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郑振铎(1898—1958)，祖籍福建长乐，生于浙江永嘉（今温州），我国著名作家和文学史家。1931年秋季起，他曾在清华任教一年。1958年10月18日，作为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在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阿富汗等国途中，因飞机失事殉难。

有人对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不以为然，但其开创之功，以及把非正统文学纳入经典史的做法，难被抹煞。中国各个门类的史学，历来有意识形态投射的传统，个人撰写历史的艰难不难想象。正是新文化运动带来的各种学术观点的确立，有助于个人撰史原则的形成。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研究就是一例。其他多位学术大家各辟蹊径，充满总结文学遗产的雄心。今天来看，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研究是综合的、全方位的，意味着要有更大的视野、复杂的框架与整体思路的延展。

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2年问世，出版后不久遭到鲁迅质疑。鲁迅认为，郑振铎的史学受胡适影响太深，对孤本秘笈的探究不少，有点像文学资料长编，缺乏思想与观点。此番看法，鲁迅后来有所修正——他把对胡适那一套的不满加在了郑振铎头上。由于郑振铎写书速度奇快（写作这部80万字的著作仅用一年多时间，顺手时一天可写五千字），占有资料的芜杂与广泛令人咋舌，难免最初给鲁迅那种印象。

在例言中，郑振铎写道：“许多中国文学史，取材的范围往往未能包罗中国文学的全部。”“近十几年来，已失的文体与已失的伟大的作品的发现，使我们的文学史几乎要全易旧观。决不是抱残守缺所能了事的。”由此可看出郑振铎的学术方向，文本的重新发现是他生发个人史学的重点。

改变旧有文学史框架，不会是件容易的事。郑振铎关注唐、五代的变文，金、元的诸宫调，宋、明的平话以及明、清的宝卷、弹词，大有把俗文学与正统文学相混合的意思，期有颠覆之效。他在书的自序里，开宗明义挑明自己的观点，表达对中国文学史研究长期贫血化与匮乏化的不满：“难道中国文学史的园地，便永远被一班喊着‘主上圣明，臣罪当诛’的奴性的士大夫们占领着了么？难道几篇无灵魂的随意写作的诗与散文，不妨涂抹了文学史上的好几十页的白纸，而那许多曾经打动了无量数平民的内心，使之歌，使之泣，使之称心的笑乐的真实的名著，反不得与之争数十百行的篇页么？”

立意如此，在这部向正统文学史“掺沙”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结构里，作者分古代文学、中世文学、近代文学三大块，区分于与朝代相关的划分形式。在章节处理上，郑振铎处处流露把弱变强、把强变弱的意思，不少地方让人出乎预料。比如，他对唐诗的处理，对李白、李贺这样的大诗人不过千字着墨，甚至几笔带过，分析也是印象式的，足见对其着意的回避。这已成为本书的特色——改换读者对传统经典的认知，有效补充俗文本部分。同样谈唐代诗人，郑振铎中意杜甫，单辟章节阐释。以此可知他在美学趣味上是重民轻官、推崇真实有质地的文学的特质。郑振铎厌烦文人式的风雅以及传统定评。

其实，每个读者都有自己的中国文学史，尤其是在官方的文学史之外，会不自觉建立自我趣味的后花园。新文化运动以来，传统的美学原则一直被弱化，到后来，以阶级分析这套方法一统天下，专家学者纷纷用政治钥匙开学术之门（甚至出了一批大家名著，一时效仿者无数），留下满纸荒唐，让人目瞪口呆。这一百年来，中国文学史一直是本乱账，好的作品是哪些，好在哪里，并没有建立让人服气的评选原则。个人强有力的文学史于此显得十分重要。

鲁迅在给友人的信中，曾推荐郑振铎的这部著作，与开始的看法相比态度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当年，也有叶圣陶、夏丏尊等人热力推荐，甚至有位日本学者认为郑振铎这部著作的学术成就超过了王国维。这些看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广受读者欢迎却是不争的事实。国内多家大出版社相继重印，累计已有二十多万册。2009年9月当代中国出版社又重出此书，比历次印刷都更让“图”焕发光彩。郑振铎当年力推插图本，可谓有先见之明。

现在最大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在世界文化视野中完成中国文化的自审。有一部法国人皮沃与蓬塞纳编的《理想藏书》，中国文学作为亚洲文学部分，被关注到的十分有限，不及日本文学，与中国人自己看自己完全两回事。还有一个问题是如何推出个人视野的史学文本，让学术从长期的政治与历史紧张症下解放出来。今天围在中国文学史这口学术大灶旁的至少有几万人吧，但读者又能得到几个有特色的文本呢？

郑振铎晚年以文物大家闻名，抢救流失文物、善本不遗余力。他是中国文化的酷好者，从这部著作引用的多种书目中，读者可以觉出他对文本的痴与爱。痴与爱，对学术而言应是不可或缺的。郑振铎的痴爱，在这个人人东张西望的时代倒像有福者的见证了。（贾晓伟）

转自 北京日报 2009年12月14日