，要静下心来从哲学思考来写这本书，并邀我有空儿去小住。他在云南勐海开辟了一个庄园，当作晚年的回归自然、汇聚老友之处。他“结庐”而居、养狗喂鸡、荷锄下地、迎来送往，仿佛生命永无尽头。

　　过了2010年元旦，他终于开始动笔，并取名《梦苑随笔录》。他给孙立哲发短信：目标是活过8月13日。这是该病两年的存活记录。但天妒英才，他刚刚开篇，就又被送到广州手术。孙立哲的情况通报由十天、一周，缩短到每天。

　　一直照顾他治疗的郭林女士说，陈小悦最放不下的四件事就是：资产定价模型、清华会计研究所、勐海的庄园和女儿萌萌。他隔着重监室，用笔吃力地写下：老爸想吃哈根达斯。这是父女间的一个小秘密。

　　他说，生命要有质量，否则活着干什么。他定的标准是：全场篮球、100个俯卧撑、十里竞走、爬上香山、参加公司会议、专心学术写作、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他在一次同学聚会上，用俄语朗诵了莱蒙托夫的《白帆》。这是他最喜欢的句子：

　　……看，一叶孤帆闪着白光，/在雾蒙蒙的海面上。/它寻找什么在那远方？/它抛下什么在故乡？

他生命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要看电视。”那时他血压180，四肢冰凉，已经知道自己不行了。周围的人慌乱地翻找遥控，他在神志的最后一刻，仍保持着冷静和生命的尊严。他看着电视新闻闭上眼睛，带着对外部世界的向往走向彼岸。

（供图/阎阳生）

　　他曾说过：“跳高是所有的田径项目中最壮烈的一个，任何跳高运动员的每次比赛都会在最后一个高度以失败而结束。”3月19日子夜忽然黄沙封城，我手机上的广州短信周期越缩越短，直到分钟。朦胧中小悦站到他熟悉的横杆前。

　　不过，这一次他没有落地，跃入云端。

转自 北京青年报 2010年5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