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智山慧海传真火,愿随前薪作后薪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 陈来

20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冯友兰（1895－1990）、张岱年（1909－2004）、朱伯崑（1923－2007）三先生相继去世，学术界突然发觉，中国哲学研究领域进入了“后大师时代”。“后大师时代”的中国哲学研究何去何从？这是每一个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在《燕园问学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中，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史家陈来以亲见、亲闻、身体、力行向我们昭示：大师可以被超越，但不能被绕过。只有了解大师的思想历程，学习大师的治学方法，濡染大师的精神气象，传承大师的终极关怀，延续大师的学术慧命，日新不已，创造不已，才能铸就“后大师时代”的大师，推动中国学术的不断发展。

　　陈来在书中讲述了他在北大燕园的问学经历，对恩师冯友兰、张岱年以及前辈朱伯崑、陈荣捷等先生的风采和对自己的教导、帮助有翔实的记述，也回忆了与著名学者邓艾民、邓广铭、周一良、杜维明、傅伟勋等人的交谊。整书娓娓道来，真情灌注，读来倍感亲切，一下子拉近了我们与“泰山乔岳”般的大师们的距离。

　　陈来先生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张岱年教授攻读博士研究生。张岱年，字季同，一字宇同，著名哲学家张申府之弟。1936年，27岁的张先生写成《中国哲学大纲》一书，建立了“中国哲学体系问题研究的典范”。1939－1944年间，张先生写成“天人五论”（《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品德论》、《天人简论》），构筑了“分析的唯物论”。1957年，张先生发表论文“中国古代哲学若干概念的起源和演变”，将逻辑分析法应用于中国哲学的概念、命题研究，“提供了研究中国哲学的最重要的方法典范”。（《张岱年先生的学术贡献》）与冯友兰先生一起，张岱年先生被公认为20世纪我国中国哲学史研究最有威望与成就的大师。

　　陈来先生说，张岱年先生治学与教人，一主太史公（司马迁）所谓“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他个人从张先生所得全部训练，亦可以归结为这八个字。意思是说，读古人书要仔细体会其原意，并用“解析”的方法加以严谨的分析、表达。（《岂弟君子教之诲之——张岱年先生与我的求学时代》）作者进一步把这一方法表述为以下几点：（1）好学：“日知其所无，月无忘其所能”；（2）新：“作论文要有新见解”；(3)精细：“学有中心，一专多能”；“代表著作要细读”；（4）勤：“常写文章”；(5)谨严：“戒穿凿，也要戒肤浅”；（6）自由、独立的思考；（7）“胸有成竹，目无全牛”：前者指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后者指对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都要进行分析，不要把任何一方当作不可分析的整体。（《追忆张岱年先生》）作者将这一方法运用于博士论文《朱熹哲学研究》的写作，获得了“叙述异常完备、分析异常周到、考据异常精到”的评价（陈荣捷：《评陈来的〈朱熹哲学研究〉》）。

　　20世纪80年代，九旬高龄的冯友兰先生不顾“耳目丧其聪明”的危险，毅然决定重写中国哲学史。作者受北京大学哲学系委托，协助冯先生《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从此建立了与冯先生亦师亦友的学术因缘。冯先生30年代撰写了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奠定了他哲学史家的地位。抗战时期，著《贞元六书》（《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建立了他自己的哲学体系，从而奠定了他哲学家的地位。冯先生是现代中国哲学研究领域最具哲学通史眼光、在国际学术界影响最大的哲学家，也是备受争议的哲学家之一。作者基于“同情的了解”的立场，客观而公允地评价了冯先生在文革时的遭际（《冯友兰先生小传》），不仅抵制了国内一部分人盲目抵毁大师的动机，而且也扭转了海外学者对冯先生的误解。

　　作者领会到的冯先生和张先生的学问气象是不同的，所谓“冯先生似明道（程颢），张先生似横渠（张载）”。冯先生的“道学气象”表现为“乐易和粹，从容自得”（《默然而观的体验：记冯友兰先生》）张先生的立身之道则是“刚颜木讷，直道而行”（冯友兰语）。与张先生大力阐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相比，作者认为冯先生的“终极关怀”体现在其自撰的对联中：“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上联中的“旧邦”、“新命”出于《诗经·大雅》：“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旧邦”指中国，“新命”指现代化，“阐旧邦以辅新命”写的是冯先生晚年学术工作的目标和宗旨，即写出他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体会，以便使新时代中的中国能够保持文化上的同一性。下联是冯先生一生追求达到的精神境界。“高明”指最高的精神境界，“中庸”是指这种精神境界的实现不离乎人伦日用，“而”字表示高明与中庸不可离，有高明而无中庸，就流于虚；有中庸而无高明，便失于俗。作者极力表彰这种终极关怀的性质：“对民族和文化的眷注是对中国知识阶层具有终极意义的关切。”（《冯友兰先生的终极关怀》）这种终极关怀，也通过作者后来坚持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表达了出来。1990年，冯友兰先生去世，去世后数月，《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这部题献给冯友兰先生的著作中，作者用“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统一来把握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精神境界，进一步发展了冯先生的“精神境界”说。

　　另一位对作者的学术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学术大师是陈荣捷先生。陈荣捷先生是20世纪后半期欧美公认的中国哲学权威，英文世界中国哲学研究的领袖，也是国际汉学界新儒学与朱熹研究的泰斗。作者与陈先生的交往渊源于对朱子“理生气也”一语的考证。后来作者的《朱熹哲学研究》和《朱子书信编年考证》出版后，陈先生写了书评，对二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更难能可贵的是，年近九旬的他不辞劳苦为后书补做了一份近20页的索引，一时传为国内外学术界的佳话。为了表达对陈先生的感谢，作者的《有无之境》一书亦题献给陈荣捷先生。

　　大师往矣，但大师的精神、风范永存。1982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冯友兰先生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冯先生做诗以明志：“智山慧海传真火，愿随前薪作后薪。”这句诗是冯先生和他同时代的大师们一生致力于中国学术的传承和发展的真实写照，也是陈来先生燕园问学的真实写照：自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先后问学于张岱年、冯友兰、朱伯崑诸先生，汲汲以诠释中国哲学的精神、传承中国哲学的智慧、推动中国学术的发展、促进中国文化的复兴为己任。我们可以断言，中国哲学的智慧“真火”不会熄灭，必将继续燃烧下去。（蔡世昌）

冯友兰先生1928年到清华执教，曾担任了18年清华文学院院长。

张岱年先生曾于1928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一生中五进清华园，与清华有“不解之缘”。1985年至1993年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首位所长。

转自 中华读书报 2010年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