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艺术上,张仃是顶级大师,而在生活当中,他却如孩童般纯真明净,不谙世事。
上世纪30年代他在延安用艺术挥洒革命热情;50年代他承担起一系列“包装”新中国的设计工作;70年代他冲破思想禁锢,把艺术导入现代化空间;80年代他游历祖国名山大川,改革山水画;90年代他推崇民间文化,倡导艺术为生活服务……
张仃,这位20世纪的中国“大美术家”,每一个十年,他都走在时代的前沿,都有当之无愧的影响力。而在生活当中,他却如孩童般纯真明净,不谙世事,因为唯有艺术,才是他毕生的追求。
2010年2月21日,张仃因病离世,终年94岁。
将光鲜荣誉当成浮云
1917年,中国还处于北洋军阀黑暗统治之下,思想界涌动着各种新思潮。张仃诞生于这样的年代里,在辽宁北镇长大,自小着迷于绘画。
14岁,稚气未脱的他像斗士一样,用手中的画笔去批判腐朽政权、去反抗外敌侵略。
1934年,年仅17岁的张仃在北平发起“北平左翼美术家联盟”,呼吁共产主义理想,呼吁鲁迅的进步文化力量。此后,他战斗的火花一直烧到了延安。
1949年初,开国大典的美术设计工作重任落到张仃的身上。
在天安门城楼的柱与柱之间悬挂巨型宫灯,传达中国古典大气的符号;主持设计中南海怀仁堂、勤政殿室内环境;主持参与国徽、全国政协会徽、全国政协会议邮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纪念票的设计……这一切都离不开张仃的灵感和心血。
“他是新中国的首席形象设计师。”清华大学美院教授、张仃的学生邹文说,那时的张仃,是学生们的偶像。邹文回忆,第一次见张仃老师,是在他入学那年的开学典礼上。张仃还未走上主席台,他的名字被念出来的那一刻,台下已是掌声雷动。
“但他的荣誉特别容易丢掉,从来不储存过去。”邹文介绍,毛主席曾给张仃写过四封信,他都弄丢了;毕加索与张仃关系非同一般,曾给他一本画册,并题款签名,还模仿他名片上的笔迹写过“张仃”两个字送给他,但张仃从没向人提起。
尽管张仃是很多人崇拜的偶像,被赋予了很多光鲜的头衔,他总觉得人类在艺术上已经创造了这么多高峰,自己才做了一点点,根本不算什么。“我活了80多岁,就没见过像他这样淡薄名利的人,名利对他来说,就像一阵风刮过就没了。”张仃的第二任妻子理召说。
零下20度风中野外写生
张仃没有业余爱好,只有在艺术中他才觉得人生有趣。理召说,在家的张仃要么画画,要么写字,要么读书,每天如此。偶尔看看新闻,电视剧。
在家的日子,张仃每天4点就爬起来画画。饿了,夫人又没起床,他随便抓起冰箱里冷藏的馒头、面包就吃。6点起床时,理召发现,画完一张小画的张仃已浑身汗透。
1984年,张仃从行政岗位上退下来。离休报告被批准的那一天,张仃兴奋得忘乎所以,回到家中就在地上打滚。理召解释称,那是因为张仃觉得,今后有更多的时间来画画了,他一辈子就想当一个画家。
这是张仃第三次与土地“亲密接触”。
第一次是为理想。当张仃奔赴延安,一踏上解放区的土地,他高兴,就躺在地上打了个滚。
第二次为艺术。1949年解放了北京,他走进了故宫,看到太和殿,被中国劳动人民的智慧创造折服,不由得跪下。
第三次为自由。离休了,自由了。69岁的张仃提出要出去写生。理召陪着张仃,经常出入深山。只要进了山,张仃一秒钟都不休息,像疯了似的,夜里做梦都在画画。理召说,清早起来,张仃常说他做了一个梦,画了一张画。
画画时的张仃很有激情。有一次零下20多度的大风天,张仃野外写生时旁人叫他不走,只好拿塑料袋套在他头上,让他继续作画。那天张仃冻得发烧了,自己全然不知,被人送到镇医务室抢救。
1997年,张仃脑中发现了一个脑膜瘤,从这时开始,他不再出去写生,后来坚决不画画了。
“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理召也只能猜测,张仃画画要有一个条件,他必须身临其境,被那种自然的神奇感动了,才会有激情去画画。当他无法走出家门,深入大自然,就没法画画了。此后,张仃改写书法,每天都写很多篆字,不知疲倦。
“勤奋到我们觉得他完全是个劳动模范。”邹文说,老年的张仃基本上除了大病期间,从来没有间断过写字。
看不懂电视剧中的欺瞒
“他没有生活能力。像他这样的人,确实很少见。”理召说,张仃从来不知道自己的工资是多少,不会做饭,不会买菜,更不会买生活用品。他是人民币设计的领导组织者之一,却对人民币的面值没有概念。
“他老年时的境界已经在云端了。”邹文这样评价老师在生活上的状态。
邹文口中的张仃,就像《天下无贼》里的傻根一样,认为天下都是好人。很多人用各种理由要见张仃,为的就是骗取他的画。而张仃总是很容易相信对方。
每次有人提醒他是被欺骗了时,张仃会很不理解。因此,改革开放后的电视剧他很多都看不懂,对贪污腐败和各种坏思想不理解。也恨透了社会上很多做法,有时候,孩子们跟他谈一些不好的事情,他听后曾气得太阳穴上的血管突起,把门打了两个洞。
张仃有很重的烟瘾,一直要抽大烟斗,医生怕影响他的身体不让他抽,但他又戒不掉。家里人就给他买了假烟“如烟”给他换上,直到去世他都不知道烟被换了。“他其实感觉到哪儿不对了,但是他想不到。他单纯、善意,绝对不会先怀疑你。”
妻子眼中的张仃
常为妻子设计服装式样
“他很与众不同。”小张仃10岁的夫人理召是在延安见到这位被称为“延安三怪”之一的美术家的。在理召的记忆里,张仃喜欢穿高筒皮靴,着皮夹克,头发梳得像普希金一样,很时尚。很欧化,这是理召对张仃的第一印象。
上世纪80年代中旬,张仃的第一任妻子去世了。1986年,他用简简单单的言语向理召求婚:“我们都这么了解,如果我们组成一个家庭,在生活和事业上都能安排得好,因为你很单纯。”就这样,理召成了张仃生活中的伴侣。除了妻子的角色,她还负担着保姆的任务。
尽管自己什么都不会做,画起画来也不讲究吃的东西,可张仃对吃什么还是很讲究。吃饭时,他喜欢品点小酒,而且是看菜配酒。还很喜欢吃起司,拿起司下酒。清早起来的早餐永远吃不厌的就是咖啡奶、面包、黄油、果酱,“你给他改变他还不乐意,就是喜欢。”
做张仃的老伴,理召说很辛苦,但也很有趣。生活中的张仃充满了幽默,爱开玩笑。张仃走路喜欢急匆匆,眼睛光看前面不看地面,被理召说了两句后,他马上就猫着腰,走着猫步,龟速步行,“你不是要我走得慢吗,我就这样子走了。”这样的幽默,总在不经意间让理召忍俊不禁。
张仃还会给理召设计很多服装式样,偶尔跟着夫人逛商店,看到合适的布料就让理召买下来。可理召总觉得,她找不到一位很好的裁缝,将老伴想要体现出来的气质给表现出来。
这些服装画稿,现在都成了学服装设计的孙女的参考资料。
儿子眼中的张仃
为救受惊小猫架梯爬树
在三儿子张大伟的眼里,上世纪50到70年代的父亲一直很苦闷。
文革期间,张仃长期受到批判,甚至被打得浑身是血,但每次回家前,他喜欢在外面坐很长时间,梳理好头发,整理好衣装,挤出笑容,以最好的状态面对家人。
窗外的高音喇叭吵个不停,被批斗过的张仃累到不想动弹,但还是会让妻儿们给他读书,读鲁迅,读雨果,读列夫·托尔斯泰和莱蒙托夫;让全家每天都唱《外国名歌200首》里的歌。给孩子们讲中国和世界的文化,中国美术史、文学。
“他说这个国家绝不能抛弃文学和艺术。”在张仃的支持下,文革期间,几个孩子还偷偷办地下刊物。这在当时是极危险的事,但张仃认为,丢掉对美好事物的追求更可怕。
在当时的高压之下,张仃让一家人感受到了更美的世界。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张仃内心才慢慢平和。“有点孩子气化,单纯化,内心很宁静。”孩子们眼里,父亲是一个真诚慈爱,又非常坚韧和谦虚的人。
更多时候,张仃是沉浸在艺术中的。在香山住的时候,他每天早出晚归,穿的衣服也破破烂烂。当地的孩子都认为他是一个疯疯癫癫的画画老头。
有时候,张仃也有孩子气的地方。
张仃特别喜欢猫,有一次,为了救一只被鸡吓到树上的小猫,他不顾年事已高,驾着梯子就往树上爬。他还会给孩子们做风筝,表演木偶。
张大伟说,有一次父亲把桌子都遮起来,自己躲在里面点上蜡烛,给他们演影子戏。结果里头太热,最后他热得满头大汗地出来了。(王卡拉 韦璐明)
转自 新京报 2010年5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